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Foreword

9月22日，上海修訂通過了《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其中提到區和鄉鎮政府可以劃定一定的公共區域用于從事設攤經營、銷售自産農副産品等經營活動。上海不再全面禁止路邊攤舉措，恰為本篇文章提供了一個當下的讨論語境。是什麼造就了一個“世界級”的城市呢？是經濟快速增長廣廈林立，還是更具有多元共融特性？非正規經濟又在其中扮演着何種角色？希望本文可以對此提供一種思考角度。

在孟買沃利熠熠生輝的四季酒店頂層，富有的當地人和遊客坐在舒适的毛絨沙發上，啜飲着18美元一杯的雞尾酒。從這個迷人的屋頂酒吧向外眺望，豪華的五星級酒店、隐約閃現的公寓大樓以及其他勾勒出孟買現代天際線的城市大廈盡收眼底，這一景觀是城市财富日益增長的證明。不過如果将目光落向城市内部，就會發現貧民窟仍存在于孟買的各個角落——它們堆積在高速公路旁，掩映在橋洞下，或是散布在人行道上。

盡管同住在一片200平方英裡的土地上，孟買的窮人和富人卻在不斷加深的物質和社會的鴻溝兩端相望。這種區隔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政府日益普遍希望邁入“世界級”的願景。從阿克拉到雅加達，全球的城市都在試圖按照他們對世界級城市的認知來塑造自己的形象。可以想象一下新加坡和迪拜，這種“世界級”城市具有相似的代表特征——由高樓大廈勾勒出的現代化的天際線、高效運轉的城市生活以及沒有明顯的貧困迹象。

市政領導人這種追求"世界級"的願景，是出于吸引投資、推動城市融入全球經濟并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的希冀。然而，這些益處往往隻流向了城市中最富有和最有權勢的居民。

▍以犧牲基礎設施為代價的高樓大廈

在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與高出生率的推動下，城市人口快速增長，但與之同時也加劇了城市貧困水平和非正規貧民窟的規模。盡管貧民窟為貧困遷移者進入城市提供了廉價的通路，但他們多處于有缺陷、不安全的生活環境中，極易受到健康和環境風險的影響，并為社會所排斥。據估計，在全球各地的城市中，有8.3億貧民窟居民正在與城市共生。事實上，這部分人群占到了發展中世界城市人口的30%以上。甚至在一些城市這一比例更高，比如在内羅畢，有60%的居民生活在非正規居住區。

盡管存在種種挑戰，但城市化無疑還是一種高效的減貧途徑。例如，城市密度使政府和其他組織實體能夠在教育、衛生醫療和基本服務方面的建設實現規模效應。然而，對許多城市來說，對 "世界級 "的盲目追求，導緻錯置了事務的優先次序，從而推行了一些不利于城市貧困人口的措施。城市沒有改善貧民窟的住房存量，而是選擇将它們夷為平地。城市投資大量流入了商業地産，而沒有完善基礎設施和服務。如在拉各斯，政府為了追求城市的 "美化"，在沒有提前警告的情況下拆除了貧民窟，這種措施常常讓居住在其中的人無處可去。

▍被壓制的城市無形引擎

城市人口結構的變化也推動了非正規經濟的擴張，非正規經濟是在政府監管範圍之外活躍發展的經濟活動系統。據專家估計，大多數貧民窟居民在以非正規方式來就業。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中，非正規經濟不僅是一種窮人的就業來源，也是廣大城市人口的重要商品和服務的供應者，仿佛城市的無形引擎。例如，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非正規拾荒者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垃圾收集活動，他們的服務可以使城市社區和自然環境受益。

不幸的是，對 "世界級 "地位的追求往往轉化為了對非正規從業者不利的城市規劃和政策決議。這些決策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城市貧民的經濟機會，加劇了城市的不平等。例如，越南河内政府為了 "美化 "城市，禁止小商販上街售賣。同時在全球範圍内，城市非正規從業者也缺乏法律保護和政治發言權，這種情況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剝削和騷擾。如在内羅畢，城市管理官員常常會犯有恐吓、任意逮捕，甚至對街頭商販實施性暴力的罪行。

▍新型世界級城市

我們希望“世界級城市”能夠被重新定義為多元共融的城市。我們相信，所有的人都擁有在體面的條件下生活的基本權利，并有機會創造共同繁榮的城市的未來。因此，我們的城市願景應當彙集起全體城市居民的力量、創造力和創新能力，使其更具多元共融地促進城市發展。它應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條件。一個多元共融的城市應确保所有居民能夠獲得安全和充分的住房條件。在一些城市，實現這一目标意味着需要建設更多經濟适用房。而在另一些城市，這則意味着與社區合作，改造升級現有的貧民窟。一個多元共融的城市還需擴大居民獲得基本服務的機會，以提高所有城市居民的經濟實力和健康成效。

加強城市内部的連接與融合。一個多元共融的城市在推動城市交互時，會考慮到更多弱勢居民的需求。它會創造無障礙的交通選擇，将城市邊緣的貧民窟與城市中心的經濟機會連接起來，并規劃出既支持非正規的經濟活動又能增強社區感的公共空間。

健全對非正規從業者的法律保障，讓非正規從業者能夠有尊嚴地生活。一個多元共融的城市不僅能提供一個安全的物質環境，還需搭建起一個可以保護所有市民的法制環境。它可以在保留非正規化經濟的基礎上，将法律保障擴大到從事非正規經濟活動的個體，賦予非正規從業者在工作中的尊嚴感和安全感，以及更多的經濟流動機會。

在全球範圍内實現這一願景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可以從一些城市發展所呈現出的亮點中汲取靈感。例如，本周聚集在麥德林的數千人将會看到一個巨大的露天自動扶梯，它将使貧民窟與城市的商業中心和社區資源連接起來，這是一次實驗性突破；而在印度浦那市，垃圾處理的方式已經從使用私人承包商和卡車來處理大部分的垃圾，轉變為使用個體拾荒者組成的非正式工會來對城市垃圾進行人工分撿。這種安排不僅提高了拾荒者的收入，同時節省了城市資金，減少了垃圾填埋的數量。

這類努力提升了城市居民的主人翁意識和參與感。随着城市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以此為願景将更有助于發揮城市的巨大潛力來減少貧困并創造共益經濟的增長。

奧倫·阿胡比姆（Oren Ahoobim），勞拉·高曼（Laura Goldman），和香提·馬哈詹（Shanti Mahajan）就職于達爾伯格全球發展顧問公司(DalbergTweet)。洛克菲勒基金會為這篇文章的研究提供了支持。

來源：《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英文網站2014年4月10日

原标題：What Makes a “World-Class”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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