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武漢，理發師朱神望在為外地來的醫務工作者理發。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海/攝

1月29日，武漢市洪山區街頭的環衛工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峥苨/攝

此時此刻，武漢是全球大都市中引人矚目同時異常安靜的一個。天色剛暗，走在馬路上就能聽到自己腳步的回聲。為了控制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當地1月23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措施，市長稱仍有900多萬人生活在這裡。但空曠的街道上最常見的隻有外賣騎手和環衛工，很多時候，騎手胡賓穿梭在鋼筋水泥森林中會産生錯覺，以為這座城市隻剩下自己一個人了。一位每天掃街的環衛工則迎來了他職業生涯裡的小小奇觀：街道上如今連一個煙頭都難以見到。

現在，監獄稱得上是這個城市裡的安全堡壘。随着疫情升級，監獄升級了封閉管理舉措，宣布謝絕家屬探視。這是明智之舉，隔絕與外界接觸的機會就是阻隔病毒。

自1月29日起，為了減少人員聚集，連法院的訴訟都暫停了。人類内部那些無休止的争執、敵視，暫時在共同的敵人面前擱置了起來。

胡賓喜歡騎着電瓶車在武漢的大街小巷裡穿行，他習慣了每天無數次與行人擦身而過，在堵車的街道上、在素以“會飛”著稱的武漢巴士之間尋找勉強通過的縫隙。他會從滿是市井氣的“過早”小店買回豆皮和熱幹面，穿過寫字樓的自動門，送到裝修考究的大廳。作為一個52歲的“老武漢”，他說這是他熟悉的武漢的樣子——熱鬧、“發展快”，有時又有些擁擠。

“這些人都哪去了？他們怎麼生活？”他忍不住去想。

繁忙的火車照舊穿過這個位于中國版圖心髒部位的九省通衢之地。旅客們透過玻璃窗，見到的是一個從未見過的武漢：平日車流不息的高架路上，會突然出現行人和騎行者；一個天真的小男孩拿着玩具槍，追着前面正在快步疾行的媽媽開槍，“槍聲”在街上回蕩。他是整條街上最無所畏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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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季節，穿城而過的長江清晨會籠起薄霧，輪船的汽笛聲比以往更加清晰。入夜，江邊的景觀燈光準時亮起，不同的是，許多摩天大樓牆體廣告都換成了閃光的“武漢加油”。

武漢無疑正在經曆建城以來一段艱辛的日子，但它在竭力維持運轉。一覺醒來，居民們會發現樓下塞得滿滿當當的垃圾桶，依然會被清空。灑水車每天都會響着熟悉的音樂駛過，最近水裡摻入了消毒液。即使欠費，家裡的自來水也不會中斷，隻是“氯味兒”比過去明顯。電力公司說，武漢超過50萬戶居民欠了電費，但不會停電，水務公司也承諾“欠費不停水”。收聽率最高的幾個電台循環播放着防疫需知和心理節目，溫婉的女聲告訴聽衆要“正視壓力、正視恐慌”。

1月下旬至2月上旬是武漢一年裡最冷的時節。馬路兩側的法國梧桐樹滿眼枯黃，黃葉緩緩落下但無人欣賞。一位姓李的環衛工負責一段大約300米長的街道。他隻需抖一下手腕，落葉就會被掃進簸箕裡。往常他會在手推車上挂一個編織袋，方便收集易拉罐、礦泉水瓶。現在，街道上連煙頭都難以見到，他把手推車放到住處，編織袋換成了噴壺——垃圾桶的消毒比過去更為緊迫了。

老李負責的這段路本來被3個人“承包”，現在隻剩下他一個人，為此他每天多拿30元補貼。疫情暴發前，武漢有數萬名清潔工。很多人因為回家過年，結果被擋在城外。

這意味着留守的環衛工必須付出加倍努力。900萬人以每天約8300噸的速度照常生産垃圾。如果沒人處理，不到一個月，這些垃圾就能堆成一棟160米高的大樓。據武漢市城管委的說法，垃圾當中，居民日均丢棄的口罩有33萬隻。5600多個專用的垃圾箱被緊急配置在了居住區和超市，用來回收廢棄口罩。一支由500多名環衛工組成的隊伍，專門負責這些垃圾箱的清運。

這座城市有超過8萬個垃圾桶（箱）、220多座垃圾收集轉運站，以及1700多間公共廁所。每天對這些地方消毒，需要消耗1.4萬多升消毒液和1300多升潔廁靈。

在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武漢市紅十字會醫院，15名環衛工人在一份“請戰書”上按下紅色手印，進入嚴格警戒的“紅區”，一天處理近1000套廢棄的隔離衣和防護服。

每家定點醫院都有“紅區”。從襄陽趕到武漢的湖北中油優藝環保公司（以下簡稱湖北中油）員工王甯，每天帶領一支12人的運輸隊去運走醫療垃圾，包括沾染飛沫的防護服、殘留餘液的輸液管，還有感染者留下的衛生紙卷和粘着血迹的病号服。

在1月20日，國家衛生健康委高級别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首次對外宣布這種新型病毒可以“人傳人”之前，醫療廢物處理行業就進入了加班狀态，因為醫院接診的肺炎病人明顯增加了。

1月27日，湖北省生态環境廳在省内征集醫療廢物運輸車輛。總部位于襄陽的湖北中油響應号召，派出車隊去了武漢。這樣的支援此前罕有。這家公司負責人尹忠武對記者解釋，醫療廢物處理不跨境是行業原則之一。

這支車隊的目的地是鍋頂山醫廢垃圾焚燒廠。“焚燒是我們行業醫療廢物無害化處理的最主要手段之一。”尹忠武解釋。

在醫院，等待運輸的醫療廢物放置在“醫療廢物暫停間”，裝在明黃色的垃圾袋裡。根據《醫療廢物管理條例》，醫療廢物在這裡停留的時間應不超過48小時。這個标準早已不适用于如今的武漢，接診忙碌一點的醫院，暫停間不到半天即“爆倉”。車隊隻能“即滿即送”，5輛車一天跑上數趟，最晚一班常至夜深才返回。

即使如此頻繁發車，還是有計劃外情況發生。防護服體積大、質量輕，車輛隻能多跑幾次。

這種車輛是特制的，雙門密封，隔音隔熱，“要把細菌病毒封在裡面”。針頭、手術刀另外裝在利器盒内，按照行業要求，盒子必須足夠堅固，從1.5米高處垂直掉落在水泥面上，不能摔破，不能被裡面的利器刺穿。

所有垃圾上車前，要被封印到周轉箱内。周轉箱耐壓，防滲透，定期消毒。箱體外有二維碼，能實時追蹤，防丢——“丢了一個就是大事”。

湖北中油此前擁有5000隻周轉箱，又陸續購入了2000隻，還是滿足不了暴增的運輸需求。尹忠武介紹，周轉箱如今是行業内的當紅物資，堪比普通居民搶購的口罩。原價不超過80元一隻的箱子可以加價到200元，購買“靠搶”，“市面上有多少就得買多少”。

尹忠武入行10年，在他記憶裡，這個行業因為2003年的“非典”疫情大獲發展，至今已非常成熟。他與醫院長期處在合作對抗的關系之中。他會根據床位計算，幫助醫院發現是否少收集了垃圾；也曾在收費時與醫院反複博弈。

新的疫情打破了慣性。熟悉的醫院會在半夜打電話讓他派車拉走實在放不下的垃圾。他們和醫院成了戰友，每天一睜眼就要對抗新增病例及其産生的醫療垃圾。對收費和成本的考量似乎成了“上輩子的事兒”。

沒有人能确切知道，武漢市每天正産出多少醫療廢物。生态環境部2019年的報告顯示，這座橫跨長江的大型城市前一年産生了1.61萬噸醫療廢物，平均每天44噸，位列全國城市第八位。但這是新型冠狀病毒現身之前的規模。

2001年，同濟大學污染控制與資源化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一項研究說，醫療廢物與床位人數、門診人次正向相關，每張床位一天産生醫療廢物約為0.5到1千克，門診部每20到30人産生1千克醫療廢物，越是發達地區綜合醫院産量越大。學術計算通常要考慮病床空置率，疫情中的武漢則一床難求。即使依據2001年的這項研究，以床位和門診量估算，新冠肺炎每天給武漢增加了6噸到11噸醫療廢物。

尹忠武對記者說，武漢目前每天需要面對大約70噸醫療廢物——“這是我們業内的共識”。未來這個數字“可能翻幾番”。他甚至希望将部分醫療廢物運輸至襄陽焚燒。對此他得到的回複是，兩地相差300多公裡，4小時車程，還是有風險。

王甯的團隊抵達武漢時，全隊的口罩、防護服等防護物資隻夠用上3天。後方負責物資協調采購的一名工作人員手機響個不停，讓他最頭疼的是在物資緊張的形勢下跨省協調物資。

到武漢後，王甯體會到了此前未經曆過的公衆支持。他幹這份工作常遭遇冷眼，“許多人覺得就是個收垃圾的嘛”。在車隊開往武漢的路上，過路司機向他們行禮緻意，加油站工人給他們贈送了充電寶。

元宵節這天，這支車隊的最後一班車在夜裡10點才返回酒店。大家在武漢市的一家酒店裡慶祝了節日。為了避免可能的聚集感染，他們隻是在各自的房間裡用電熱水壺煮了點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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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類因陋就簡的方式，處于疫情中心的武漢人度過了農曆新年，又度過了元宵節。再講究的人也須作出适當讓步。比如，宅在家裡，日曆一天天翻頁，他們的頭發也一天天變長。

根據武漢美容美發協會在2015年發布的數據，武漢的理發店數量居國内各城市之首。但20多天來，理發師朱神望隻為從外地趕到武漢支援的醫生和護士們提供過服務。

2月5日，一家酒店老闆輾轉找到他，希望他能上門，給住在酒店的外省醫務工作者剪發。頭發是容易沾染病毒的身體部位，醫護人員必須剪短頭發才能戴上嚴實的防護頭套。

他帶着自己的工具箱，裡面有推子、剪刀和電吹風。推子剛碰到頭皮，一位護士的眼淚就掉了下來，“年前剛花1000多（元）燙的”。

100多位醫生和護士排着隊，拿着号碼，等待“削發”。朱神望一天服務了七八十人，“破了紀錄”。從下午1點一直忙到半夜12點，他累得第二天“下不了床”。

他在武漢一家中高檔美發店工作。春節前本是生意最好的幾天，他記得1月19日那天，等候的客人坐滿了店裡的沙發。雖然幾乎每個顧客的話題都離不開“那個病”，因為當時還沒有公布會人傳人，大家都“普遍樂觀”。

1月22日，這個理發店開始頻繁接到取消預約的電話，街邊的商鋪急匆匆地關門上鎖，店長也決定歇業，讓員工“回家等通知”。

朱神望宅在家裡。他們原計劃正月初八開業，後來發現，計劃過于樂觀了。他為顧客着急，“我們店的男顧客，一般2到3個星期就要剪一次頭。”

前幾天，朱神望收到了客戶的一條信息：“等到我劉海長到下巴的時候，不知道能不能剪上頭。”

“再見面時，我可能已經認不出你。”朱神望回複，附上了一個“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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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與武漢人見面最多的人，是騎手們。他們身着不同顔色的外套，像是武漢的紅細胞，把養分輸送到這座城市的角落。

春節那天，為“餓了麼”工作的胡賓接了個“跑腿單”，幫人去快遞站取包裹，裡面是一箱奶粉。客戶是個剛生完孩子的母親，“孩子馬上就要斷糧了”。

奶粉送到後，他們隔着口罩，互相拜年。

胡賓平時戴4層口罩，每天接十三四單，大多是跑腿單，幫人去超市購物。他的23名隊友，隻剩4人留在武漢。超市需要排隊，有時一單要兩個小時才能完成。因為缺貨，過去到一家超市就能完成的訂單，要跑三四家才能配齊。有些騎手相互合作，有人負責采購，有人負責配送。

有的客戶在訂單上備注說，自己一直聯系不上在武漢的朋友，胡賓不需要去取件，“直接去收件的地方幫我敲下門，我真的很擔心他。”

胡賓接到過一個來自北京的訂單，因為武漢封城，客戶回不了武漢，幫老家兩位出行不便的老人購物。電話裡，客戶反複囑咐“能買多少就買多少”。另外一次，他應一位女士的要求，幫同城的爸媽購買了燃氣。封城後，這家人難以碰面，而老人不懂網上繳費。

他經手的最“大”一單是1300多元，重量是200多斤。箱子裡塞滿了40個雞蛋、20斤豬肉，還有米面、糧油、水果和幾大箱礦泉水，三大袋蔬菜隻能放到踏闆上，“壓得車子都走不動”。為了保持平衡，他隻能彎腰趴在電動車上前行。

“本來不想接，但擔心這家是不是已經沒什麼物資了，就接了。”他說。

另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需求是幫人遛狗。客戶是一位孕婦。她的丈夫是醫生，在醫院搶救病人。那是一隻很大的金毛，女主人沒有力氣遛這麼大的狗。

幾乎每天，胡賓都要去漢口醫院附近的一家餃子館，取上幾單外地客人點來的餃子，送給醫生和護士們。電話回過去，那些天南海北的口音總是在感謝醫生護士，還強調過年吃餃子，象征着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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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用各種方式支持武漢人的胃，胡賓代人運送的那些蔬菜，有些也是來“增援”的。四川省汶川縣三江鎮龍竹村的12名村民，駕車36小時，将100噸新鮮蔬菜送到12年前救助他們的武鋼總醫院，6輛卡車的車頭挂着同樣的标語：“汶川感恩你，武漢要雄起。”

武漢綠蔬源蔬菜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顧澤生，除夕以來，白天配送，晚上割菜，帶着家人和員工連軸轉。蔬菜送到小區，由物業分配至各家，上了年紀的人十分感動，“他們下不了樓，超市又定點定時，年紀大的抵抗力差，能夠把菜送到他們門口，可以說是雪中送炭。”顧澤生說，他見到有人已經吃了三四天鹹菜。

疫情中，武漢大部分農貿市場休市，超市成為市民購買蔬菜的主要渠道。武漢80多家中百倉儲連鎖店，“承擔了武漢市保供任務的一半以上”，中百倉儲水果湖店門店經理王玲說，她每天都會接到詢問幾點開門、幾點關門的電話。

“居民面對未知，不恐慌是假的。”武漢封城那日，王玲記得短短一小時内就湧來大量客流，超市閉店時間推遲了一個半小時。白菜、南瓜、蘿蔔、紅薯等便于儲存的蔬菜最為搶手。

這些天，有人到店裡買菜時穿着防護服。王玲所在的超市，沒有“恭喜發财”之類背景音樂，很少有人在貨架前聊天。“人人手裡拿一個清單，按單子找貨品，沒有就找替代品，一買菜就是一車。”顧客行色匆匆，盡量減少逗留時間。

山東壽光蔬菜調運武漢的日供應能力，已經從600噸上調到2000噸。一棵白菜從壽光農民的手裡到武漢市民的手裡總共需要3天。今天從壽光發車，明天就到了武漢江夏物流總倉，經過卸貨、分揀、再裝車，後天超市開門，它就會到達一位市民手中。

中百倉儲生鮮事業部副總經理王玉璟分管物流，他介紹，如今的蔬菜貨量是去年同期的3.5倍。令他頭疼的是“怎麼讓貨運進來”，很多司機是外地人，封城之後，車輛和人員都無法保證。公司成立了突擊隊幫忙卸貨、搬運，但遠遠不夠。以前一輛車一天隻送一次貨到市區，現在一天要跑五六趟。目的地包括80多家中百倉儲大賣場和400家小店，每天配送600噸蔬菜。後來申請了軍車配送，每天30個車次，緩解了部分壓力。

王玉璟已經20多天沒有回家了，吃住都在物流總倉。回去取換洗衣物，他也不與家人見面，把門口的衣服取走，把生活用品放下，轉頭就走。“怕呀。”

外地司機來武漢送愛心菜，有的不敢下車，請求當地人趕快卸完貨，馬上走。“不是給多少運價的事情。”

王玉璟不去看每天增長的确診病例數字，在崗時沒空看，忙了一天躺在床上也不想看，怕影響情緒。這次，身邊很多同事令他感動，一個同事，剛剛放假得知要封路，又迅速趕回武漢上班，家裡孩子不滿1歲。“他完全可以不來，或是假裝沒看到信息。”他說，“這才叫逆行。”

王玲店内的300名員工，因為交通、家庭等原因，隻能到崗80人。公共交通停運，有人騎車2小時，有人走路2小時上班。一個員工，上班前跟家人談判了一個小時才得以出門。周邊小飯店都關門了，大家自己帶飯或用方便面解決午飯。“現在能出來的都是英雄啊。”王玲說，“熟識的老顧客也叮囑我們保護好自己。”

門店經理需要處理投訴，她感到，“最近投訴少了，大家都能相互理解。”而且顧客的恐懼感在減輕，“用武漢話說，比較平和”。封城後的第一個14天過後，到了元宵節，買元宵的顧客多了起來。“雖然有疫情，但大家過節的願望還是很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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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非常時期，武漢一家120急救站的擔架工錢運法，比平時對世間冷暖有更多認識。

武漢封城之後，68歲的錢運法每天大約接送十八九人去醫院，其中三四位是普通病人，其餘都是發熱患者。有的時候，他們到了地點，病人已經“不行了”，隻能再找殡儀館派車。有的家屬急得一見到他們就下跪，懇求盡快把人送到醫院。但是醫院沒有床位時，他們又不得不把人再送回家。

錢運法打這份工，是個體力活兒，月收入1950元。疫情暴發後，有的同事請假走了沒再回來。他沒回湖北孝感農村老家，和多數同事一起留在了武漢。他隻讀到小學三年級，對“新型冠狀病毒”所知甚少。他說：“我們聊起這事，都知道這個病它傳染……這事（擡擔架）總要有人搞，我不幹，别人也要幹，總要有人幹。”

他還說，那麼多病人需要搶救，自己要是走了“那不像話”，“不想丢臉”。這些天，他所在的急救站，收到外地好心人送來的不少面包和零食，讓他更加覺得要堅持下去。“我這麼大年紀了，在非常時期為了國家也幹不出臨陣脫逃那事。”

他也經曆過那樣的情景：兩個年過六旬的擔架工擡着病人在狹窄的老式樓梯裡下樓，感到吃力，想讓患者的兒子幫一把手，兒子回答“這是你的事”。

穿着防護服擡擔架，一趟下來，連毛衣都會被汗水濕透。而為了節省防護服，錢運法和同事接送新冠肺炎确診病人才會更換防護服，接送其他病人兩位才會換一套。救護車開到小區時，錢運法有時會看到人們從窗戶裡探頭或者從門縫裡觀察，看看是哪家人遇到了不幸。他知道，人們害怕、着急，希望壞的事情早點過去。

最多的一天，武漢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警務站接到3起有關家人死亡的警情。站長劉俊說，有的家裡隻有兩個老人，一位去世了，另一位隻能打“110”。警察需要聯系社區開具死亡證明，聯系殡儀館來接走遺體。

“我從警30多年，從沒這麼頻繁地見過這麼多的生離死别。”劉俊說，“對我沖擊真的很大。我既為人父，又為人子。我的心情是撕裂的，一方面我要面對這種悲痛，一方面我又要拼命工作。”

疫情暴發後，武漢近2萬民警和3萬多名輔警全員無休。中南警務站有49個人，平時甚至有夫妻鬧離婚也打“110”，讓警察過去“評評理”。對這些非警務工作，有時大家會抱怨。劉俊說，現在幾乎每起警情都與警務無關，但他們願意出警。

“我也是人，看到報警人的無助、焦急，面對即将失去親人時的痛苦，先不說職責，我不幫，自己心裡就受不了。”他說。

武漢市七醫院就在中南警務站轄區之内。劉俊記得，病人蜂擁而至，到深夜，醫院門口仍排着100多米長的隊。醫生不停打電話求助，“他們連‘110’都不打了，直接打我們的座機”。

劉俊2014年曾在利比裡亞執行聯合國維和任務。非洲暴發埃博拉病毒疫情後，他在那裡接受過防疫訓練。因此，這次還沒接到上級命令時，他就在網上買了很多口罩、護目鏡和一次性手套放在警務站。

他說，他們往常遇到過拿刀拿槍的暴徒，有防彈衣、防刺服和完整的應對方案去應對。但病毒是無孔不入的，對每個人的心理都是個考驗。

他們接到的報警裡，有人住不進醫院，也有人不願意住院，害怕在醫院交叉感染。有人在醫院門診排隊時間太長，要往醫生臉上噴口水。警察們用記号筆在防護服寫上“警察”兩個大字，過去“首先要穩住場面”。有一次，一個确診患者威脅要扯下醫生的口罩，警察們穿戴好防護服、護目鏡、防爆頭盔，拉下玻璃面罩，擋在患者和醫生之間調解，直到那位激動的患者情緒慢慢平複。

“其實我特别能理解那些病人，他們無助啊，無助的人是很容易瘋狂的。”劉俊說，他接到過一次報警，是一位老人在社區吵鬧，她丈夫在醫院住院，她極其害怕，又擔心負擔不起醫藥費。她急得以扯下口罩威脅人。

“她一個80多歲的老人，拄着拐棍，我能怪她嗎？”劉俊說，“後來我牽着她的手，我就感覺她握得非常緊，她需要依靠，需要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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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武漢，比往常需要更多的安全感，這體現在維持基本生活的方方面面。往年，武漢市的商場超市等場所，春節時用電量會上漲，居民用電量較小。今年因為疫情，居民用電量大了起來，但仍在正常範圍之内。國家電網武漢供電公司變電運維室馬影河運維班班長張鴻飛說，需要重點保障的是醫院、隔離點、防疫物資生産企業、政府防疫單位等的供電。

從春節開始，國家電網湖北電力調控中心調度員魯鴻毅和同事就住進了單位附近的酒店，開始了封閉生活。他對記者描述調控崗位的特殊性，“就像開車不能沒有司機一樣”。

也是從春節開始，武漢的自來水廠工人黃凱接到電話要去加班。看到傍晚的武漢街頭，路邊漸次停滿機動車，沒有一個行人，“我才覺得有點怕，這種畫面隻在美劇裡見過”。

和他同班的調度員比他到得更早，背來了衣物和被褥。“那個伢是新婚的啊！”黃凱說，“他居然準備每天下班就睡廠裡。”

武漢是一個吃長江水的城市。滔滔不絕的長江水通過管道進入水廠的蓄水池，經過加氯、沉澱、過濾等工序，流入自來水管網。江上的取水船和陸地上的水廠，都需要時刻有人監管。

後來他們得知，市内交通可以申請通行證。廠裡征用了員工的私家車，和公車一起，接送員工上下班。司機班師傅接觸人員較多，為了保護家人，下班後不再回家。

前兩天，黃凱下了夜班，想到好幾天沒有母親和孩子的消息，就騎着電瓶車回去探望。站在樓下，他隻是隔着窗戶跟孩子說了幾句話。

母親的手機壞了，他在網上購買，有的店主看地址是武漢，拒絕發貨：“你不知道你們那邊發生什麼事了嗎？”他很生氣，卻又遇到另一個貼心的店主，幫他找了中國郵政快遞。這些天，在武漢街頭，他遇到過坐地起價的出租車司機，也知道有一些人，開着私家車免費為人“擺渡”。

“别說我是一線員工，真正的一線是那些醫生和護士。”黃凱說，“但我知道我的工作很重要，再怎麼樣，水不能停，我們還要生活，人命還要繼續。”

在武漢匮乏的所有物資當中，氧氣尤其是生死攸關的一種。多家醫院的消息說，收治了大量肺炎患者後，武漢現在是一個缺氧的地方——武漢市肺科醫院院長彭鵬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重症病人都需要吸氧，氧氣供應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他所在的醫院，氧氣用量達到日常用量峰值的10倍以上。

他說，任何一家醫院在設計時都不可能按照目前這種極端情況來做供氧的設計。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見到的一位市民，和兩個兄弟每天輪流背着80多歲的母親去醫院看病，直到母親死于新冠肺炎，而兄弟三人成為疑似病例。家人給他從藥店花4000元買了一台小型制氧機。無論是去隔離點還是去醫院檢查，這個53歲的男人都要緊緊提着他的制氧機，就像是在提着他的性命。

武漢這座城市見慣了長江晝夜不息的奔流。胡賓從小在武漢的長江邊扔石子、爬圍牆，年輕時陪着心愛的姑娘在長江大橋上散步。後來他有了自行車，高興時能在城裡蹬上一整天。他52歲，這個年齡、在這樣的形勢下還出來當騎手，連自己都承認“需要太多勇氣”。但他說，自己就喜歡在武漢的大街小巷逛，“怎麼都逛不夠”。網上還有人說，等武漢“病好了”，自己會來看著名的黃鶴樓。

談到眼下這場疫情，胡賓說：“該過去的早晚會過去。”

責編：秦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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