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悟道》

徐兆壽著

作家出版社2021年出版

2010年至今，是我生命中的重大轉折期。準确說，是2012年。那兩年，我在複旦讀書。

2012年之前，我是一個典型的西方文化信徒。盡管我上的是中國語言文學專業，可滿腦子都是西方文學。2010年冬天，我重點在看幾個人的作品：荷馬、喬伊斯、納博科夫，偶爾會看一下君特·格拉斯、奧爾罕·帕穆克、本哈德·施林克，但看着看着就都覺得太輕了。我要寫的是中國的大西北，那裡盛滿了中國古代盛世的曆史，但現在一片荒蕪。他們都太輕，太現代，唯有荷馬的史詩能與其匹配，但即使如此，我依然還是融合他們寫下了《荒原問道》。當然，在書名中用“問道”二字還是試圖要回到中國語境中。

在那部作品中，我以西方的方式理解了中國的傳統與現代，寫了兩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2012年暑假，它基本完成了。但是，也正是完成它的時候，我就轉向另一部小說的寫作，《鸠摩羅什》，它使我徹底轉向中國的傳統。故而我總是說，2012年是我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

現在已經十年了。

1992年畢業至2002年十年，是我人生的一個時期，那時候主要寫詩。2002年至2012年是寫小說。2012年以後到現在的十年是做學術，當然也寫小說與散文，散文居多。我曾向作家孫惠芬老師說過，每隔十年，我總是有一個大的轉變。她問我為什麼是十年。我不知道。那時我無法回答她。現在我基本能回答了。它與天道有關。一個天幹輪回一周是十年，很多曆史都是以十年為一個轉折期，人生也一樣。

這十年，我是從上海、北京往西走，先是回到蘭州，然而從蘭州再往西走，向河西走廊，向古代的西域新疆和中亞走。絲綢之路是我的寫作和研究路徑。同時，中國傳統文化是另一條副線。後來，它們走到了一起。某種意義上說，我的文化研究是走出來的，不是僅僅從書本上得到的。在這一方面，我敬仰司馬遷。

這本散文集，是我研究西部和中國傳統文化一些文章的精選，取名為《西行悟道》。從哪裡向西行？我原來以為是蘭州往西走，後來就發現不是，是上海和北京，更多的是上海。

在複旦的時間僅有三年，其實是兩年，第三年是寫論文，大多數時候在蘭州。在那兩年裡，我幾乎每天都在思考和回答何謂西部、何謂傳統的問題。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人與我談西部，或者我會将西部與上海對比看。

大多數時候是出租車司機。他們會問我，從哪裡來？在幹什麼？我如實回答。他們會說，複旦大學啊，好啊，中國最好的大學，然後，有的人說，蘭州啊，我八十年代去過，一個小城市，有一條河，河兩邊有一些樓和建築。他們就是不說黃河。也有司機說，沒去過，我最遠到過西安，再往西就沒有了。他的口氣裡，再往西便不是人生活的地方。

也有沒來過西部的博士同學，他的印象裡我們這裡全是沙漠和駱駝。那時，我還在旅遊學院，我們學院的同事們都曾遇到過相同的故事。總是有人問我們，你們那裡有電嗎？一開始我們都還有些不高興，甚至氣憤，後來都不生氣了，而是微微一笑說，沒有。他們便高興了，問道，那你們是怎麼上班的？我們就說，我們西部人，一般沒什麼幹的，所以睡到自然醒，然後騎着駱駝騎着馬去上班或上學，去單位後也沒什麼要緊事做，繼續唱歌、跳舞、讀詩。他們說，好啊好啊，那你們晚上怎麼吃飯？我們說，因為沒電，我們一般都是點着蠟燭吃飯。他們便大喊，哇，燭光晚餐啊？好浪漫啊！我們總是自嘲地說，唉，沒什麼，我們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知道，很多人完全是靠想象在理解西部，我當然也知道，這是我們宣傳的“效果”。我曾在南方不至一次遇到過樣的情景，一如我們一遇到雲南和廣西的人，就覺得他們都曾站在山頂上唱歌，其實他們跟我們一樣都住在都市裡，沒有山頂可爬，有些根本不會唱歌。當然也像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歐美人對東方世界的想象，薩義德實在看不下去這種妖魔化東方世界的情形，便寫下幾本書。任何時代任何地區，人們都會因為信息的接受而産生遮蔽，也會不自覺地産生中心與邊緣的感受。

另一種情形是我自己的對比。比如，上海人的國際視野、高效、文明、講實際、講信義等等都是西部人學習的，他們吃你一頓飯，就肯定會為你辦一件事，要麼就不吃。不像我們這裡，飯吃完了，酒喝大了，事情卻沒說，說也要等着下一次吃飯時再說一遍後去辦。酒喝不好是不能說事的。很多南方的商人到這裡來多有不适應。我也仔細研究過，從《史記》中所記述的西羌、月氏、匈奴人到現在的西北人，似乎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并沒有變，比如義氣，這是西北人所獨有的，因為長居西北方，而西北在五行上屬金，在八卦方位上又是乾位，天生是英雄生長的地方，看不起小錢，但往往也掙不了大錢。遇到戰争時代，西北人就遇到了好時光，可是太平年代時，西北人就像英雄末路。所以我有時候想，很多人都想讓西北變成上海，這可能嗎？它如果丢了自己的屬性，未必就是好事。但在這種義氣和英雄主義的背後，藏着的是另一面，是難以訴說的缺點，不說也罷。

在那間孤獨且被海風日夜吹打的博士宿舍裡，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我幾乎夜夜都看見自己行走在荒原上。這大概是我寫《荒原問道》的原因。而博士畢業後回到西北，我便把自己的目光和行動毫不猶豫地鎖定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且不再向東，而是一路向西，向古代走去，向天空走去。那裡是天地間最高的樓宇：昆侖。

所有思想和情感都是在這種轉身向西的過程中寫下的。也許有些過于熱烈，所以也不免偏狹；有些過于孤獨，所以也不免不被理解；有些甚至過于深奧，也不免被人誤解。但我接受這樣的偏狹和誤解。這是我作為一個人的局限，也自足于這種局限。

由是我最想感謝的是複旦、上海，和我的老師陳思和先生。沒有那幾年在上海的學習，我就不可能站在遠處看西部，也不可能深入地思考西部，并不斷向東部的人們回答何為西部。尤其是當我住在複旦的學生宿舍裡寫作《荒原問道》的時候，我似乎就把靈魂完全地交給了西部。地質學家說，在2.8億年前，整個西北是波濤洶湧的古老大海，現在的戈壁、沙漠便是那時的海底世界。真是滄海桑田啊！這樣說便令人喜悅。我也心領神會，在我的生命深處，有一片古老的大海一直在澎湃着，洶湧着。正是在上海，它和另一片現在的大海神秘地相遇并共鳴了。我的老師陳思和先生一直給我們講他的老師賈植芳先生的故事，賈先生曾在新疆工作過，對西部有特别的感情。前些年，陳老師把賈先生的書都捐給了河西學院，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建了一個圖書陳列室。陳老師曾帶着我們一衆學生——部分已經是成名的大學者——多次到西部去遊學，感受賈先生走過的西部大地。而陳老師的父親也是在支援大西北的時候仙逝于西北，故而他對西部有着特别的感情。他曾對我說過，中國的西北，有遼闊的山河，那裡裝滿了偉大的悲情和曆史故事，是能産生偉大作品的地方。很多時候我在想，我其實是應了他的這句話回到西北的，或者說從上海重新回到蘭州的。

當然，還有北京。尤其是已故的評論家雷達先生。我的大多數文章，他都看過，甚至向一些刊物引薦過。我在他去世時的一篇文章裡也曾說過，我将繼續帶着他遊曆古老的大西北。

由是，我把這本書獻給荒涼的大西北、繁華的上海，獻給我的老師陳思和先生，也獻給已故的雷達先生。

（本文為《總歸西北會風雲》自序）

徐兆壽

徐兆壽，複旦大學文學博士。現任西北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甘肅省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甘肅省電影家協會主席、教育部新世紀人才、甘肅省“四個一批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

近些年，徐兆壽重走西部之路，從文化形态、地理生态等方面入手，寫下了大量文化随筆，結集為《西行悟道》，為西部文化抗辯，風格雄健，别具風采；尋找古中國的文化精神所在，從中西方文化的對比和融合中尋找中國文化未來之路，縱橫捭阖，視野開闊。

作者：徐兆壽

編輯：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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