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先生曾經說過，我們的星球之所以珍貴，是因為這個星球上出現了愛因斯坦。曾經有一個愛因斯坦的傳記作家寫了一本書，書名就是《愛因斯坦曾經在這個地方生活過》。

愛因斯坦在做出最重要的發現之前并沒有在學術界任職，26歲時還處于學術邊緣，但他的成就卻改變了整個世界。關于時間和空間、物質和能量，許多傳統的看法都因愛因斯坦的觀點而改變了。愛因斯坦的創造性從哪來，他為什麼與衆不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而這幾點可能是比較容易被忽視的。

首先是他的人際關系。愛因斯坦說自己是一個“獨行者”，德語原意為“一匹馬拉的車”。的确，作為一名研究者，他基本上是孤軍奮戰。沒有一個人從他那裡獲得博士學位，他也沒有形成一個所謂的學派。他不喜歡上課，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好老師，僅有的幾次授課經曆都很難說成功；至于他在日本、美國、西班牙以及阿根廷等地演講受到空前歡迎一事，與他是否會講課關系不大，更多是慕名而來。他曾經多次抱怨沒有幾個聽衆能真正聽懂他的演講。

在評價一個人的學術貢獻時，愛因斯坦不會受到私人友誼的影響，學術上的獨創性是他采用的唯一标準，盡管他的判斷也會受學術偏好的影響。愛因斯坦與索末菲和玻恩在學術上交往甚多，後兩者還分别将他們與愛因斯坦之間的通信結集出版。這些感情真摯的通信是他們友誼的見證。正是在索末菲的提議下，愛因斯坦才成為巴伐利亞科學院通信院士；索末菲還在1922年提名愛因斯坦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候選人。但愛因斯坦從未提名索末菲和玻恩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讓人深思的是，盡管愛因斯坦并不喜歡海森伯以及他背後的哲學，但承認他工作的有效性，并在1932年提名海森伯和薛定谔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與此同時，他也并不完全是孤軍奮戰。天才也需要朋友，需要催化劑。愛因斯坦在大學畢業以後失業了兩年，沒有找到工作，靠給人打零工、代課來維持生計。在此過程中他甚至還想過賣保險，因為生活非常拮據，而且家裡生意也破産了。這個時候，他的同學——後來成為數學家的格羅斯曼——的父親幫他找到了在瑞士聯邦專利局的工作。他到了伯爾尼，可是因為還沒有正式到任所以不能領工資，于是他在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我是一個師範生（他讀的學校現在很有名，但是當時就是一所為中學培養科學教師的學校），我有很好的基礎，有誰需要補習物理可以來找我，而且第一堂課免費”。結果就有兩個人報名了，聽了幾堂課之後感覺不錯，而且因為相談甚歡，愛因斯坦決定不收他們的學費。後來因為種種原因，這個補習班沒有辦下去，但是他們成為了朋友，整天在一起讨論。

前文提到格羅斯曼，格羅斯曼對愛因斯坦起到的幫助不僅僅是幫他介紹了專利局的工作。愛因斯坦大學不愛聽課——其實也不是他不愛聽，而是因為他自己通過自學已經超出了老師可以教給他的範圍。到了考試的時候，愛因斯坦就借格羅斯曼的筆記來複習并順利通過了考試。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在剛剛提出的時候有一個緻命的缺陷，那就是狹義相對論是解釋勻速直線運動的體系，沒有涉及加速度的體系，也沒有把引力問題考慮在内。1907年，愛因斯坦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通過一個名為“電梯實驗”的思想實驗，他發現了引力和加速度等效的關系，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涉及到非歐幾何。此時他想到了老同學格羅斯曼。後來的廣義相對論中，一篇文章分成了兩部分，物理内容是愛因斯坦寫的，數學内容是格羅斯曼寫的。

與此同時，在愛因斯坦的成長過程中，科普著作對他影響很大。這與當時德國的大環境密不可分，1871年之後，德國的有識之士很快意識到他們和英法之間的差距，認為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可以通過努力奮起直追，而要想在文化方面有新的創新，最有效的做法就是科學普及。在他們的推動之下，彼時德國國内出現了一股科學普及風潮，這種風潮包括很多方面：知名教授給工人普及科學知識，往往坐着三等車廂去，不計報酬；辦大量的博物館，向大家講解科學知識的原理……最著名的就是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直接把一個礦山的模型搬過來，讓大家參觀之後知道礦山運作過程，為大衆普及知識。在這股浪潮之下，德國集中出現了一批科普作家，其中的代表人物當屬伯恩斯坦。他自學各種科學知識，然後将它們用非常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比如，談到光，他寫道：假如人随着光速前進，這樣的情形會怎樣？這些話對小朋友産生了很大影響，愛因斯坦讀到這裡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直到大學畢業時還在思考這個問題，并最終有了那些驚人的成就。

還有一些書籍對少年愛因斯坦産生過影響。比如他十幾歲讀歐幾裡得的幾何原本，我們現在都知道，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180度，這個結果不是通過測量得出的，而是證明出來的，而且這個證明是通過基本的假定原理，比如在遠離一條直線外的支點隻能畫一條跟它平行的直線，這些原理沒有辦法再進行深入的追究，比如你不能再問“為什麼不能畫兩條”，這是我們的基本假定。這件事對愛因斯坦産生很大的影響，讓他認識到人類的整個知識是建立在公理體系下的，而且這個公理體系下可以證明出來。

愛因斯坦在十幾歲時也讀過康德著作，康德雖然跟歐幾裡得的情況不一樣，但思路是一緻的——就是要給我們的整個知識尋找一個比較穩定的基礎。在康德看來，歐洲的思想家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無論是英國的經驗論還是法國的唯理論。經驗論很重要的漏洞就是遇到一條反例就不成立，比如“所有天鵝都是黑色的”，但是如果某人在某一個地方發現一隻白天鵝，那麼這條定理就不成立了。唯理論也不行，如果1 1=2，這個放在哪裡都正确，但是不能産生新東西，所有新東西要通過實驗和經驗得出來。康德想把經驗論和唯理論綜合起來，尋找一個把這兩個都解決的方法，把這個知識放在他所謂的先天綜合的基礎上，這套方式對愛因斯坦産生了影響。盡管愛因斯坦讀康德時也有懷疑，因為康德整個哲學基礎是牛頓力學，是絕對時間和絕對空間，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但是這套思維方式，即給知識尋找一個非常堅固的根基，把整個人類知識大廈建立在非常牢固的基礎上，還是對愛因斯坦産生了很大影響，他後面跟量子力學這些人的争論，某種程度上可以追到這裡，他不相信幾率解釋、概率解釋是整個人類最終的基礎！

在愛因斯坦的治學思路裡，還有一些是打破常識的。比如理性。我們看《物理學的進化》一書就會發現，愛因斯坦非常注重非理性的因素，比如直覺，還有突發式奇想。他認為真正科學貢獻不是靠積累、歸納得出來的，而是跳躍産生的。事實上，愛因斯坦的生活中始終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一個不可能有理性基礎的信念：一定存在等待被發現的自然規律。而他畢生追求的，就是去發現這些規律。同時，愛因斯坦生活在一個被技術所包圍的環境當中，一般人認為愛因斯坦是理論物理學家，理論物理學家就是用一張紙和一支筆，完全靠大腦或者是數學工具，現在甚至筆、紙不需要，一台電腦就可以。但是愛因斯坦完全不一樣，技術在他一生當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在大學期間有一半的時間是在實驗室裡度過的。這跟大家以前的看法完全不一樣。

作者：方在慶（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一書編譯者）編輯：郭超豪責任編輯：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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