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作家莫言在社交平台曬出了一段戴着墨鏡“飙”收割機的視頻，并配文“再次體驗了開收割機的快樂”。有網友調侃：“有朝一日居然能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飙收割機，我和我的小夥伴都驚呆了。”

莫言微信公衆号截圖

的确，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著書立說的文壇巨匠們或嚴肅沉穩，或敏感憂郁，或儒雅寬和，帶着知識分子特有的自矜，似乎哪一點都和視頻裡這個陶然忘憂的“田舍翁”不沾邊。

現實則恰恰相反，許多文人不僅不刻闆不苦大仇深，私下裡還有我們不知道的另一面。

莫言

冷面笑匠段子手

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文壇地位自不必贅述。外界總認為這是位不苟言笑的老爺子，但莫言本人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冷幽默型“段子手”。

因為口音問題，有網友給他留言：“莫言老師說的是普通話嗎？”

來自山東的莫言回應：“當然是普通話，不過是‘高普’，高密普通話。”

在人物專訪中，主持人問他：“您現在最希望的一種狀态是什麼？”

莫言一本正經地說：“我們結束采訪。”

拍攝電影《紅高粱》時，主演姜文一不小心把編劇莫言家裡的暖瓶給踢爆了。莫言打趣：“我們家唯一的一把熱水瓶，那是家裡的重要财産，被姜文一腳給我們踢碎了，嘣的一聲巨響。後來我就立刻給他圓場，我說行了，我們這個電影肯定爆響，成為爆款。”

以魯迅為首的許多文人都被編造過各種語錄和作品，莫言也不例外。有一次在北京吃完飯，莫言被一位女士深情表白。女士說，“莫言老師，我要朗讀一首你的詩歌獻給你，《你若懂我，該有多好》。”莫言回憶：“她朗讀得聲情并茂，目光裡邊含着淚光，我聽了也很感動。後來她讀完了，我就說，如果是我寫的該有多好。”引發了台下的哄堂大笑。

作為曾經一個寝室的好友，餘華損起莫言來毫不留情。他曾說，有一次莫言新書出版時打筆墨官司，因為他43天寫了将近50萬字，被人批評急功近利。

“後來莫言改口了，說我構思了40年，這次我前面看到一個版本變成是20年了，反正莫言變來變去，我已經習慣了。”

餘華

把悲傷留給讀者的喜劇人

都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段子手的好友是個喜劇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有讀者說以為餘華是一個苦大仇深的中年人，餘華爽朗大笑：“還說我是個中年人，讓我意外的驚喜，還有讀者說，‘天呐他還在啊，我以為他不在了’。”

與大家所想的諸如“熱愛文學”“心懷理想”等理由不同，餘華自嘲當年棄醫從文是為了“偷懶”。他年輕時的夢想是找一份永遠不用被鬧鐘吵醒的工作：“有一次我問一位在文化館工作的人，問他為什麼經常在大街上遊玩？他告訴我，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這樣的工作我也喜歡。”

于是餘華決定寫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進入文化館，後來終于得償所願：“我第一天到文化館上班時故意遲到了兩個小時，結果我發現自己竟然是第一個到的，我心想這地方來對了。”

這讓不少通過《活着》認識餘華的讀者們大跌眼鏡，畢竟《活着》是一部充滿悲劇色彩的現實主義作品。不過餘華是誰？“把悲傷留給讀者，把快樂留給自己”的喜劇人，甚至連《活着》也不放過。

《活着》暢銷兩千萬冊，許子東曾在私下問他版稅收入，餘華開玩笑說：“我靠《活着》活着。”

接受采訪時，主持人問餘華給《活着》打多少分，他回答9.4分。對方追問原因，餘華一本正經：“剩下的0.6問那個豆瓣，他們打的9.4，我也給它打9.4。”

一個“段子手”莫言，一個“喜劇人”餘華，湊到一起，倒黴的成了史鐵生。有一次，幾人一起去沈陽參加活動，在沈陽文學院和孩子們踢球。眼看要輸得慘不忍睹，他們突然心生一計——讓坐着輪椅的史鐵生當守門員，并叮囑他：“你就在這待着，把門守住。”

後來提起這件事，餘華和莫言大笑不止：“沈陽文學院的孩子不敢踢，怕把鐵生踢壞，我們告訴他們，你們一腳踢到史鐵生身上，他很可能被你們踢死了。”

季羨林

愛寫日記的吐槽帝

這樣“嚴肅活潑”的畫風并不是當代人的專屬，上世紀的文壇大家中，不乏性情不羁的人物，比如國學大師季羨林。可惜君生我未生，如果季羨林和餘華同歲，也許會成為莫逆之交，畢竟他可是鼎鼎有名的“吐槽帝”。

翻看季羨林的《清華園日記》，你會發現老先生年輕時好像看什麼都不順眼，喜歡杠上一杠。

考試他要吐槽：

1932年12月29日

“早晨忽考法文，結果一塌糊塗，真是豈有此理。”

1933年9月2日

“今天才更深切地感到考試的無聊。一些放屁胡謅的講義硬要我們記！”

1934年3月13日

“沒作什麼有意義的事——xx，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洩氣，還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xxx什麼東西？”

老師他要吐槽：

1932年9月21日

“我以為老葉(葉公超)不上班，他卻去了，我沒去，不知放了些什麼屁。”

1932年10月28日

“早晨連上兩班吳可讀的課，真正要命已極，吳可讀怎麼能從Oxford畢業呢，真笑天下之大話。”

1934年3月17日

“心裡老想着昨天晚上葉公超對我的态度——xx，隻要老子寫出好文章來，怕什麼鳥？”

同窗他也要吐槽：

1932年10月23日

“我的同屋陳兆祊君，這朋友我真不能交——沒熱情，沒思想，死木頭一塊，沒有生命力，絲毫也沒有。呂寶東更是混蛋一個，沒人味。”

1934年3月2日

“今天早晨我有個頂不高興的事——施闳诰什麼東西，随便亂翻我的稿紙。我的一九三四年的《新夢》，他竟然毫不知恥地看起來，真正豈有此理！”

稿子沒登吐槽：

1932年9月11日

“今天晨間天空又下起雨來。我冒雨到圖書館去看報，我的稿子還沒登出，xx。”

1932年9月19日

“我譯的《Faust傳說》，聽說是今天給登出來，但是沒有，真不痛快。”

連屁股痛都要吐槽：

1932年9月23日

“早晨隻是上班，坐得腚都痛了。”

網友們紛紛調侃，原來大師也會和普通人一樣。

錢鐘書

熱衷幫貓打架的“鏟屎官”

如此反差的文壇大家，當然不止季羨林一位，與他齊名的清華校友錢鐘書便有個無厘頭的癖好——熱衷幫貓打架。

若被季羨林知道了，他可能會在日記中這樣寫：“早晨連着兩次看到錢鐘書幫貓打架，真正要命已極，此人怎麼能從清華畢業呢，真笑天下之大話。”

當時，錢鐘書和妻子養了一隻名叫“花花兒”的貓，他對這隻貓非常寵愛，貓也頗有點恃寵生嬌的意思。楊绛曾在散文《花花兒》中寫，貓鬧着出去玩時，一般總找最依順它的錢鐘書，要他開門。

錢鐘書楊绛的隔壁住着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林徽因也養了一隻貓，叫“愛的焦點”。這隻貓仗着身體強壯，經常單方面毆打“花花兒”，這下錢鐘書可來氣了。他特意準備了一根長竹竿，終日虎視眈眈，一旦發現戰況，鑽出被窩也要去幫“花花兒”打架。

關于這件事，楊绛在《我們仨》當中是這樣描述的：“我們在清華養過一隻很聰明的貓。鐘書說它有靈性，特别寶貝。貓兒長大了，半夜和别的貓兒打架。鐘書特備長竹竿一枝，倚在門口，不管多冷的天，聽見貓兒叫鬧，就急忙從熱被窩裡出來，拿了竹竿，趕出去幫自己的貓兒打架。”

妻子楊绛經常勸他說“打貓也要看主人”，錢鐘書則不以為然。他不僅身體力行幫“花花兒”打架，還寫了一篇叫《貓》的作品來找回場子，其中有一句俏皮話是：“打狗要看主人面，那麼，打貓要看主婦面了。”

魯迅

嗜糖如命的忠實“甜黨”

以上的幾位文壇大家都是語文試卷上的常客，不過大家最熟悉的還得是那位寫《社戲》《狂人日記》《紀念劉和珍君》的迅哥兒。

都說文科生有三怕：一怕寫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樹人。而誰能想到，那位在課本上橫眉冷目的魯迅先生，私下裡卻是個愛吃小餅幹的“甜黨”呢？

據記載，魯迅非常愛吃甜食，從奶油蛋糕金雞餅，到日本羊羹沙琪瑪，他還特意寫過一篇《零食》來盤點上海的小吃：“桂花白糖倫教糕，豬油白糖蓮心粥，蝦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蜜橘，瓜子大王，還有蜜餞，橄榄，等等。”

關于他的嗜甜，有一段轶事。學生給他送來治療口瘡的柿霜“方糖”，他吃了一大半之後才知道這是藥用品，遂把剩餘的收起來。到了半夜沒忍住，爬起來又吃了一大半，還頗有自己的一套邏輯：“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

也許護食是每個吃貨刻在DNA裡的屬性。愛吃的點心總是被拿出來招待客人，讓魯迅肉痛，他靈機一動，用花生代替點心，還将其命名為“花生政策”：“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往往吃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于是很有戒心了，隻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

想來如果生在今日，魯迅先生肯定是每年網絡“甜鹹大戰”中，甜黨一方承諾不率先使用的“秘密武器”。不過這秘密武器也有弱點——甜食雖好，多吃傷牙。

魯迅一生中有23年的看牙史，和牙醫密切交流75次，但看完牙後，他又會悄悄買甜食安慰自己。因此在49歲時，碩果僅存的5枚牙齒也因病壞而拔掉了。

這樣一個“任性”的老小孩，讓人忍俊不禁，也讓人難以聯想到教科書上那位“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冷硬鬥士形象。

的确，過去課本上給我們呈現的文壇巨匠們形象雖然“高大全”，但也有點将将“羽化而登仙”的距離感。讓讀者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挖掘他們更生活化、更有血有肉的一面，不失為一種品鑒作品的别樣視角。

那麼，這些不完美，會将已功成名就的大師們拉下“神壇”嗎？

真實的力量，遠遠大于完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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