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那麼無聊是孫玲在做人生每個關鍵決定的時刻優先考慮的因素，對十幾歲的她來說，種地和理發都有一點無聊，所以要改變。到了深圳，每天在流水線上測試電池正負極也很無聊，所以也要改變。當上程序員，每天坐辦公室朝九晚五，時間久了也難免無聊，所以依然要改變。人們對孫玲故事誤解最深的是，覺得最終擁有一份高薪工作就是這個女孩最好的結局，但孫玲自己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文｜盧美慧

編輯｜蕭禱

遺照

堂屋積灰的桌子上安放着兩張遺照。一張舊一些，已經有了年份，大概有十年，是這家的奶奶。遺照上面黑色綢布紮的花已經變形，沒精打采地歪到一邊，落了不少灰。新一些那張，53歲的男子在今年年初死于癌症，他是山村裡一名普通的木匠，一生勤懇。他生前很高大，在湖南鄉下，他的個頭兒給很多人留下挺拔的印象。不過遺照隻拍半身，顯不出來。而因為癌症的折磨，本來挺拔的身型也被耗得脫了相，遺照選取了生病之前的一張照片，很精神，顯得年輕，彙集在堂屋裡的女人們說起來，還是覺得可惜，太年輕了，一天福也沒享到。

這家的女主人謝友雲用婁底方言簡短介紹了遺照裡兩個人的一生，家裡現在用的桌椅闆凳都是離世的丈夫手工打的，用的都是好木料，十幾二十年用下來已經有了一層包漿。但木匠的活計并不能支撐一家人的生活，丈夫也要跟人去打工，最開始的時候一天掙5塊錢，8塊錢，到後來20塊，30塊，前些年最好的時候甚至能到60塊，可勞動力終于開始值錢的時候，他被查出癌症，治了三年，花了很多錢，人也沒留住，一輩子都白忙了。

另一張遺照裡的婆婆是個苦命女人，她一共生了五個孩子，三十歲出頭就守了寡，一個人拉扯大五個孩子，作為一個女人好為難。

大山裡的生活常常呈現出一種命定的循環。今年，謝友雲也守了寡，雖然她的兩個孩子都已成年，但兒媳幾年前南下打工，丢下三個孩子，此後杳無音訊。因此事實上謝友雲還是繼承了婆婆的命運，撫育孩子，照料田地，等着孫子孫女長大成人，自己變老。

謝友雲不是那種愁雲慘霧的女人，在鄉村世界，愁雲慘霧的女人是活不下去的，說到婆婆和自己命運出現的一些巧合，謝友雲說起來帶幾分灑脫，人（一生）就是這些事咯。

但謝友雲的生活裡也有亮色，她的女兒孫玲跳出了原本那個循環，不必再重複自己和婆婆的命運。2019年底，一篇題為《出身湖南山村，我用10年，從深圳流水線走到紐約谷歌辦公室》的文章刷爆網絡，這則勵志意味濃郁的故事當時引發了大量自媒體的追捧，題目起得都很抓人眼球，《從月薪2300女工到年薪70萬谷歌程序員：人生，永遠不要給自己設限》、《一個深圳流水線女工的10年：工資翻了40倍，我還不認命！》。緊接着新冠來襲，父親重病，孫玲從美國歸國探親，因未能按照公司規定時間回到美國，孫玲失業，這一輪的題目更直接，《從女工逆襲到谷歌程序員，現在卻失業，面臨艱難選擇》、《高中畢業的婁底女孩孫玲，從流水線女工到年薪80萬，現狀讓人歎息》……

這些特供網友們獵奇的爆款背後，是一個山村女孩從一種循環往複的命運中幸運突圍的故事，這個故事因為孫玲出生在山村、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有過在深圳工廠打工的經曆而産生了巨大跌宕。在人們的意識中，從農村到城市的獨木橋向來有且隻有一座，那就是高考。不能通過這座獨木橋的人，自然就被命運退還給土地，男人勞作，女人生息，按照自古形成的巨大慣性，過一種雖然時間上延續、但在内容上不斷重複的生活。

在農村，這種重複往往定義和預示着女性的生存軌迹。謝友雲不善言辭，普通話也不大好，于是把鄰居和親戚都推出來聊天。于是當天，背對着堂屋裡的兩張遺照，對話最終變成了一場小規模婦女懇談會。李文莉是孫玲的堂嫂，但比孫玲小四歲，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劉丹丹是謝友雲的外甥女，也有三個孩子。

在孫玲這裡，李文莉和劉丹丹目睹着命運的另一種可能。因為年齡相仿，她們很容易總結出命運出現分岔的節點，劉丹丹是個樂天派，她說自己從小一讀書就腦殼痛，不讀書就改變不了命運這句話現在經常被她用來激勵自己的幾個孩子，但收效甚微。李文莉心思重一些，她說起自己一直讀到高二，成績不錯，但後來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沒有再繼續讀書。這個原因是什麼，一再追問後，李文莉紅着眼眶，決定保守這個決定自己一生的秘密，還是不要說了。

所有的話題最後都會回到孫玲身上，她一個人真的好不容易、她爸爸治病的錢都是她出的，還在網上借了錢、肯定羨慕她啊、還是希望她能找個男朋友，早點結婚、她很厲害，可以說英語，我的普通話都講不好、她就是比較頑強，我們就比較容易放棄……

大多數時間在一旁默默聽着的謝友雲為女兒高興。她比所有人都更明白，這一路家人沒能給孫玲任何幫助，因為丈夫的病，因為兒子的家庭，給女兒的甚至都是拖累，謝友雲也不曉得網上那些文章裡都寫了些什麼，生活比爆款細碎複雜得多，女兒能從一種足以吞沒所有人的巨大慣性中逃離，謝友雲說，她隻能依靠她自己。

孫玲

生存故事

對孫玲來說，人生的分叉可以追溯到一列一路往南方開的綠皮火車。在高鐵尚未普及的年代，綠皮火車縱橫往複，将一車車的勞動力從内陸輸送到沿海。

沿海制造業對勞動力的巨大渴求為80、90的農村一代提供了走過獨木橋或回歸土地之外的第三種可能。相比于父輩單純的候鳥式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的渴望更強烈，對農村、農業、土地的感情更陌生，他們懷揣着對美好生活的希冀湧入城市，又事實上長期處于城市和農村生活之間的某種真空。

回憶綠皮車上的場景，孫玲好像也沒有特别的興奮和憧憬，印象有點深的是夜裡11點多，火車不知道開到哪裡，車廂裡很悶，車頂的風扇也沒什麼作用，但是夏天的風會一陣一陣湧進窗戶，吹一下就涼快一些。買的硬座票，怎麼想睡也睡不着，孫玲就掏出随身攜帶的《紅樓夢》看。

《紅樓夢》是孫玲少女時代唯一的一本課外書。那時候家裡養一頭牛，如今回想起來，每次去放牛的記憶都是很開心的，下午放學回到家，揣上《紅樓夢》，找個安靜的小山坡，牛吃它的草，孫玲看自己的書，看到天色将晚，山村的一天就結束了。

孫玲不是黛玉黨，也不是寶钗黨，她最喜歡的角色是史湘雲，我覺得她特别潇灑，為人處事是很幹脆利落的一個性格。不像薛寶钗她太多心思，林黛玉就感覺太感性了。

孫玲不是個感性的人，或者說生活沒怎麼給她可以感性的機會。踏上綠皮火車，原因也很簡單，在遭遇了高考的打擊後，孫玲想的也是普通農村孩子會有的最普通的念頭，多掙些錢，養活自己，減輕家裡的負擔，僅此而已。

等在孫玲前面的原本是一顆螺絲釘般的生活，她進入了深圳一家電池廠，日常的工作是測試電池正負極，孫玲不能偷懶，也不能走神，作為流水線上的一員，她的上家和下家都需要她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這樣流水線才能真的成立。

深圳流水線上的女工 圖源cfp

相比于農村，工廠生活是另一種吞沒。孫玲很快懂得，适應工廠需要做的就是盡快實現自己的格式化，每天超時工作，工友們之間沒什麼話說，十幾個小時的勞動之後，也會累到不想開口。但打工生活的好處在于，在流水線、晶體管、電路闆、車間的煙塵與噪聲共同造就的另一種循環之外，日子還是會留有一些縫隙，有縫隙就有選擇，有選擇對于當時的孫玲來說，就意味着逃脫循環的可能性。

但不是所有選擇都會導向好的結果，有次工廠放假，孫玲到外面閑逛，等公交的空檔，有人上來搭讪問她想不想要換工作。那個時候孫玲對日複一日的測正負極有點兒厭煩，被對方忽悠着填了表格，她當時想，如果能換一份心儀的工作，花點錢也沒什麼，于是她把身上的400元現金和銀行卡裡僅有的1600塊存款都交了出去，然後滿心喜悅地等待着對方承諾的面試通知。

勞動密集的珠三角工廠中，人們對幸運或幸福的想象通常有一層純潔的功利主義。如果能得到一份文員或銷售助理的工作，就意味着更好的收入，更輕松的工作，以及性價比更高的婚戀可能。

隻是左等右等，面試通知沒有來，孫玲意識到自己被騙了。

在中國幾億農民集體湧入城市的巨大時代幕布之下，以面試和培訓為名，針對低收入地區年輕男女的騙局一度成為城市的流行病。2012年，紀錄片導演陳為軍拍攝的《出路》中，一個所謂的學校的負責人對着鏡頭講述他的生意經：我們是個公司，我們不是個學校，嚴格來說，它是一個公司，把學生弄進來，交了錢，再把他弄走就可以了。中間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學校從來不會管你教得好或是不好。

被騙之後，等候那些年輕人的，通常是命運的吞沒，被擊垮的信心，被榨幹的錢财，和對個人前途的絕望，這一切最容易造就的集體選擇顯而易見，那就是認命。不同的是，被騙的經曆讓孫玲對工廠生活産生了很大的恐慌情緒，她覺得這麼簡單又低能的騙局自己竟然上鈎，一定是在工廠裡呆傻了，她一定要改變。

2010年，孫玲從工廠辭職，報了一個軟件培訓班。離開工廠那天，孫玲用日記記錄下自己的心情，說到徹底離開這裡，還真是有點不舍。但這地方太狹窄了，不能夠容納我的心。

前《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作家張彤禾在自己的《打工女孩》一書中，曾描繪過珠三角地區的培訓班盛況，一些主打提升個人綜合素質的速效班，更容易收割迫切需要改變自身短闆的打工者的心。而英語和電腦課雖然最受歡迎，但堅持下來的人很少，因為它們的收效很慢。

但孫玲還是堅持了下來，她當時的積蓄隻夠學一期課程，于是白天學習，晚上打零工，似乎是與生俱來的韌性陪伴她度過那段跟命運作戰的日子。于是靠着邊打工邊賺錢，和培訓機構的分期付款政策給予的喘息機會，孫玲完成了為期一年的編程學習。

2011年下半年，孫玲通過了一家公司的面試，正式進入IT行業。工資3000，轉正後4000，朝九晚六，有雙休。

2012年4月，孫玲報名了一家英語培訓機構。學英語的動力來自于一則廣告，廣告中說，掌握一門語言就是掌握另一種思維方式。學費26500塊，總覺得自己天資不夠的孫玲把前一年攢的錢全部投入其中，不夠的部分分期貸款。

2012年底，覺得憑借高中學曆未來找工作困難的孫玲又報名了西安交通大學的遠程教育，學費10000多，同樣可以分期。

2014年，孫玲通過了英語四級考試。拿到大專文憑後，她又接着報了深圳大學專升本的自考，周末去深圳大學上課，十幾個科目，一年半的時間後，她得到了深大的自考畢業證書和學士學位。

學習英語的經曆讓她認識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于是萌生了想去外面世界看一看的想法，2016年聖誕節，孫玲在一次聚會活動中的卡片上認真寫下了自己的願望——我要去其他國家至少生活一年，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

接下來是新一輪的知識儲備戰，刷題，考雅思，申請學校，2017年9月8日，孫玲收到了從美國寄過來的通知書，次月，她漂洋過海，開始了自己的留學生活。

2018年10月，孫玲獲得了EPAM Systems公司的offer，這是一家在紐交所上市的信息技術服務公司，孫玲負責服務谷歌，工作地點在谷歌的辦公樓，年薪稅前12萬美金（折合人民币約為82萬）。

後來，這十年的經曆被爆款文章提煉為一個勵志故事，但孫玲告訴《人物》，事實上她自己一點也不喜歡勵志兩個字，她不勵志，從小到大壓根兒就沒有什麼志，日子就是一天覆蓋一天，父母、老師或者工頭告訴她該做什麼，她就會做什麼。

至于後來的人生變化，思來想去，那個全部積蓄被一個低劣的騙局騙光的瞬間所引發的厭惡、恐慌，以及對自己的氣憤，可能在最關鍵的時刻起了那麼一點點作用，這一點點作用逼着她在關鍵時刻作出孤注一擲的選擇。

但選擇學習編程，孫玲無意中走進了中國移動互聯網狂飙年代的洪流。過去十年，互聯網創業狂潮制造了無數财富新貴和熱門話題，這些潮頭的故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攪動一下時代的神經，孫玲自然不是潮頭的人，可抓住時代浪花迸開的一粒小水珠，對這個急于擺脫流水線工作的打工女孩來講，已經是不錯的收獲。

讓孫玲自己回憶過去十年的經曆，她想不出任何戲劇性的時刻，選擇編程的理由是她知道自己内向笨拙，但編程的世界很簡單，你給它什麼指令，它能即時反饋，這種反饋跟朋友圈被人點贊的感覺類似，雖然是電腦在跟你互動，但那個時候這個反饋特别吸引我。

于是孫玲就被這一點機械型的反饋吸引着進入了互聯網的世界，最開始報班的時候，因為沒錢，孫玲要打幾份工賺學費，她喜歡晚上11點之後的肯德基，因為幹的工作一樣，但是可以拿雙倍工資。本質上學習也是這樣一種反饋機制，你做了什麼，就會收到什麼回饋。孫玲覺得自己後來是被這種反饋機制吸引，改寫命運之類的宏大概念她很少去想，她信奉的道理簡單許多，種豆得豆，農民世界最樸素和實用的一種智慧。

圖源cfp

符号

謝友雲記憶中的女兒，真的沒有什麼不同，很乖，不會要這要那，學習不好的，讀書不好，會幫忙幹活，對于孫玲後來逆天改命的動力，謝友雲很難從記憶中找尋到什麼證據，一般來說，急于逃離的人往往會呈現出巨大的叛逆，但謝友雲的回憶中女兒從不如此。

孫玲也覺得自己從沒有叛逆過，如果硬要說什麼是受不了的話，她記得有次跟家人一起收玉米，那天天熱得要死，大中午被父母拽到田裡幹活，那塊地離家很遠，要頂着太陽爬一座山坡，玉米稭稈一人多高，鑽進去熱得喘不過氣，玉米葉子邊緣的鋸齒劃過皮膚弄得人又疼又癢，那個時候孫玲是真的不想弄玉米，隻想回家休息。

另外一個場景是收稻谷，湖南的稻谷分早晚兩季，早稻必須抓緊時間收割，然後翻地，搶種晚稻。這個時期的農活必須争分奪秒，有點跟老天搶時間的感覺，是中部農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收早稻的時候，爸媽會在田裡踩稻谷機，孫玲和哥哥則要在水田裡把水稻一捆一捆遞給爸媽。水稻鋸齒鋒利，孫玲的手經常會被劃出血口，最讓她生氣的是，因為生長期不足，早稻味道很差，搶收下來的早稻通常都是喂豬吃的。那麼辛苦幹活，最終都喂了豬，付出和回報之間讓人沮喪的落差，是孫玲關于不公平最初始的記憶。

小時候的孫玲

至于後來，孫玲外出的這些年，謝友雲對女兒在外地的生活一無所知，隻是憑着一個母親的直覺，她覺得孫玲已經習慣了報喜不報憂，習慣隐藏自己的壓力和困難。她一個人在外面，肯定是吃了不少苦頭的。

但孫玲本人不大願意跟人談論那些苦頭。在她的價值譜系中，如果你正在做的是你夢想做的事情，很多事便不覺得苦。她很少買衣服，吃東西也很簡單，通常女孩們喜歡的包包和化妝品她都很免疫。謝友雲有時候都嘀咕，女兒實在是太樸素了，村子裡随便誰家的姑娘媳婦兒都比她打扮得時髦好多。

孫玲自己倒是坦然。前些年因為學習英語，她認識了一些玩飛盤的外國朋友，從此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這些年，因為各地組織的飛盤和馬拉松比賽，孫玲走過了國内外很多地方，幾乎曬遍了地球各個緯度的太陽。飛盤起初吸引她的是那些外國人的大笑，她當時特别感觸，覺得怎麼可以笑得那樣暢快和放肆。

孫玲小時候不覺得自己好看，眼睛小小的，也黑，很少有勇氣直視别人，但現在她也成了皮膚被曬得很黑，比賽結束就放肆大笑的一員。大笑的照片多了，看着自己黝黑的臉孔下兩排被襯得雪白的牙齒，她意識到很放肆的大笑背後，隐藏着自信和美麗。

但也不是沒有煩惱，随着自己的經曆被越來越多人關注，孫玲也領教了當下輿論場的善變與吊詭。

一開始，孫玲一路開挂、用知識改變命運的故事被打造得太過勵志，她被大家認為是勵志符号、标準的成功學樣本。

可安穩的消失隻是瞬間的事，疫情背景下，她為了趕回家見患病的父親最後一面，而沒能及時回到美國的公司，成了矽谷失業潮中的華人雇員。一部分人對她予以同情，另一些人則揪住她的狼狽，發洩情緒。

尤其是失業的原因一傳出，孫玲又被刻畫成一個山村女孩的突圍樣本，她要供養重病的父親、留在農村的母親和哥哥一家。在網上吵得翻天覆地的性别領域，她再度被符号化，一個現實版的樊勝美，一個改寫了自己命運但必須反過來為原生家庭輸血的寒門女兒……

這其中，被無限放大的一處是，初中的時候，因為哥哥突然不想上學，父親覺得女孩上學沒什麼用，就讓哥哥和孫玲一起退了學，孫玲被送到姑姑家學習理發，但學了兩個月，洗頭都洗不好，于是央求父親重新讓她讀書。

這段經曆被很多人揪出來大肆批評，那段時間，父親正承受着巨大的病痛，回天乏術。從美國回來後她也正被安排到鎮上的酒店隔離，最終沒能陪在身邊，為此，網絡上流傳着種種指摘與審判。當走了足夠遠的路、明白了很多小時候無法明白的道理之後，網友們對父親的指責讓孫玲非常難過，她不覺得自己逆天改命之後就要否定家人的生活方式，我覺得沒有資格去這樣子（指責），根據我現有的生活，去說當時我爸做的選擇就是不對，不能這樣子一概而論。

孫玲也很難不為這些嘈雜煩惱，她不明白為什麼網上那麼多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可以肆意指摘他人的生活，不願意被當作一個假想的符号被網友們分析和解構，她代表不了任何一個群體，不管是打工女孩，美國碼農，還是寒門女兒。

不過情緒充沛的網友們不大能幹擾到她對自身生活的認知，在與《人物》的交談中，階層跨越時代變遷國際關系女性意識，這些詞語也不大能調動孫玲讨論的熱情，後來孫玲告訴《人物》，她搞不清楚外界怎麼看待真實的農村生活，但其實就她觀察到的爸爸媽媽或者奶奶一輩的生活，農民在現實世界中往往有一種對生活的漠然。

她小時候有點胖，謝友雲是個粗枝大葉的女人，孫玲身上、頭發裡經常藏着虱子或跳蚤，這讓很多小朋友都不願意跟她玩。她也想幹淨一些，穿漂亮衣服，紮小辮子，但父親母親光是考慮全家人的生存就已經耗光了力氣，生存之外的事情，他們不是不想，是沒有能力和精力去想。

某種意義上，孫玲繼承了這種農民生存智慧中的漠然，她沒有那麼多敏感和脆弱，就像母親從不愁雲慘霧一樣，敏感和脆弱這麼小布爾喬亞的情感，很多時候孫玲也感知不到。網友們對父親和家人的苛責更多時候讓她感知到的是網絡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巨大落差，網絡上的口水或許讓富于讨論熱情的人們以為他們了解底層世界，但是事實是怎樣的，我覺得沒有人真的關心。

談到父愛的時候，孫玲說起了哥哥。三個孩子，老婆離家出走，哥哥成了農村世界裡的失敗者，也繼承了父親的沉默，跳入了屬于他必須去承受的循環。孫玲能感知到哥哥面對自己時内心的某些微妙，有羨慕，有依賴，可能也有悔恨，甚至多多少少會有一些對自己或者是對命運的憤怒，但是有時候，哥哥會跟孫玲發微信，問什麼給小孩子用是好的。

在孫玲老家房間的小桌子上，有一堆世界名著，《紅與黑》、《戰争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呼嘯山莊》等等一大摞，這些書是哥哥給他的三個小孩買的，但其實三個小孩年紀還很小，現在根本看不懂這樣的書，這些書空白的部分被當成畫本，密密麻麻地被五顔六色的水彩畫筆填滿。春節回家的時候，孫玲偶爾會翻起這些書，在她看來，這堆侄子侄女們根本沒有看的書就是哥哥表達父愛的方式，他也不知道什麼是好的，他可能聽人家說這些是好的，就買了。

湖南婁底新化縣，孫玲在老家的房間。

回到自己同父親的關系，十幾年前，父親可能隻是做了絕大多數底層農民通常會做的選擇，家裡确實沒錢，哥哥成績也比孫玲好，孫玲的幾個舅舅都做美容美發生意，如果能掌握一門手藝，至少可以逃脫稻田和玉米地的折磨。另外孫玲替父親難過的是，農村地區重男輕女的思想至今依然如此，讓父親這樣的農民按照網友們規劃的現代思想在十幾年前做出正确的決定，一點都不現實。

現在父親離開了，孫玲飄蕩在美國，能想到關于父親的片段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父親年輕時脾氣不大好，但這兩年明顯溫和了許多。鄰居會告訴她，父親生病後常在屋子外面的空地上坐着，對着遠處的山和池塘，一呆一天，鄰居們常問起孫玲在美國的事，他每次都會笑，都好開心。

婚姻也是父親臨終前最關注的事，病了三年多，後來知道自己時間可能不多的時候，父親也會跟孫玲唠叨起她的婚姻。他知道這個感情的事情還是得看我自己，他一直也很提倡就是說無論你找誰，我都OK，隻要是你兩個人認可，兩個人好就好了，所以其實我爸在這方面特别開明。我之前在美國工作的時候，他就說，如果你要找外國人的話，如果是真的找不到中國人的話，他外國人也可以啊。

還有一天晚上，父親給她打電話，告訴她家裡養的雞被偷了，村子裡的雞都是散養，一下子十幾隻都沒了，讓父親很惱火。這件事讓孫玲很感動，因為父親一生不善言辭，幾乎從不跟子女交流什麼，但那天晚上，她覺得這是父親開始慢慢打開自己的标志。

那個電話裡，孫玲也跟父親說自己在準備一個演講，很焦慮，一定做不好，一定會出醜，電話那頭父親跟孫玲說了一句她會記一輩子的話，他說，隻要你用心去做了，就都可以的。

這些細碎的小事遠比網上的紛紛擾擾真切，在美國一次次面試失敗，等待機會垂青的時刻，孫玲總會想到這句，隻要你用心去做了，就都可以的。

孫玲在國外參加活動

漣漪

胡鵬升是孫玲的高中同桌。雖然是同桌，但回憶上學時候孫玲的樣子，她腦海裡的那個女孩是模糊的，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她成績不是很好，理解能力不是很強，然後問我問題，問完了之後就覺得，對，我好厲害這樣子，但當時可能她并沒有搞清楚那個（題目）。

胡鵬升後來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定居在廣東。七八年前，通過一個共同的同學，胡鵬升和孫玲在深圳重逢，她的變化非常大。學生時代就比較内向一點，也沒有很多交流，也不怎麼說話。但是我再見她的時候，她整個人就是比較陽光，就比較積極很向上，很有活力的一個人。

胡鵬升和丈夫羅偉後來都成了孫玲的好朋友，也因為孫玲的原因喜歡上了戶外運動。羅偉記憶中最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大家去徒步，原本計劃要走一趟60公裡的山地，走到50公裡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這個時候，很多人開始想到放棄。孫玲就比較照顧所有人的情緒，先把我們選擇放棄這些人送上車，然後跟剩下的人把十幾二十公裡走完。

孫玲在國外參加戶外活動的獎牌

因為并不認識很多年以前的孫玲，羅偉很難想象眼前這個樂觀、堅定，會跟自己讨論計算機專業問題讨論到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女孩，是經曆了怎樣的旅程才會成為今天的樣子。

胡鵬升覺得自己很佩服孫玲的一點，是她比所有人都走了一條更人迹罕至的路。胡鵬升是複讀生，她覺得對身處底層的農村學子來說，高考、大學、工作，好像一個一個路标，指揮着所有人應該去的位置。胡鵬升提到，她和孫玲的家鄉湖南婁底新化縣，最出名的是遍及全國的複印店生意，對新化人來講，能擁有一家自己的複印店，不管在什麼地方，便是最好的出路。

在胡鵬升看來，複印這件事仿佛充滿隐喻，别人怎麼過生活，你就怎麼過生活，農村生活的邏輯如此，城市生活的邏輯也是如此。比如她幸運地通過了獨木橋，然後外出讀書、工作，日複一日，她很少再去想到變化。她們重逢後不久，孫玲跟她說要花兩萬多塊錢學習英語，胡鵬升的第一反應是，她不是被人騙了吧？

後來孫玲決定去美國留學，胡鵬升和朋友們依然擔心。胡鵬升覺得，對大多數人來講，生活安定下來，人們首先通常會想到存錢，讓一切變得安穩可控，但是孫玲不一樣，她好像對變化有一種迫切的渴求，然後她查了很多資料，她确定了她要去的時候，她就樹立了目标。她還打了500塊錢給我，讓我監督她。她說要是她3個月，就幾個月沒有存夠10萬塊，這500塊錢我就不用還給她了。

被問到關于驅動力的問題，胡鵬升覺得一路支撐孫玲的，可能是一種她從很小的時候就一直想擺脫的自卑。同樣生在深山，胡鵬升覺得每一個試圖融入城市的年輕人或多或少都會有這種自卑，但很少有人像孫玲一樣，一直把這份自卑當成動力，一路被這種自卑驅趕着，最終有了改變。

孫玲覺得，對于很多像她一樣自顧自長大的農村女孩來說，那種卑微和不自信的感覺，很長一段時間會是自己的敵人。因為生命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是沒有人教的。

孫玲告訴《人物》，小時候讀《紅樓夢》的時候，讀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寶玉的性幻想和性經驗，她是在後來讀《紅樓夢》的時候才能明白，哇，原來這麼複雜。但她的少女時代，《紅樓》故事裡最吸引她的确實是似有還無讨論性的片段。在一個孤獨的，沒有任何人引導、教育和陪伴的世界，孫玲是在《紅樓夢》故事裡讀到了男女之别，有了最初的性别意識和啟蒙。

性是無人可以讨論的事，特别是在鄉村世界，常被認為羞恥，包括孫玲自己，尤其是在剛剛第一次來例假的時候，對這些東西都不懂，什麼都不懂。我媽給我拿衛生巾，我說我不用，這是什麼東西啊，我為什麼要用啊，一開始會很反抗，後面才發現，用衛生紙啊或者是其他方式都不行，所以才去用那個。我媽又不跟我講說這個是可以防止褲子被弄髒啊，也沒有講另外相關的一些知識，也不會講，她也不知道怎麼講。

所有的事都要靠自己去摸索，認知，發現，成為了孫玲日後的一種生存本能。

8月9日，孫玲30歲生日的前一天，她接到了美國一家公司的offer，那些爆款故事似乎可以迎來續集，但對孫玲來說，經曆了輿論場上的一段奇幻漂流，現下更重要的事是打包、搬家，準備奔赴另一個城市開啟一段新的冒險。相對于被他人告知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最好的選擇，孫玲還是覺得自己試過了之後，才會知道所有問題的答案。

比起重新找到一份工作，她更開心的還是自己的變化，最近比較開心的一次變化是學會了憤怒，大多數時候，孫玲都友善随和，幾乎不懂跟人吵架。但之前有一次，她實在沒忍住。

送走父親後她去自己一直向往的川藏線玩了一圈，之後通過自己的公衆号寫了那段時間的感受，一個人跑過來留言說，父親去世，我覺得最好能不玩就不玩，能不要旅遊就不要旅遊，死者為大，更何況是自己的父親。不管心情上怎樣的悲痛，行動上至少有一段時間的尊重。古有守孝三年，現代至少三個月不為過。

孫玲回複，我是不太認同這些。

對方不依不饒，那你是怎麼想的？是，确實是在國外待了一段時間，但根兒上還是中國人的。起碼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中國的家庭觀念還是需要有一些的。

孫玲再回，哈，為人處世這塊就不煩你來教啦。

雖然隻是一次微弱的，甚至稱不上憤怒的憤怒，但孫玲還是很高興自己反擊了回去。

她當然也意識到，世界正處在劇烈的變化之中。但她不是那種特别會暢想未來的人，5年後10年後自己會在哪裡生活，過什麼樣的人生，她完全不想現在給出設定。這比較符合她一直以來對人生的想法，因為未知，所以才不會那麼無聊。

不想那麼無聊是孫玲在做人生每個關鍵決定的時刻優先考慮的因素，對十幾歲的她來說，種地和理發都有一點無聊，所以要改變。到了深圳，每天在流水線上測試電池正負極也很無聊，所以也要改變。當上程序員，每天坐辦公室朝九晚五，時間久了也難免無聊，所以依然要改變。人們對孫玲故事誤解最深的是，覺得最終擁有一份高薪工作就是這個女孩最好的結局，但孫玲自己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不過大概所有故事一定都有一個magic moment，除了在那節綠皮火車上閱讀《紅樓夢》的片段，孫玲還說到，離開工廠進入培訓班學習，當時的老師教的第一件事是寫一個小程序，孫玲照着老師教的去做，寫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個小程序，輸入一串指令，電腦上會即時出現一行字，這行字是hello，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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