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娛的天說變就變。

以前提起易烊千玺，到處是“未來可期”，如今，拟錄取國家話劇院的他卻被批“特權”。

事件發展至今：

從考編的讨論，到對易烊千玺本人的妖魔化，再到“小鎮做題家”被嘲諷後的憤怒……

許多讨論已經偏離靶心，滑向各自陣營的情緒發洩。

客觀來說，這不利于我們看清真相。

如果要探讨公平性，應該去質疑明星考編的每個環節是否公正、透明、合理，讓官方給出說法，而不是挖墳和造謠；

如果要讓公衆理解明星與體制的關系，則應該去舉證流量此時對體制、對普通人的價值，以及整個系統的運轉邏輯，而不是居高臨下地嘲弄或揶揄。

Sir很早就針對事情本身簡單聊過。

Sir更理解這些情緒的由來。

它是當今年輕人集體焦慮的表現，也是整個社會焦灼狀态的短暫抒發。

衆生皆失語。

于是大家隻能抓着某些語意模糊的關鍵詞，進行表達釋放。

比如“編制”意味着安全感；

“明星”意味着特權；

“小鎮做題家”意味着不公、自嘲、底層……

問題出在哪？

四處是标靶，到處是标簽，到處是區分你我的群體。

卻很難看見一個具體的人。

△ 某周刊引燃輿論的文章段落

如果要分類，大部分普通人都是“做題家”。

包括Sir自己，抱着一副鍵盤和幾個硬盤走到今天，從小地方到大城市，試圖站穩腳跟。

因此Sir更深知，“做題家”真正的困境，不能靠喊口号，隻能靠自己的行動去改善。

所以面對雙方極端争議，是不是還有第三種解法：

回歸到具體的人和故事。

今天Sir想去帶你們看看現實中三種不同的“做題家”。

僅希望大家能通過這些真實的面孔，去看清自己的位置，未來的出路。

哪怕減輕一點點焦慮。

在“做題”的路上，再次輕裝出發。

01

要談做題，就要回到考試。

年輕人的焦慮大部分源于考試壓力的加碼：

升學要考，面試要考，公務員要考……

曾經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現在是獨木橋後面還有吊橋拱橋鐵索橋，條條大橋通大橋。

追溯源頭：

高考，從來牽動着中國人最敏感的神經。

這種敏感，越來越體現在對高考勝利，幾乎達到病态的渲染。

隻是一個月前。

那時大家讨論的還不是什麼做題家的艱辛，而是高考開分的逆襲。

有人高興躺倒，有人半裸狂奔。

家人老師也加入興奮行列：

不止是短視頻平台，微博上搜索“高考”，出來的新聞幾乎全是好消息。

且是極好的消息：

聽障男孩超一本線了；高分考生淩晨三點接到清華電話了；中山大學的通知書派送禮盒了；學霸們淡定應對了……

此外，2022年的高考還出現了新鮮的水果猜謎遊戲。

比如這一段：

學校今年的芒果樹收成特别好，一批成熟的芒果總共2426個，其中有2個芒果特别搭，深藏在樹葉裡，外面看不到；還有13個芒果長勢喜人，裸露在外！預計20個左右的芒果能特供進京！

究其原因，竟有不少諷刺意味：

政策不允許地方教育部門與學校報道高考成績、排名甚至高考狀元等信息，也就誕生了今年的傳播奇聞：高考學生集體變水果。

妥妥欲蓋彌彰。

後來别說水果了，蔬菜、水産、甚至地方特色小吃等營收喜訊都借由民間渠道出來了。

一方面官方強調淡化高考成績的宣傳，盡可能緩解考生家庭的焦慮，另一方面，與高考有關的“地下段子”，則越來越刁鑽、奇葩。

高考越來越有“網紅體質”了。

因為平常的勵志無法滿足考生。

内卷到極點，則需要極緻的鹹魚翻身，戲劇性的逆襲去撬動杠杆。

這個背景下，Sir注意到一位“特殊”的狀元。

他叫龐衆望。

2017年高考744分考進清華的河北滄州市理科狀元，在抖音上辟謠，稱最近有人在冒充他的賬号灌虛假雞湯。

△ 龐衆望女朋友

的确，他的身世非常符合高考逆襲的範本：

真正的寒門子弟，父親患有精神病，母親截肢癱瘓在床，五六歲家裡借錢給他做了治療先天性心髒病的手術，小學時一邊讀書一遍撿廢品……

但他根本不覺得自己慘。

今年，請女友拍視頻在抖音辟謠時他說：

如果一個人身後有影子那前面一定有光，有人喜歡去描摹影子的形狀，但是對我來說，我想去追光。

五年前，他不覺自己的家庭有什麼“不對勁”的，需要自己去扮演一個與悲慘命運抗争的英雄角色。他的喜悅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來源于平凡而溫暖的家庭，沒有什麼需要去改造或者掩飾的。

五年後，有人借他的故事灌雞湯，販賣廉價感動，他也不以為然。

這是Sir所以為，對“做題家”最平等、也最公正的對視方式。

短視頻裡的考試或者家庭，沒有一個人是随随便便走到今天的。

他們享受了今天，更享受了過程。

沒有任何輕視考試改變命運的意思。

可對成功片面的渲染，反而是對那些“最大公約數”的貶低。

02

那麼，誰是做題家裡的“最大公約數”？

Sir先說幾個數據：

2022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為1193萬，比去年增加了115萬，也是1977年恢複高考後，報考人數最多的一年。

所以普通高校考生是大多數嗎？

别忘了，這一千多萬裡，超過500萬來自職業院校。

他們才是最隐秘的大多數。

Sir想起第六季《十三邀》，采訪過一位老師黃燈。

2005年，博士畢業後在廣州一所二本院校教書十五載，2018年再轉到深圳一所職業院校當老師至今。

職業院校老師有什麼好采訪？

一個破天荒的舉動引起注意：

她在學校開設了一堂學生沒有學分、老師沒有報酬，看上去最不實用的課程——非虛構寫作。

在這裡，黃燈收到了來自學生們的十萬字作品。

最多的表述，是不甘心，羞恥，未來渺茫。

還有一些讓她和許知遠都難以想象的成長經曆：

童年時跟着父母在工地上渡過，有一次差點被砸死；留守兒童，從小就沒見過幾面父母；跟着小混混在國道上飚摩托車，童年的夥伴，“煲豬腳”“撈偏門”，不少已經進了監獄……

學壞的道路很多很輕易，學好的道路卻像是走鋼絲。

很多人以為，上高職的學生都是因為不學無術。

實際上他們不少也是“做題家”。

不是不努力學習，而是這已經是在他們十幾年來所受的教育中，努力過後的結果。

甚至，有的學生的高考成績，是可以上本科的。

不過本科的學費太貴，隻好來上專科。

别誤會，黃燈的“非虛構寫作工坊”，不是職校孩子的訴苦會，而是在一個和諧的氛圍中剖白自己、認識自己。

Sir以為，這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課題。

這些被高考分數标準裁定的落敗者，最需要做的不是鼓起勇氣再次戰鬥，而是消解被強綁的“恥感”。

幾年前央視的紀錄片《高考》中也有一集，“久簽的孩子”。

一個公益組織“久簽”，他們長期關注農民工子弟的教育問題，開班上課，幫助他們得到更好的教育。

2010年開始，他們沒法在上海參加中考，初中畢業後，他們隻有兩種選擇，一是在上海讀中專，二是回原籍地繼續上學。

一位“久簽的孩子”劉燕霞選擇留在上海，讀完中專後進入知名醫藥廠實習。

轉正後據說每月能拿到4K。

4K 室内 穩定有社保，這個工作，對于來上海幹了8年，最高隻拿過900塊的母親來說，很不錯了。

劉燕霞自己也很滿意，她對被錄用的生活相當憧憬。

可惜，實習期結束她沒有被留用。

接到公司HR的電話那天，她正給住處裝完新窗簾，電話聽完，她呆坐在床上。

怎麼留在上海呢？

就靠自己學到中專的經曆，就靠這幾個月的實習經驗？

她有點後悔了——我應該留在重慶，讀初三，考高中，考大學。

越想越慌，才十幾歲的孩子，哭着沖鏡頭問：

我是不是選錯了？

後來，劉燕霞陸續換過很多工作：蛋糕店行政、售後服務、項目執行專員……最後都辭了。

紀錄片結束時，劉燕霞找到一份有社保的工作，在一家公司當客服，同時準備成人自考——因為上海落戶規則裡有人才引進這個途徑，而人才引進需要積分，想要積分，得有文憑。

是的，她還在争取留下。

現在努力過了，起碼以後面對自己孩子，不必像父母一樣因為能力不足而愧疚。

勵志嗎？

但這隻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不及享受青春的快樂，就已經在泥潭中摸爬滾打，而她還算是紀錄片中“幸運”的那個。

回到黃燈老師的采訪。

節目中一位職校學生交上來的文字，讓Sir印象深刻：

“我們這群‘工業廢水’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十七八歲，正是青春美好的時候，正是人生的大好時光，他們卻用“工業廢水”形容自己。

不知道你們什麼感覺，反正Sir看完和黃燈一樣，心痛。

更深的感慨：

時代變了。

以前讀書人們堅信做題改變命運，如今呢？

你看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比如說我也是農村出來的

你對自己的這種期待

絕對不會用“工業廢水”這幾個字

以前上學時沒有一個人會關注房價。

十幾年後，黃燈跟學生重聚，坐下來的話題不自覺就朝着房子進發：

自己可能永遠無法在這座城市買上房。

還有對“編制”的态度。

席間，大家聊到現在公務員熱，很多孩子的人生追求都變成公務員上岸。

黃燈大驚：

幸好，節目的基調并非完全灰暗。

最後黃燈和許知遠聊起了一個浪漫的話題：愛情。

她說觀察到自己的學生，很多都不追求愛情了，男孩子遇到喜歡的女孩，第一反應是，我沒資格。

甚至會去算追女孩的性價比：

我花了錢、付出了感情，最後八成走不到一起，愛情沒有結局，何必多此一舉？

天哪，這對70年代的大學生黃燈來說，簡直不可思議，那時的學生，沒有人覺得自己前途渺茫，畢業就會有光明的未來，追求愛情時，也從來沒人覺得自己沒資格，想追就去追了。

時代的飛速前進，社會的翻湧變遷。

在最廣大無力的普通人身上，影響永遠是最顯著的。

黃燈說，年輕人中，那種被遺棄感，缺乏意義感，正在變得更普遍。

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不夠堅強？還是僅僅因為不夠幸運？

這些問題。

似乎遠比“做題”來得更難。

03

以上說的兩種面孔，都是在高考後。

其實很多變化在高考前就出現了。

今年有部國産紀錄片出圈了，《真實生長》，跟拍三個高中生的青春。

他們來自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的北京十一學校。

其中兩人讓Sir印象深刻。

一個，叫周子其，妥妥學霸，成績年級第一，750總分，他考624分，從小浸淫在父母書櫃的曆史書裡，不交曆史作業都能輕松考前三。

還是學校風雲人物，軍訓時就跟老師辯論、組建學生内閣跟學校抗争，給同學們争取了食堂合理的菜價和更短的軍訓。

用自己的話說：

标準“刁民”。

就這樣一個閃着光的孩子，放到現在，也會是流量追逐的目标。

另一個，李文婷。

幾乎是周的反面：各種意義上不起眼，從名字到外貌再到家庭。

一張嘴，她跟同學的差距就立馬體現：

“俺山西大同人……”

在一個擠滿了精英家庭的學校裡，李文婷的工人子女身份，顯得有些平凡過頭。

當周子其的學生内閣搞得滿城風雨，她第一反應是：

這是個啥？

其實，不是軍訓沒問題，飯菜沒問題，是她太專注學習了，所以學習以外的，都算不上什麼問題。

這就是一個在傳統應試教育環境成長的孩子。

如果說周子其接受的，是一定要成為人上人的精英教育；那麼李文婷接受的，是普通人無頭蒼蠅般的“自我教育”。

爸爸工作忙，永遠在路上跑；媽媽願望也簡單，就是希望她做醫生。

父母知道自己普通，所以唯一能做的，給她謀一個盡可能好的學位。

但北京十一學校的李文婷放在全國範圍内，也算得上精英了。

因為還有更普通，更卷的：

毛坦廠中學，亞洲最大的“高考工廠”。

無數孩子，天還沒亮，背單詞恨不得能重複一萬遍；午休，趴在堆得半滿、刻着座右銘的書桌上，睡不飽。

複讀的女孩知道高考讓她痛苦，但她同樣也清醒地知道，她不想像父母那樣在烈日暴雨裡賺辛苦錢：

“不考會死得更慘。”

從周到李，再到複讀女孩。

我們從中能看清部分真相：

高考故事的社會背景被拉伸得越來越廣袤，“做題家”們呈現的狀态便越來越沉默。

Sir想起一幅畫。

來自周傑倫最新MV《最偉大的作品》中緻敬的旅法畫家常玉。

《孤獨的象》。

1966年夏，他是這樣對朋友闡述的：

我要畫一幅畫，簡化它，再簡化它，那是隻小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裡奔馳，那就是我。

高考中充滿了這些孤獨、沉默的“小象”，他們在互聯網上沒有資本歡欣鼓舞。

如今。

他們連抱怨的資格都被漸漸剝奪。

似乎面前隻有兩條路：

要麼被擠壓到隐秘的角落，要麼被扭曲成流量需要的浮誇素材。

成年人不懂年輕人，似乎不再是武斷的印象，而是正在發生的異化。

反過來說，年輕人也可能對即将踏入的成人世界充滿了狐疑、芥蒂。

結果是什麼？

Sir絲毫不懷疑，考試的熱情依然高漲，編制的需求仍會火爆，畢竟“做題”還是當下相對公平的出路。

可同時我們也會發現：

越來越少的孩子是認認真真，全情投入地為青春的落幕交付熱誠與才華。

最後，Sir想提一部電影。

《銀河補習班》。

它生動又直白地揭開“考試”這塊傷疤。

電影有一幕，撕書狂歡。

中國應試教育特色的“畢業典禮”。

老實說，Sir上學的時候也幹過——高考之後，學生們集體站在走廊，将教科書、試卷撕碎，撒下教學樓。

教導主任也默許，臉上還有一絲欣慰。

而馬皓文看着白花花的漫天飛屑，他反問尖子生桃李滿園的教導主任：

“你的學生真的愛學習嗎？”

似乎沒有多少人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

撕書的學生，更多不是差學生，而是最愛學習、日夜與試卷為伴的尖子生。

并非說這樣的行為不對。

而是說：

是誰，讓本該被渴望的知識，變成了學生仇恨、需要“碎屍萬段”的對象？

對啊。

“做題家”們确實能做的不多，隻是按着既定道路低着頭，頂着壓力，奮力通過那一道道獨木橋。

為了避免“過河拆橋”的焦慮。

是不是還應該存在一種更本質的追問：

原本愛的教育。

如何不被替換成恨的教育，恐吓的教育，非此即彼的教育。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助理：北野武術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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