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碼字的亞爾斯蘭

來源 | 孔夫子舊書網APP動态

汪曾祺在《跑警報》中，開篇就寫到曆史學家雷海宗先生：

“西南聯大有一位曆史系的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裡算哪裡，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裡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着講下去。”

據說雷的記憶力驚人，講課從不帶稿，汪文雖诙諧，也可印證雷先生當年風采。

還是雷先生講課的情形——

1962年，摘去“右派”帽子雷海宗已經油盡燈枯，右派生活摧垮了身體，慢性腎炎轉為尿毒症，老先生去日無多，不過他稍有氣力，還堅持坐着三輪車來授課，當時聽講的學生肖黎回憶這一幕滿含深情：

上課鈴響後，隻見一位小老頭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動着雙腿，吃力地坐在講台後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恻隐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鬥争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筝，無影無蹤。此刻，教室裡異常安靜。

突然，洪鐘般地聲音響起，隻見他腰闆直了，精神也振作起來了，與他剛進教室時簡直判若兩人。“最難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後一課。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課，猶如回光返照，他一直處于亢奮之中，情緒十分激昂，聲音更加洪亮。”

課後，興奮期已過，雷先生顯得非常疲勞。在助手的攙扶下，他拄着拐杖艱難地、默默地走出教室。

教室裡十分安靜、冷漠，既無喝彩聲，也無掌聲，隻有拐杖聲不斷地敲打着人們的心靈。并且，一些“左派”在課後還要再安排“消毒”課

這幾天讀《中國文化和中國的兵》，薄薄一冊，僅十來萬字，是雷海宗1930年代的作品，如今90多年過去，讀來仍覺妙論疊出，齒頰生香。書中專門有章節說士大夫和流氓：中國社會比較松散，因此，稍微有點能力的組織，哪怕極其微弱都可以操縱一般消極頹靡的堕民。而自漢之後，中國組織隻有士大夫和流氓兩種比較大。

太平盛世士大夫可以靠皇帝維系自己勢力，娴熟運轉體制；一旦社會矛盾尖銳，天下一亂，士大夫就失去自立自主能力，或清談，或結黨，甚至做漢奸，總之因為無能而懦弱，此時大權轉移到流氓手中，因為流氓的義氣和組織緊密，也因為流氓的無視規則更無下限，形成較強的執行力，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體制管理真空。而流氓要成大事則需要士大夫幫助，未來社會重建體制，也離不開士大夫，二者相輔相成，輪換更替。

雷海宗梳理帝制産生原因也絲絲入扣，帝制并非皇帝單獨促進，還要人民的消極輔助，這些消極的人民即或不擁護，至少也都默認。“皇帝制度可說是由皇帝的積極建設和人民的消極擁護所造成的。”消極擁護四字，道出大多數消極者的“沉默原罪”，讀來如當頭棒喝，讓人不由得内視自我，冷汗淋漓。

雷先生最得意的學生，著名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曆史學家。何對雷評價極高：“據我一生觀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學人。”雷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門生丁則良，與老師感情深厚，時有書信。1957年他訪蘇歸來，臨時住在北京大學，聞知自己被劃為"餘瑞璜、丁則良、徐利治右派反黨集團"，8月8日自沉于北大未名湖，隻有42歲。雷先生聞此噩耗，痛哭不已。

1962年11月，雷海宗身心交瘁，再無力授課，一個月後病逝于南開。算下來，到今年整整6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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