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又稱姜子牙、姜尚、呂尚、呂望、太公望、齊太公等，是我國早期信史中的名人，加上明代神魔小說《封神演義》、當今各類影視作品的演繹，其形象婦孺皆知。不過，也正因為後世對姜太公形象的豐富延伸，大家更熟知或更相信文學化的姜太公，而不是曆史上的姜太公，并且将相關問題視為真實故事，比如姜太公釣魚。

對于姜太公釣魚，我們最熟悉的莫過于“太公釣魚，願者上鈎”這句話，認為太公意不在魚，而要“釣”周文王。這一說法極具想象力，後來還衍生出姜太公用直鈎釣魚、用計謀幹政的細節，釣魚問題變得更為複雜。然而，若從古代釣魚活動的曆史、有關出土器物來看，并非如此。

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國古代釣魚的曆史源遠流長，因此姜太公釣魚不存在用什麼魚鈎或無魚鈎可用的問題。那麼，古人是何時掌握了釣魚技術的呢？《淮南子·原道訓》說：“昔舜……釣于河濱，期年，而漁者争處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說明至遲在五帝時代釣魚活動就較常見了。

堯舜之際的史事靠口耳相傳，模糊不清，不少問題至今聚訟紛纭，但釣魚一事應當可信，因為有考古發現為證。在聞名世界的西安半坡遺址裡，就曾發現過新石器時代的釣魚器具，其中有近10件骨質魚鈎。這些魚鈎做工精細，有的還設計了倒鈎，以防上鈎的魚兒掙脫。

當然，說明這一問題，并非反證既然早有魚鈎，姜太公不用魚鈎明顯别有用心；而是為了指出，早在商代之前釣魚活動就已司空見慣，用直鈎還是彎鈎釣魚來引起周文王的注意并不具有特殊意義。況且，先秦至秦漢時期的傳世文獻壓根沒提太公釣魚的細節，所謂“直鈎”隻是後人的附會。有學者曾指出，“直鈎”的說法可能源于唐代中期。（參見王永波《姜子牙“直鈎垂釣”或始自中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2月10日第A5版）

姜太公釣魚的故事之所以被複雜化，且令人津津樂道，不僅在于我們忽視了釣魚活動本身的曆史和早期文獻關于姜太公釣魚的真實記載，還在于孤立地看待太公釣魚一事。殊不知，釣魚是太公一大愛好，并非為了吸引周文王而刻意為之。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太公隐居海濱，“太公辟（避）纣，居東海之濱”。（《孟子·離婁上》）“呂尚處士，隐海濱。”（《史記·齊太公世家》）可見，此時的姜太公是地地道道的隐士。隐居期間，太公常垂釣水邊，《呂氏春秋·審應覽·具備》記：“太公嘗隐于釣魚矣。”《後漢書·郡國三》“西海”條注引《博物記》，也提到：“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于棘津，其浦今存。”

其實，我們稍微稽考一下古代文獻，會發現像太公一樣垂釣江湖，優哉遊哉，将釣魚作為生活方式之一的大有人在，比如“有閑”的貴族與隐士。貴族屬于特權階層，盤剝百姓，所以有錢有閑；隐士放棄或暫時放棄了功名富貴追求，生活悠閑，樂在其中。

隐士鐘情釣魚，就如《莊子·刻意》所言：“就薮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貴族們對釣魚也很喜歡，《淮南子·兵略訓》記皇室宗族：“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投高壺。”《鹽鐵論·刺權》也說“貴人之家”， 經常“臨淵釣魚，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鬥雞”。

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東省滕州市市郊發掘出土一塊漢代畫像石，該畫像石後被命名為《建鼓、樓閣、水榭畫像》，整個畫面分左、中、右三部分，分别反映了當時貴族弄鼓舞樂、樓閣宴飲、水榭魚釣的娛樂場景。其中，右邊的釣魚圖像很寫意，有人泛舟湖面，有人在湖亭上釣得一條魚，水裡還有兩條魚遊過。将釣魚與舞樂、飲酒放在一起，很顯然是為了休閑。

再回到姜太公釣魚一事。他長期隐居，釣魚也隻是日常消遣而已。當然不可否認，随着商朝的衰落、周部落的崛起，進入關中後的太公有了積極從政的想法。不過因謹慎起見，姜太公并沒有主動求仕于文王，而選擇了繼續隐釣，以觀其變，“聞文王賢，（姜太公）故釣于渭以觀之”。（《呂氏春秋·孝行覽·首時》）也就是說，姜太公的心态變了，隐居釣魚卻沒變。換言之，虛構直鈎釣魚等故事以反映太公心态，雖然生動形象，但不能視為确有其事。

總之，西安半坡遺址的骨制魚鈎與相關文獻表明，釣魚活動早已有之，姜太公釣魚渭水之濱，後人對此做了文學虛構；山東滕州出土的漢代畫像石等材料說明，垂釣是古人重要的休閑方式之一，作為隐士的姜太公早年曾在水邊垂釣，後來西入關中，繼續隐釣河濱。我們不否認姜太公隐居渭濱的行為有待時、幹政的意圖，但不宜将釣魚行為誇大，進而看成一種預謀。釣魚與求仕之間後來生發出的必然聯系，故事雖然美麗，也不過是一場誤會。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曆史系）

原标題：釣魚與求仕：姜太公垂釣新解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蔣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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