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讓孩子赢在起跑線還難的，是讓他們有機會站到起跑線上。北大的一項研究就把學前教育形容為，國民教育體系中最不公平的教育階段。而在流動和留守兒童身上，這點尤為明顯。

當孩子去哪在這個暑假成為焦點時，對另一群媽媽而言，“托班”和“早教”堪稱“奢侈品”。從十年前開始，北京的流動人口社區裡，一群人在嘗試做一點改變。在他們的努力下，每個經曆過留守、自卑、怕生的家長都為孩子變化所驚訝。

那個總是躲在媽媽身後的孩子，開始要求上台自我介紹。那個見人就低着頭的孩子，突然被鄰居誇嘴比媽媽還甜。曾經内向的孩子，主動蹲下幫小朋友穿鞋。總是拳打腳踢的孩子，慢慢學會了乖乖上一堂繪本課。

這些微小而又可見的變化背後，有着生理和認知層面的巨大改變。在教育和戶籍政策圈定的發展藍圖下分流早已開始，很難預估孩子們未來走向何方。但用專家的話說，希望孩子們至少有機會站到起跑線上。

一些“意外收獲”則在更深層面影響這些家庭。全職媽媽們第一次走出家庭，她們得以短暫離開竈台，結識彼此，重新觸摸社會。地域和身份帶來的芥蒂、隔閡與偏見，也在一點點消融。

微小的變化

走在午後的小店村，最常見的是抱着嬰兒的女人和推着嬰兒車的女人。随後的幾十年裡，嬰兒們會慢慢長大，曆經一輪又一輪篩選。而當下的他們，即将迎來人生的第一道門檻：早期發展。

小店村位于北京東五環外的金盞鄉，這裡是典型的北京城鄉接合部，住戶幾乎都是流動人口。駛下機場高速，穿過明星别墅區，賽車場，一片跑車4S店，以及一條整齊的林蔭路後，綠色逐漸稀疏。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簡易自建房。

經過這幾年的整頓，社區環境整齊了很多。低矮的二層自建樓被分成數個十幾平米的房間，每個房間以相對低廉的租給一戶流動家庭。這裡可能是他們到北京後的第一站、第二站、最後一站。有時，廁所是幾家人共用，“廚房”則被擠到半露天的樓道裡。樓面刷成單調的淡黃色，或者幹脆裸露出膩子、紅磚和洋灰。

孩子們的戶籍遍布全國各地，他們将在這裡度過自己的童年，直到離開北京去尋找中考、高考的機會。競争早在那以前就開始了，雨後春筍般冒出的早教機構，猶如新時代的奢侈品，讓這些城市邊緣的家庭可望不可即。

但在這片社區的一個小院子裡，有人正在嘗試做些什麼。

順着村裡的主幹路走下去，一面花花綠綠的塗鴉牆肯定會抓住你的眼球。2017年春天，公益機構“活力社區”随着人口的政策性遷移搬到這裡，他們租下了一個自建樓圍出的一層，繼續因拆遷而中斷的親子園項目。

起初，媽媽們是在村口的廣場上收到活力社區的傳單，上面宣稱可為0~3歲流動兒童提供免費的早期發展服務。有人當作玩笑和騙術，畢竟哪有這種免費的好事。也有人當作給孩子找個玩的地方，“起碼能和小朋友能互動一些，要不然在家就天天面對着父母。”早教、繪本、親子活動，也是吸引人的關鍵詞。

就這樣，金盞中心有了第一批參加活動的媽媽，時間久了，微小的變化慢慢出現。

媽媽們提到最多的，孩子從縮在角落變得主動找小朋友玩耍。“我跟她在家的接觸就是講繪本，平時他玩玩具，我坐他邊上玩手機，”一位媽媽回憶，起初覺得閨女很乖，後來才發現，孩子太内向了，剛來活力社區時自己一人在角落裡玩。一個月後，才慢慢跟其他孩子接觸。

類似的情況在疫情後格外明顯，孩子們一直關在小屋子裡，玩伴隻剩下父母，隔離結束後多少都會怕生。來到活力社區後，孩子們有了自己的朋友。

一些可見的變化讓家人更為驚喜。一個見人就低着頭的孩子，突然被鄰居誇嘴比媽媽還甜。曾經内向的孩子，主動蹲下幫小朋友穿鞋。總是拳打腳踢的孩子，慢慢學會了乖乖上一堂繪本課。孩子的變化媽媽們看在眼裡，口口相傳後，更多孩子走進了那個院子。

從“你好”開始

如果在晌午到活力社區金盞中心，你很可能看到這樣一幅景象。天井圍出的院子裡，大一點的孩子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身後跟着幾位媽媽。自由活動室裡的孩子可能更小，他們剛會爬或者還要家長抱。天井二樓住着租客，門口晾滿衣服和襪子。

院子裡吵吵鬧鬧，尖叫、笑聲、哭聲擠在一起。而後，老師和志願者開始組織親子活動，可能是繪本閱讀、親子遊戲、手指操、音樂律動。

媽媽帶孩子來時，大多沒想過，這些看似普通的互動與玩耍，可以追溯到生理層面的複雜改變。長期關注兒童早期發展的國家衛健委幹部培訓中心黨委原書記蔡建華介紹，從出生到2歲，人腦中每秒有100萬個神經元細胞突觸連接，3歲幼兒的神經元細胞突觸連接可能是成年人的兩倍。

“如果給予恰當幹預，這些連接起來的神經就會保留下去，否則就會被修剪掉，”蔡建華比喻，這就像建好的公路，如果沒有車開，很快就會廢掉。

美國一項研究發現，不同家庭的孩子，在3歲時詞彙量差異可達到2~3倍。蔡建華解釋，出生在白領精英家的孩子，父母和孩子交流會潛移默化影響他們，到36個月，孩子每天的詞彙量将達到1100個。而在領取救濟金的家庭，父母忙于生計缺少交流，孩子詞彙量隻有616個。

孩子們到活力社區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招呼。

早上八點多，金盞中心負責人徐紅坐在天井下等孩子們陸續過來互相問好、測體溫、簽到。幾年前，她在活動上偶然聽說了這個項目，帶三歲的兒子體驗了一學期，孩子從杵着不動，變得會主動打招呼，讓她相見恨晚。孩子上幼兒園後，她開始參與金盞中心的工作，直到今年接任負責人。

每場集體親子活動前，徐紅先帶着媽媽和孩子們，挨個跟每個孩子說“你好”。新來的孩子往往不願開口，老師就請家長替孩子說。“好多孩子（剛開始）語言表達能力會欠缺一點，”徐紅解釋，孩子們的變化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他們其實也在觀察，随着時間推移就開口說話了”。

“太陽太熱了，弄得我暈乎乎的。”一個兩歲孩子的話語曾觸動到活力社區合作推廣負責人李海燕，“孩子說這些話的時候，你就覺得太神奇了，小朋友開始學會表達，開始跟其他小朋友交往。”

這讓她想起自己的經曆。2006年剛到北京時，她在一家國際快遞公司做客服，因為隻會五筆不會拼音打字，而被大學畢業的同事諷刺。這座城市給她很強的區隔感，和兒歌裡唱的完全不同。“你會發現，你需要交流，你得跟人交流。

在李海燕來，一句“暈乎乎”，不單是“會說話”那麼簡答，還意味着孩子将來入讀幼兒園，一點點步入社會後，能表達自己的想法，能說出來。

5 2=0

在親子園裡，成年男性是不多見的。爸爸們大多是司機、商販、建材老闆、外賣員、廚師，獨自承擔掙錢養家的任務。他們可能送孩子時露一面，或者剛下夜班在家裡補覺。

而媽媽們，則需要承擔一切跟家庭、生活有關的瑣事與重擔。在重複的體力勞動之外，最困擾她們的還是如何帶孩子。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需求催生出親子園項目。

回到2006年，活力社區剛成立時，還沒有親子園這個項目。那時的北京，城市邊緣的打工子女學校暫時滿足了孩子們的上學訴求，但教學質量普遍不高。

資料圖，北京五環外一處拆遷工地。

2013年，做了兩年志願者的闫俐凝大學畢業，入職這家專注于服務流動兒童的機構，一個場景讓她印象深刻。望京周圍正在拆遷，孩子們就在廢墟和垃圾堆邊上玩，在台階上寫作業，大貨車從旁邊呼嘯而過。她們由此萌生了想法，給流動兒童空間，讓他們安全、安靜、舒服的寫作業。

這個逐漸擴大的項目叫“活力學堂”。為了回應流動家庭的需求，他們先是請大學生給孩子補課，後來又開了興趣班和家長培訓班。看到不少孩子因戶籍政策返鄉後直接開始務工，她們又聯系酒店、面包房等，開了職業技能課。

“我們任何活動都講究尊重、包容、接納的氛圍，孩子感受到了你給他的安全感，性格會發生變化。”項目慢慢推進，闫俐凝看到孩子們成績提高了，有了新的興趣愛好，自信心也提升了。每個畢業季大家都在痛哭流涕中告别。“小朋友們能感受到你給他的機會，你給他的資源。”

但這些打動人的場景，并沒解決更根本性的問題。家長們忙于打工，親子教育有心無力。活力學堂的新鮮氛圍，孩子每天隻能體會兩小時，回到學校、家裡還是老樣子。

“看着特痛苦。”闫俐凝說。

對此，業内有“5 2=0”的說法：孩子在幼兒園養了5天的好習慣，周末在家兩天又還回去了。談及這一話題，每個人都會強調家長的意義，隻有他們改變了，才會真正影響到孩子。

“一些孩子喜歡用拳頭說話，但如果跟他深聊，會發現這是他學到的一種對話方式，這是他家長給他的。家長對孩子的養育方式，決定了他以後怎麼跟世界相處，跟周邊的人相處。”闫俐凝說，這也決定，項目要向0~3歲延伸，活力社區開始邀請專家研發早期發展課程。

而在這些打工家庭，學前階段也是家長們為數不多，可以長期陪伴孩子的時光。受限于公益機構極為有限的人力和資源，她們逐漸關停了活力學堂，而親子園慢慢發展起來。

扮演孩子

在金盞中心，幾乎每個媽媽都和南都記者談到，以前獨自面對孩子的無力與焦躁。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她們并非沒有育兒和早教的意識，但書本上的知識在孩子不聽話時，隻會被氣到九霄雲外。如果生了二胎，如何平衡孩子間的關系，也常讓媽媽們心力憔悴。

——每天就重複做這些事情，忙的時候腦袋......每一件事情都想着要控制情緒，但是久了真的覺得很疲憊。

——我會吼他，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媽媽還得收拾，媽媽都快累死了，天天照顧你都快累死了！

——孩子哭的時候，媽媽情緒特備容易崩潰，他哭，我火蹭就上來了，我忍不住可能會打他屁股，啪啪給兩巴掌。

和這些媽媽相似，在活力社區做兼職老師趙鳳麗曾經也是如此。“我原來脾氣特别暴躁，不容别人說話，在家弄孩子啥也幹不了，老想發火，火都發到孩子跟老公身上了。”她笑着回憶以前的經曆，但這是讓她頗為後悔的一段痛苦的經曆。活力社區組織讀書會，讓家長分享心結跟顧慮時，她講了很多自己和大閨女的故事，“覺得跟我老大之間問題太嚴重了”。

很多時候溝通是無效的。李海燕觀察到，很多家長喜歡吓唬孩子，這也是她剛做媽媽時的習慣。“管用啊，”但很快這招就不管用了，你跟孩子說不要他了，真的就不要了嗎？

也是在讀書會上，媽媽們逐漸學會，要試着尊重和理解孩子。有時，老師會組織大家分享自己最頭疼的事，然後一位家長扮演自己的孩子，另一位家長扮演媽媽，重現當時的場景。

趙鳳麗扮演孩子時，聽到别人用自己的口氣說話後，那種感覺特别不好，她意識到自己的孩子肯定沒有好感受。“原來我不會先考慮她，都是事後悔不該打她，不該罵她，隻是想媽媽錯了，真的對不起。”趙鳳麗反思，自己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意識到要站在孩子的角度考慮問題。

“小孩子的感覺是，正在他的世界裡玩得很開心，媽媽忽然就大吼了一頓，他不知道我為什麼生氣。”朱茜芳有着直觀的感受，在以前她教育孩子的方法，是講大道理為主，打罵為輔。現在她和孩子的相處方式有了很大變化：首先得尊重孩子，然後去傾聽，去感受孩子的感受。

“媽媽你變了，特别像國外的媽媽。”女兒突然冒出的評價，讓趙鳳麗開心好久。

溫暖的與被需要的

臨近中午，媽媽們陸續帶着孩子回家了，隻剩下幾位沒玩夠的小朋友遲遲不願走。在以前，李海燕會勸媽媽多陪孩子玩一會，老師們并不介意。但很快，這些媽媽就不怎麼來親子園了。她這才發現，媽媽們經常要趕回去給下午上班的丈夫做飯。

“有的老公可以理解，但有的家庭真的不是這樣的。”為了不讓媽媽為難，老師們每次都會想辦法讓孩子開心離開，而不是哭着鬧着拽着走。

這些瑣碎家務勞動占滿了媽媽們的時間，要是丈夫深夜醉酒而歸，心情隻會更加崩潰。很多時候，焦慮和脾氣與孩子有關，也在孩子以外的地方一點點積累。

“我覺得我幹什麼都不行了，我隻能在家帶孩子，我覺得我除了帶孩子什麼也不會了。”十多年前，趙鳳麗嫁到北京，之後十多年，她的一切都圍繞着家庭，生活裡隻剩下孩子、丈夫、做飯。

剛到北京時，她和丈夫住在北京平谷的農村。第一個打擊來自口音，她見到人不敢說普通話，壓抑就這樣開始了。幾次搬家，和鄰居也鮮有共同語言。她也想過出去工作，但一直不敢邁出那一步。她不再是那個一畢業就跑出去打工的小姑娘，自信消磨殆盡。

“那10年真的是沒接觸到什麼人。”趙鳳麗回憶，“北京變化那麼大，節奏那麼快，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

這也是李海燕、徐紅、朱茜芳，以及很多來到親子園的媽媽所經曆過的困頓。生育前，她們是銷售員、小老闆、會計師，但為了照顧孩子，全職媽媽的經曆剝離了她們與世界的聯系。

“我當時不覺得我能融入社會，因為每天除了照顧孩子沒什麼事情可以做，出門跟别人聊，人家聊的話題你都接不上。”

“認識活力社區之前就一個人帶孩子，我可能有點輕度抑郁會不自覺自卑，就怕别人問一句，你怎麼不去掙錢？你這麼年輕就在家帶孩子不上班？”

2019年開春，趙鳳麗一家搬到了金盞，她開始帶小女兒來活力社區玩。在讀書會上，大家聊起被困在家裡的感覺，有的媽媽不斷抹眼淚，抱着别人哭。

一份對活力社區的評估報告中這樣描述：家長們具有相似的處境，都來自于外地，丈夫工作養活全家，都有來自于家庭和育兒兩方面的壓力，通過參加親子園項目，家長們找到了舉有共同話題的夥伴。

那個小院子給趙鳳麗一種歸屬感。不久後，她被邀請當志願者，後來是實習生、助教、兼職老師。第一次主持活動和第一次代課，她緊張的要死。她提前寫好台詞，在家裡反複練，一句自我介紹都會說前句忘後句。

“當你的内心特别膽怯的時候，很短的一句話都要練N多遍。”邁出艱難的第一步後，趙鳳麗一點點找回了自信。現在，她是金盞中心的“麗姐”。

“這個地方讓我感受到溫暖和被需要，它有價值感，”李海燕說。她有着相似經曆，外出打工、結婚、生育時，她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公益機構的重要職員。

我們見面的那個下午她格外繁忙，兩場分享和總結會後，還有很多工作等着她處理。她最多還有一個小時，晚上6：30以前她要趕回家給等着上夜班的丈夫做飯。轉過天她要出差一周，我們隻好約定到時再電話采訪。

與大多數家庭不同，李海燕的丈夫承擔了很多家庭瑣事。但她依然享受出差時才有的自由夜晚，“因為不用做飯了”。

從沒想過的世界

正是這些重新建立自信的媽媽們，支撐着親子園的運轉。對于公益機構而言，籌款是長期存在的難題，隻能盡量壓縮成本。在金盞中心，除了一位全職員工外，大部分工作都由作為志願者、實習生、兼職老師的媽媽們完成。

聊起城市邊緣的親子園，有人感歎部分北京本地的孩子都享受不到這樣的服務。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現實，早教服務高度市場化，需要家庭投入大量金錢。而在金盞中心，一學期親子課800元的價格，遠低于商業機構上萬的報價。即使不付費，媽媽們也可以在人數更多的集體親子活動中，體驗到全部親子課内容。

這點收入幫助活力社區略微減少了對籌款的依賴，但與龐大的流動兒童相比，一家公益機構能做的十分有限，外部環境的不确定性也常常打亂計劃。

金盞中心原址位于東壩社區，走在街道上，李海燕能叫上每個媽媽的名。2017年初，他們突然收到拆遷通知，不得不放棄深耕多年的社區，在慌亂中搬到了現在的地址重新開始。2018年後，不少家庭選擇返鄉，租房成本也在快速上漲，活力社區相繼關停了北京多個自營項目點。

其實在幾年前，她們就開始轉型，嘗試在全國各地培育合作夥伴，為更多流動和留守兒童提供早期發展服務。這項工作現在是李海燕的重心，她們頻繁飛到各地，評估項目質量，提供教學和技術支持。各地的機構也有自己的資源和優勢，有的成功納入政府采購，有的争取到免費的場地。但廣泛的資金和政策支持，仍然困擾着這些機構。

“那些孩子都會長大，我們開點有限，等我們過去已經錯過孩子的時間了。”在教育和戶籍政策圈定的發展藍圖下，很難預估這些孩子未來走向何方，但李海燕還是希望社會上有越來越多人關注0~3歲流動留守兒童的現狀，有越來越多機構去做一點什麼。

快十年過去了，我問闫俐凝和李海燕，是什麼吸引她們留在這裡工作。她們都提到了同一個口号，“每個孩子都有充滿活力的未來”。她們一直希望，孩子們可以更好融入自己生活的城市。這些遙遠而又龐大的期許背後，隐現、孵化着每個流動家庭不言而喻的權利與動力。

“我一直在想，我們的項目影響的就是普通人，激發和點亮普通人的潛能。她們不是什麼高大上的精英，但是這些普通人的力量特别強，她們非常願意在孩子身上踐行你倡導的理念，并且真的發生了變化。”闫俐凝說。

李海燕愛給每個拜訪活力社區的人講一個故事。項目點還在東壩時，一位做房東的本地媽媽一定要送錦旗。她的孩子格外“慢熱”，相處了一個月才勉強走進親子園的教室，鄰居都知道孩子不愛講話，見誰都不打招呼。

在繪本、親子課以及小朋友間的玩耍後，孩子的變化讓媽媽不敢相信。一次社區活動上，孩子主動要求上台自我介紹，大聲喊出了自己的名字。跟别人講起這一幕時，她還會激動到流淚。

那之前，因為覺得“不幹淨”，她不讓租客的孩子進自己家，更不許自己的孩子跟他們玩。在親子園小院裡和其他媽媽的接觸，磨掉了那些抽象的芥蒂，她們一塊兒聊天、串門、做飯、帶孩子，這些自然發生的互動，也是那位媽媽從沒想過的世界。

采寫/攝影：南都記者 宋承翰 發自北京

（感謝李蘭、中國好公益平台為采訪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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