“老子天下第一”的話題，不用多舉例，一個“道比天大”，就剝奪了上帝和王權的神性。今天且不說老子的“革命性（李約瑟語）”，隻說把《道德經》看作是老子的著作是一大冤案。

說老子冤的不是從今天開始，可以說代不乏人，就連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也認為老子被人冤枉了。近代以來，說老子是冤案的也大有其人，比如嚴複、章太炎、胡适、魯迅等。

而範文瀾的評價卻讓人不明就裡，他說中國文化史上的最大冤案是老子，然而他所說的冤案，指的是道教把老子奉為教祖這件事。範先生其實是批判老子的，說他比孔子還反動，孔子複古隻複到西周，而老子複古要複到太古（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周代思想概況》）。

道恒無名

《中國通史簡編》是範文瀾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寫的書，書中的觀點還是新文化運動疑古思想的餘緒。

說老子是天下第一冤，不是說老子的某種主張被曲解，也不是說老子被道教拉入“幫會”，而是說老子的整個思想體系被篡改。

你可能會覺得這麼說太嚴重，那就讓我們簡單梳理一下兩千年來思想史的發展脈絡吧。

漢王朝是在連年戰亂之後建立起來的，從陳勝吳廣起義到楚漢相争，戰争進行了7年，這麼長時間的戰亂，其結果當然是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滿目瘡痍，國家窮到什麼程度？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民失作業，而大饑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車”。

劉邦身邊謀臣，運籌帷幄的張良，“六出奇計”的陳平都是道家人物，面對現實，漢初統治者采納了黃老道術，廢除秦朝苛法，與民休息，恢複社會經濟。

劉邦與張良

劉邦叫陸賈寫文章，分析秦始皇為什麼會失天下，他為什麼能赢得天下。陸賈在《無為第四》中寫到：“事愈煩，天下愈亂，法愈滋，而奸愈熾，兵馬益設，而敵人愈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他建議劉邦寬刑薄賦，與民休息。

這一思想順應了時代要求，也是對黃老思想的解釋。老子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人多知巧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盜賊多有”，“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為也，是以不治。”

就這樣，漢初确定了黃老道術休養生息的治國之策。

此後經過幾十年的“文景之治”，對内勸課農桑，對外和平息戰，重視“以德化民”，到景帝後期時，“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

“玄學”是儒家思潮。“玄學”不等于老莊哲學，這是曆史上對儒家解老莊思想的稱呼，準确地說，玄學是魏晉時期出現的一種儒家哲學思潮，因為“玄”字源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王弼注曰：玄，謂之深者也，故有此稱。其研究對象是所謂的“三玄”，即《老子》《莊子》和《周易》。

自此之後，玄學取代兩漢經學，成為思想主流，影響了南北朝的老莊之學、佛學、易學，直至宋代的理學，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深遠，可見一斑。

然而，玄學雖然以“祖述老莊”立論，但主流成員卻是當時的著名經學家（儒家“五經”），如：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都是當時經學界的大儒、名士。

玄學是一種以儒解道的風潮，不是道家思想的新階段。現在人們動辄把“玄”跟老莊聯系在一起，就是魏晉以來形成的習慣性稱呼，這個稱呼本身就不準确。

為何熱衷老莊之學？東漢末年到兩晉，大一統的王朝分崩離析，漢武帝時期形成的儒家學風漸漸減弱，文人士大夫厭倦了經學的繁瑣、谶緯神學的怪誕，以及三綱五常的說教，轉向新的學術領域，尋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自然就找到了老子、莊子。

為了維系儒家的“禮法”、“名教”、“人道”思想，他們用他們自己“認為”的老莊思想，重新注解《論語》《周易》，并對兩漢經學進行了改造，建立起了“以無為本”的哲學本體論。這是百家争鳴以來的又一次自由學風的養成期，因此中國哲學，或者說儒家哲學進入一個新的天地。

《道德經》是玄學家的成果。目前，在國内市場（包括網絡）流行的注本，多出自王弼本《老子注》，王本《老子注》自魏晉以來，一直是傳世孤本。

因此，傳世本不是道家的注本，恰恰是玄學家王弼的“注老”代表作。作為儒家人物，王弼對莊子“尊老抑孔”的思想當然予以颠覆，認為“老不及孔”，于是以儒道兩家的共同經典《周易》為媒介，試圖通過“以易會通孔老”，以易學"寂感"說，把儒道兩家的聖人，跟《易經》中的聖人，嫁接在一起，重新建構新的“聖人觀”。

理學即是“道學”。但此道非彼道，老子的道是自然之道。理學家的道是道德神學，即被賦予了神格的道德。宋代理學是從兩漢一千多年來“儒門淡薄，收拾不住”情況下的一次儒學大爆發，這是在長期的道佛重壓下，儒家們對于道佛兩家的反擊，同時也吸納道佛兩家的思想，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建立依據。

因此，“理學”是以儒家學說為主流，兼容道佛思想的哲學理論，其目的在于論證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

理學在唐末五代就已萌芽，到了“北宋五子”的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灏，以及三蘇、王安石、司馬光等大儒，幾乎個個都是老學專家，或精研佛學，但其思想主旨依然是儒家學說。

南宋時，理學漸成氣候，朱熹總成之。但無論是程颢、程頤、朱熹的太極之理的外在，還是陸九淵、王陽明“心即理”的内求，雖以儒家思想立意，但同樣都是三教合流的結晶。

理學的影響波及至今。理學在宋代尚未成“國學”，甚至在朱熹病亡前，其學說還被斥為“僞學”，他本人還戴着個“僞師”的帽子，學生則被斥為“僞徒”，不久，憂憤而亡。

但這并不影響後世對朱熹及其理學的尊崇。元朝到明清600多年，朱子《四書集注》一直為曆代封建王朝所垂愛，作為治國之本，也作為人們思想行為的規範，成為封建科舉的标準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标準答案。

既然理學是600年來的主流思想，《道德經》自然歸入了在野學術，注解《道德經》的也多是儒家人物，影響老子思想傳播的還是儒家人物。

出土文物的面世，給我們解讀《老子》以更多的參照。當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甲乙本，江門郭店出土楚國戰國竹簡《老子》甲乙丙本，加上海外漢簡《老子》的回歸，給我們解讀《老子》提供了更多的參照本。饒宗頤先生曾就不斷發掘的地下文物發出驚歎說：這将是中國自己的文藝複興！

可是研究人員發現，帛書跟王弼的《老子注》相比，短短300多句，500餘字的經文中，竟有700多處不同。誰是誰非？從帛書出土那天起就争論不休。

且不提反對者的各種聲音，隻就支持者的聲音簡單歸納如下，限于篇幅隻就一個“無”的改動，來說明老子“一字千鈞”的重要性。

“無有”是老子的規律論，即從無到有，從有到無的自然規律論述。“道”也不是是“無”！《老子》的“道”論是一個理論體系。

《老子》是自然主義哲學，他隻通過事物現象揭示自然規律。而傳世本是玄學家王弼的注本，其間的玄風過濃，動辄不可知，不可說，與老子的“吾言甚易知甚易”背道而馳，完全陷入儒佛論道的不可知論。

《老子》中的“無”，是漢字一級字，通元，意即初始，元始、源頭，在《道德經》裡，全被王弼改成了“無”，把原本富有無限可能的“無”，改成了一無所有的“無”，使源頭治理的“無為”一下子變成了不作為的“無為”，把積極進取，有效防範的作為，曲解為被動不作為的消極主張。

一個無字的改動，把老子關于“無”狀态下的所思所為“無名、無欲、無求、無知、有無相生”等探索精神，統統“無”掉了，即把關于事物的源頭、初始狀态下的想法、欲求、智慧等防微杜漸的“科學”行為，全部抹殺了，變成了虛無主義。

于是“有無相生”被解釋為從空無裡産生有，從有裡産生空無。于是“三十輻共一毂”，就找不到那個“無”在何處。

以朱熹為例，學生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帖。”

問：“‘三十輻共一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辟阖下上。車之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朱熹能把“四書”解成“标準答案”，可是遇到這個“無”字，便隻能靠猜：某嘗思之。

老子的意思是，把輻條裝配在同一個車毂裡，輻條不存在了，有了車子的輪子，這樣一無一有，車子有了使用的功能；用陶土燒制器皿，陶土沒有了，有了陶器，這樣一無一有，使陶器有了使用價值；鑿掉泥土，牆土無了，房間有了，這樣一無一有，使房間有了居住的功能。所以說，有提供便利，無發揮了作用。（并非真的無了，那個無的東西隻是變換一種存在形式，比如陶土變成陶器）

因此，曆史上關于老子“無為”就是什麼也不做，“不争”就是與世無争，“小國寡民”就是複古倒退，“将欲歙之必固張之”就是陰謀等等，都是強加給老子的莫須有的罪名。

我不反對任何版本的《老子》（《道德經》），也不強烈建議任何人換成帛書，各有各的堅持，不少人讀《道德經》一樣能讀出原滋原味的老子思想。隻是，能讀懂就好，能相互交流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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