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方本原劑量中日比較研究

崔衣林1，2 ，傅延齡 1 ，劉旎 1 ，張思琪 1 ，倪勝樓 1 ，宋文傑 3

在過去的兩千年間，諸多醫家對經方本原劑量的問題争論不斷。 近年研究結果表明，東漢時期的一兩，今為 13.8 g [1-2] ，但中日 各時代衆位醫家均對此存疑 [3] 。 在第 2 階段和第 3 階段，對于一兩為多少克的問題， 日 本醫家得出了與中國醫家不同的結論。而随着研究進入到第 4 階段的現代，中日 兩國的研究結果均認為一兩極為接近 13.8 g。 中醫起源于中國， 但在後世的研究中， 中日 兩國對經方本原劑量研究結果産生了分歧。 那麼這個分歧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分歧？ 雖然現代中日 兩國的經方本原劑量研究結果一緻，但是在臨床上兩國用藥劑量差别很大 [4] 。 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的發展源流進行厘清。

1 經方本原劑量迷失于梁、隋、唐

1.1 中國的梁代（502—577 年）、隋代（581—619 年）、唐代（618—907 年）

經方本原劑量的問題，早在一千年前的唐代，甚至在更早的梁代，衆說紛纭。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曰： “但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 晉秤始後漢末以來，分一斤為二斤耳，一兩為二兩耳。金銀絲綿，并與藥同，無輕重矣。 古方唯有仲景， 而已涉今秤， 若用古秤作湯， 則水為殊少， 故知非複秤，悉用今者爾。 ”後來孫思邈和蘇敬贊同了他的看法。 這 3 位醫家均為當時著名的醫藥學家。 但是，東漢以來， 卻出現了複秤、古秤、今秤、南秤、晉秤、神農秤等多種秤，此階段的人們已經對仲景使用的秤的具體劑量産生了分歧。

1.2 日本的飛鳥時代（593—710 年）、奈良時代（710—794 年）

中國的梁代、隋代、唐代相當于日 本的飛鳥、 奈良時代。 此時期遣隋使、 遣唐使相繼來到中國，從此日 本正式開始了與中國的直接交流 [5] 。 其中《諸病源候論》《千金方》在日 本醫界影響巨大 [6] 。701 年日 本政府仿效唐朝典章制度， 制定了大寶律令。 另外唐朝高僧鑒真以世界上第一部國家頒行的藥典《新修本草》為基礎，在日 本傳播了唐朝最新的中醫藥知識。

對劑量的研究而言，因為此時期在中國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秤，所以劑量換算法十分複雜。 日 本根據從中國傳播來的信息，不斷修整為本國的度量衡标準。 對于經方本原劑量的探讨和争論也影響到日本醫學界。 宮廷醫官出雲廣貞于 808 年編撰的日 本最早的醫藥書《大同類聚方》中提到，他根據遣唐使所提供的資料，重新制定了藥物的度量衡 [7] 。 而在日本現存最早的醫書《醫心方》中引用了《本草經》和《範汪方》的記載： “《本草經》雲： 古秤唯有铢兩而無分名， 今則以十黍為一铢， 六铢為一分， 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 今按《範汪方》雲：六十黍粟為一分。 ” [8] 但是此書中卻沒有關于秤的劑量的記載。 筆者認為《醫心方》的著者丹波康賴在諸多中國醫籍中， 未能很好地明确秤的折算标準， 因而未在他的著作中對秤的劑量進行相關論述。

由此可見，此時期中國流傳到日 本的典籍，不僅在國家制度、法律、醫學等領域産生了巨大影響， 而且也使日 本原有的度量衡發生了改變。 因此關于度量衡的觀點，在這一時期中日 兩國研究沒有差異。

2 經方本原劑量迷失延續于宋、金、元

2.1 中國的宋（960—1279 年）、金（1115—1234 年）、元（1271—1368 年）時期

宋代煮散劑得到普及，減少了用藥劑量，但仍有部分醫家保留了傳統大劑量用藥。 醫家們對經方本原劑量看法也開始出現不同，但所得結論相差不大。 林億在《新校備急千金要方例》中提到“古三今一”的說法（今為 13.75g）[9] 。 同時代的朱肱、龐安時也贊同林億的看法。 陳無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中提到“漢唐十兩合今三兩”（今為 12.4 g）[10] 。 沈括在《蘇沈内翰良方》中還提到“古一兩當今二錢六分”（今為 11.2 g）[11] 。

到了金元時期，臨床處方用藥劑量方面論述很多。 部分醫家保留了宋代的認知，另一部分醫家則認為， 随着宋金元時期度量衡發生變化， 方藥劑量也需進行相應調整。 成無己在《注解傷寒論》中保留了傳統劑量“古三今一”（今為 13.8 g）[12] 。 劉完素又提到“古方四兩為唐宋一兩”（今為 10.3 g）[13] 。 王好古和吳恕雖然認為“古三今一” [14] ， 但是這個時代的度量衡不同，此時代的“一兩”為 12.7 g。 由此可見，金元時期醫家們關于經方本原劑量的看法沒有太大差異，均為“一兩”等于今 10.3~13.8 g。

2.2 日 本的平安時代（794—1185 年） 、 鐮倉時代（1185—1333 年）

宋、金、元時期相當于日 本平安、鐮倉時代，兩國的貿易往來頻繁，《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醫學著作得到了廣泛流傳。 此時期日 本醫學界的變革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是宮廷醫向禅宗僧醫轉變； 二是醫療對象以貴族為中心轉向一般民衆。 這一時期出現了很多用日 文編寫的醫書， 中醫學得到了廣泛普及， 但對于本原劑量的研究卻甚少。 一是因為擁有大量可用作研究資料的醫書的宮廷醫已經退出了主流， 而禅宗僧醫又缺少研究必須的資料， 因此本原劑量研究無法發展。 另一個原因則是煮散劑開始流行。 煮散劑是按照傷寒論的劑量稱藥，而每次服用 3 錢到 5 錢，今為 12 g 到 20 g， 劑量問題不會影響到臨床， 因此劑量研究甚少。

3 經方本原劑量迷失加重于明、清

3.1 中國的明（1368—1644 年）、清（1636—1912 年）時期

進入明清時期，方藥臨床劑量發生了較大變化， 對經方本原劑量也出現了 2.85~22.2 g 多種折算，差異很大。 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提到“古之一兩，今用一錢可矣”。 明代為一劑一服， 一服藥煮一次，一次服完。 如果按照唐代用法一劑三服的話，一劑的藥量需要 3.75 g 的 3 倍，也就是 11.2 g [15] ，與唐代的研究結果（一兩為 13.8 g） 相差 2.6 g， 差異不大。 李中梓和王肯堂也贊同了李時珍的看法。 張景嶽在《景嶽全書》中提到“古一兩為今六錢”（今為22.2 g）[16] 。 進入清代， 對經方本原劑量的考證， 結論更為多樣。 王丙認為“古一兩準今七分六厘強”（今為 2.85 g）[17] 。 徐大椿認為“一兩合今二錢”（今為7.5 g）[18] 。 錢潢和章太炎認為“漢之一兩為今二錢五分”（今為 9.375 g）[19-20] ，和宋代沈括觀點相同。 陳修園和李文榮認為“古一兩今在二錢到三錢間”（今為11.25 g）[21-22] 。 吳謙認為“一铢約今四分一厘七毫”（今為 12.2 g）[23] 。 通過以上文獻可以看出，清代偏向小劑量用藥，所以對于劑量的研究結果較前代數值偏低。 因此，筆者認為清代醫家所理解的張仲景的臨床用藥劑量為小劑量用藥。

3.2 日 本的戰國時代（1467—1590 年）、安土桃山時代（1573—1568 年）、江戶時代（1603 —1868 年）

明清時期相當于日 本的戰國、安土桃山、江戶時代。分為 3 個時期。

3.2.1 增加留學生的戰國、安土桃山時代

日 本引入中國明初最新醫學，打破了局方天下。 以金元新醫學為中心的流派即稱“後世派”。 後世派醫家根據留學經驗和獨立考證，提出了“唐之半秤”。 竹田秀慶在《月 海雜錄》中提到， 他祖父從明朝留學回來後，為了實現仲景的劑量，制作了“唐之半秤” [24] 。 後世派代表人曲直濑道三在《翠竹庵答問書》中提到，當時的藥秤在中國一兩等于 10 錢，在日 本京都一兩等于 5 錢，東京一兩等于 4 錢，金銀一兩等于 4.5 錢 [25] 。可見當時日 本的藥秤一兩為中國藥秤的一半。 曲直濑道三的弟子岡本玄治在《家傳預藥集》中提到， 在日 本制作“半秤”是為了實現仲景的“古秤” [26] 。 貝原益軒在《大河本草》中又提到，當時一般醫家用量為一兩等于 4 錢或 5 錢，或 4.3 錢 [27] 。

由此可見，明秤是一兩等于 37.5 g， “唐之半秤”是一兩等于 4~5 錢（今為 15~18.75 g）， 流傳到日 本之後，日 本每個地區的計量數值不同。 此時日 本醫學界在将中國醫學本土化之際， 對于半秤量值， 究竟是大秤的一半，還是複秤的一半産生了和中國不同的看法。

3.2.2 增加交流的江戶時代前期

日 本江戶時代前期相當于中國明朝向清朝的更疊時期。 清代醫家學者的尊經複古風尚影響到了日 本。 在日 本， 以尊經複古為學術風尚的流派即稱為“古方派” [28] 。 香川修庵汲取了陳無擇的觀點，在《一本堂行餘醫言》中提到古一兩等于今三分之一兩， 約 3.33 錢 （今為12.5 g）[29] 。 吉益東洞汲取了同時代的徐大椿的觀點，在《醫方分量考》中提到漢代“古秤”的一兩等于今日 本 2 錢（今為 7.5 g）[30] 。 而吉益東洞的弟子村井琴山則汲取了吳謙的觀點， 他認為“古一兩為今二錢九分六厘二毫九絲六忽”（今為 12.22 g）[31] 。

還有一部分醫家用實測或者考證的方法得出了研究結果。 正木濑平認為一兩今為 3.487 g，淺野韫玉認為一兩今為 5.62 g， 白水筍山認為一兩今為3.675 g，岡田靜默則認為一兩今為 10.546 g 等 [32] 。因此， 這一時期的日 本醫家， 一部分是接受了中國的研究結果，另一部分則是采取了考證的方法得到研究的結果。

3.2.3 鎖國獨特研究的江戶時代後期

這一時期中國清代的考證風尚影響到了日 本， 形成了“日 本考證派” [33] 。 他們雖然受到了中國的影響，但是對本原劑量的研究得出的結果卻與中國不同。 其中對現代漢方界影響最大的當屬狩谷棭斎的研究。 他在《本朝度量権衡攷》中提到一兩等于今 1.42 g。 丹波元堅、小島寶素、喜多村直寬、清水藤太郎、岡西為人、鈴木真海、荒木性次、大塚敬節、龍野一雄等贊同支持了狩谷棭斎的觀點 [3，17] 。

還有周軒庭在《仲景分量考》中提到， “一兩本邦一錢”（今為 4.125 g）[34] 。 物觀、村井琴山、難波抱節認為“一兩為 11.1 g”， 尾台榕堂在《類聚方集覽》中提到的數據則與古方派吉益東洞相同。現在日 本藥典中的劑量是根據大塚敬節等醫家的用藥劑量而制定的，也可以說狩谷棭斎的研究結果決定了日 本現在用藥劑量。

4 經方本原劑量終極于現代

4.1 現代中國（1949 年以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對經方本原劑量， 有着一兩為 3~15.6 g 的諸多不同意見。 成都中醫學院主編的 《傷寒論講義》（ 二版教材） 認為一兩折今約一錢（ 今為 3 g） ， 此後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說 [34] ， 冉小峰 [35] 認為一兩今為6 g，朱晟認為一兩今為 6.25 g [36] ，中醫研究院一兩今為 6.96 g [17] ，朱文惠認為一兩今為 7.8 g [37] ， 陳家骅認為一兩今為 8 g [38] ，廣州中醫學院《方劑學》漢一兩今為 9 g [17] ， 黃英傑認為一兩今為 10 g [39] ， 範吉平認為一兩今為 13.8 g [2] ，彭懷仁認為《中醫方劑大辭典》一兩今為 13.92 g [40] ， 柯雪帆認為一兩今為 15.625 g 等研究結果 [41] 。 傅延齡教授經過論證以後确定經方中一兩等于 13.8 g [1] ， 是根據文物實地的考察、經方藥物質量的實測、文獻資料的再研究、度量衡專家的權威認證，最終得出的結果，最為可靠。

4.2 現代日 本（1945 年代以後）

日 本明治維新時期，漢方醫學基本被消滅了。 在明治、大正、昭和時代，僅有少數人維持着傳統漢方醫學。 然而随着西方醫學所引起的副作用的增加，漢方醫學又得到了複興。 進入到現代，開始用各種方法證明仲景的劑量。 一種方法是實測法，長澤元夫認為一兩今為 6 g到 7 g [32] ， 桑木崇秀認為一兩今為 12 g [42] ， 江部洋一郎認為一兩今為 14 g [43] 。 另一種方法是實驗法，笛木司認為一兩今為 14 g [44] 。 現代日 本醫家認為，雖然臨床上根據一兩今為 1 g 的計算用藥， 但是實際理論考證一兩今為 14 g。

5 結論

筆者對曆史的梳理不僅僅是簡單地闡述曆史事實，更是為了讓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中日 兩國現代所用藥量的起源與發展的過程，這也是研究和了解最佳臨床方藥用量範圍所不可或缺的信息。 以下， 筆者會從曆代本原劑量研究對現代兩國用藥劑量的影響、大小劑量的差異、兩國的共同認識這3 個方面進行讨論。

5.1 關于曆代本原劑量研究

對兩國現代用藥劑量的影響 在現代中國臨床上，一部分醫家會使用以一兩“今為 3 g”規定的中國國家藥典與教材的劑量用藥 [15] ，而另一部分醫家為了提高療效，并且實現仲景的用藥劑量，增加了用藥劑量。 如李可等提倡恢複經方本原劑量，并主張在治療危急重症患者時用藥劑量極大，否則達不到效果 [45] 。 大劑量用藥在産生療效的同時，藥性強烈的藥物對人體會産生毒性或副作用，劑量的安全範圍小，用之不當，或藥量稍有超過常量，即可對人體産生危害，甚至緻人死亡。 因此首先應在辨證準确的前提下， 注意煎服法、地域與體質的差異、用藥劑量逐漸增加、觀察服藥後的暝眩反應等方法控制用藥劑量，保證安全性。

在現代日 本臨床上，大部分醫家會按照國家藥典的劑量開具處方。 筆者曾分析了日 本國家藥典的劑量，其标準為一兩“今為 1 g”， 醫療保險範圍内的漢方藥處方也是用此劑量。 本研究結果明确了從江戶時代傳承至今，以一兩“今為 1 g”， 此劑量使用了200 年以上。 雖然也有一部分醫家受現代中國的影響，使用大劑量，但是隻占很少一部分，現代日 本醫家大部分情況下都是運用日 本傳統的小劑量。 小劑量用藥利于節省藥材、方便攜帶、減少醫療費、保證安全性，但需要長期服藥。 且日 本醫家與在日 本生活過的中國醫家都認為小劑量對重病無法達到很好的療效，對于重病還是需要大劑量用藥 [46] 。

5.2 關于大小劑量的差别

本研究表明，中日 兩國均認為張仲景的用藥劑量中的一兩極為接近 13.8 g，但是，在臨床上，兩國均未使用這個劑量。 日 本漢方醫家處方的平均劑量相當于張仲景用藥量的 1/15～1/10，大約相當于中國現代中醫臨床處方用量的 1/5～1/3 [4] 。 因此，筆者認為，在現代中醫臨床運用上，我們可以将日 本臨床常用量、中國臨床常用量、仲景用藥劑量進行靈活地調整， 擴大劑量使用範圍， 随機應變， 根據不同情況将藥量控制在最佳， 這才能将治療效果發揮到最大。

5.3 關于中日 兩國的共同認識

雖然現代兩國的本原劑量理論研究均得到了相同的結論，但是此結論劑量遠遠大于兩國現代臨床用藥劑量。 相比張仲景， 現代醫家的臨床經驗水平有限， 因此兩國醫家均無法運用如此大的劑量進行臨床實踐。 而張仲景臨床實踐經驗豐富， 可以針對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嚴格控制、靈活調整用藥劑量。 因此，本次研究不僅得到了本原劑量的最終結果，也佐證了中日兩國對于張仲景臨床實踐水平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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