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曰：“胡，牛颔垂也。從肉古聲。”

許慎說，“胡”字本義，是牛脖頸的下垂之肉。“肉”為“義旁”，“古”為“聲旁”，“胡”是個“形聲字”。

段玉裁《注》說：“引申之凡（下垂）物皆言胡。如老狼有胡、鹈胡、龍垂胡髯是也。”

“垂髯”，就是“長須”。于是有了“胡考”一詞，意為“長壽”。

《詩.周頌.載芟》：“有椒其馨，胡考之甯。”《傳》：“胡，壽也；考，成也。”

又《周頌.絲衣》：“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因此有“胡壽”一說。

《儀禮.少牢饋食禮》：“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健家室。”

春秋時齊國離宮稱“胡宮”，亦稱“壽宮”。齊桓公亡于此宮。

這當為“胡須長的老人高壽”引申而來。“胡子”一稱，也由此形成。

不知是否因為古時北方邊地和西域族群之男性多蓄須，且“蓄長胡子”的不少，遂被稱為“胡人”。這大約與“色目人”“虬髯客”的用法相近。

《史記.秦始皇紀》引賈誼語：“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裡，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抱怨。”

原來，中原“王朝”稱周邊的“化外之民”為“羌戎狄夷蠻”，不是民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大約從春秋戰國始，稱北方邊地和西域族群為“胡人”。

此時，與“胡人”相關的“器什物件”亦冠以“胡”字。

《戰國策.趙策二》載，趙武靈王倡“胡服騎射”即是。《史記.趙世家》記入此事。

屈原《離騷》雲：“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xi）纚。”“胡繩”，香草；“纚纚”，長垂貌。戰國時的楚地，與西域及至南亞已交往不少，“胡繩”這種香草，應為從彼地而來。

漢以後，“胡人”成為“外國人”的泛稱。

《後漢書.西羌傳》中有“湟中月氏胡”；而晉幹寶《搜神記》曰：“晉永嘉中，有天竺胡人，來渡江南。”

這時，域外傳入之物，亦多冠以“胡”字。

“胡人”之少女，稱為“胡姬”。

傳說張骞出使西域，帶回了北方族群的管樂器，名“胡笳”。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以此種管樂伴奏的古樂府。

還有“胡琴”，現在俗語常加“兒化韻”，其實泛指京胡、二胡、四胡、闆胡等等。

“胡鼓”，是現在所說的“手鼓”。

“胡馬”，指古大宛一帶名馬。至晚于漢代即已引進。

唐杜甫詩雲：“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

王昌齡詩曰：“但使龍城飛将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段成式《酉陽雜俎》考證過“胡椒”的傳入過程。

“黃瓜”原稱“胡瓜”。一說，隋炀帝忌諱“胡”字而改為“黃瓜”；另一說，東晉時即以“黃瓜”為名了。但無論如何，其傳自南亞無疑。

現在的“香菜”，又叫“芫荽”，原名為“胡荽”。傳入與地中海或中亞地區。

“胡蔥”，即“洋蔥”，唐代傳自地中海一帶。

“胡麻”，亦傳說由張骞出使西域時，與“胡荽”等一并帶回。

東漢明帝朝以始，西域佛僧大量入華，帶來了一種“胡跪”拜坐之法，即右膝著地，豎左膝危坐。

南朝梁慧皎《高僧傳.耆域》載：“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跪，晏然不動聲色。”

還有不少，比如“胡床”，也叫“交椅”“交床”。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

不過，帶“胡”字的并非皆與“胡人”有關。

春秋時有“胡國”，後為楚所滅。

“以國為氏”有“胡氏”。

水有“胡蘇”；山有“胡丘”；蟲有莊子夢蝶之“胡蝶”。

禮器有“胡簋”，此“胡”當為“瑚”之假借。

說到假借，“胡”與“何”同韻，古時多借為“何”。

梅赜所獻《古文尚書.太甲》：“弗慮胡獲，弗為胡成。”

又從“何”之“不确定”，引申為“亂說”“亂來”，即所謂“胡說白道”和“胡作非為”。

如前述及，一些外來族群入主中原後，忌諱說“胡”，清朝亦是。

《康熙字典》，本以“全”著稱，一個字，幾乎不漏一義。但在“胡”字條下，卻繞來繞去絕不談一個與“胡人”“胡物”相關的義項。

中華民族曆史上，确實有過不少恩恩怨怨。然而，不同的族群，實際上又同屬一個大家庭，沖突的過程本身就是融合過程。而且，中華民族始終對一切外來的東西，隻要是積極的、有益的、美好的，都敞開懷抱，呈現出極大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兼收并蓄的巨大能量。這大概正是這一偉大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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