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角度說，出生在春秋時期的宋國，是一件令人郁悶的事。

是的，宋國是商朝之後，于周為客，可以不納貢，可以行老禮兒，遵奉當年商朝的禮儀。但宋國畢竟是“亡國之遺”，是失敗者的後裔，周朝不絕其祀，優待有加地把它供起來，又是立國，又是封公，一方面是遵循“興滅國，繼絕世”的古禮，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顯示周室的慷慨仁慈，寬容大度。

這種保護性的優待裡面，即便有尊重的成分，也十分稀薄。

勝者為王，高高在上，失敗者隻能接受弱者的地位，被勝者安排，被勝者驅使，或者被勝者嘲笑，這是亘古不變的鐵律。

至遲從春秋後期開始，嘲笑宋人，拿宋人開涮就成了一種風尚，各種關于宋人的段子層出不窮。這些段子，少數堂而皇之出現在《左傳》《戰國策》這樣的史書裡，多數被搜羅進《韓非子》《呂氏春秋》《孟子》《莊子》《晏子春秋》《列子》等諸子書中。雖然這些古書并非專門嘲笑宋人，它們時常也講講齊人、鄭人、杞人（杞乃夏朝的“亡國之遺”，命運與宋國十分相似，關于杞國的一個著名段子是“杞人憂天”）的笑話，但和宋人比起來，則是小巫見大巫。

河南商丘，宋國故城

在中國有兩個知名度極高的成語，“揠苗助長”和“守株待兔”，堪稱段子中的極品。

“揠苗助長”出自《孟子·公孫醜上》：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茫茫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守株待兔”出自《韓非子·五蠹》：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複得兔。兔不可複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在這兩則經過高度提煉的段子中，主人公都是宋國的農民。如果說“守株待兔”這樣的事多少有可能發生的話，那麼“揠苗助長”無論如何令人難以置信，因為農民天生與土地在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五谷禾稼的生長有如太陽東升西落一般，早已成為他們生命中最基本的常識，絕無可能出現“予助苗長矣”這類蠢事，除非他缺心眼兒，是個傻子，這涉及到智商問題。

實際上，諸書嘲笑宋人時，出發點多數與智商無關，他們嘲笑的是宋人的迂腐、不知變通、幼稚、魯莽等所謂的人生智慧，“守株待兔”是其典型代表，與此類似的則不勝枚舉。

比如，《戰國策·魏策》中說，有一個宋人，外出求學三年，回家後整個人都變了，見了老母親竟然直呼其名。他媽很詫異：你學習了三年，怎麼越學越糊塗，連媽也不喊了？此人振振有辭地回答：世間賢人莫過于堯、舜，萬物之大無過于天、地，堯、舜、天、地，我不都是直呼其名嗎？母親你賢不如堯、舜，大不過天、地，我當然要喊你名字了。他媽長歎一聲：學來的東西，難道你要全部照搬不誤？就算要照搬，媽還是要喊的吧！

在《呂氏春秋·淫辭》中，這種迂腐和不可理喻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有個名叫澄子的宋國人丢了件黑色衣服，他就跑到街上去找。找着找着，忽然看見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走來，他上前一把抓住那女人，要脫掉她的衣服。女人說：你幹嘛？他說：我丢了件黑衣服。女人說：你丢黑衣服關我什麼事？我這件衣服是我自己做的。丢衣服的人不耐煩了：哎呀，趕緊把這衣服給我吧，昨天我丢的黑衣服是紡絲的，你這件不過是單面的，用單面的抵償紡絲的，你可是占了大便宜啊！

故事到此戛然而止，不知道那女人是否抽了澄子一個嘴巴。

諸書之中，最喜歡嘲笑宋人的是《列子》。

在《列子·楊朱》中，一個窮困潦倒的宋人，連過冬的衣服都沒有，卻在曬太陽時感受到了莫大的舒适，以為人生最大的幸福不過如此。他對自己的老婆說，如果把曬太陽所得之享受獻給國君，或許能得到重賞。

而在《列子·說符》中，一個在街上閑逛的宋人撿到了一張借條，他喜不自禁地拿回家裡，翻來覆去地看，最後實在忍不住了，跑去告訴鄰居：我要發财了！

顯然，這張借條不能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财富，就像那位曬太陽的宋人無法從國君那裡得到任何獎賞一樣——事實上，他連見到國君的可能性都沒有。《列子》借此嘲諷宋人的無知和愚蠢，其辛辣程度絲毫不亞于“揠苗助長”“守株待兔”之類。

那麼，東周列國的知識分子們為何要嘲笑宋人呢？

商丘，阏伯台

正像前面所說，宋國是弱者，遭受強者們的嘲笑是它的宿命，這是原因之一。另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文化、習俗上的差異。宋國雖然是周室的封國，但因有“為客”的特權，得以保留商代的許多文化、禮儀、習俗。這特權本身就讓其他諸侯眼紅，所以，但凡宋人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都成了其他國家挖苦、嘲諷宋國的理由。他們把宋國視為異類，想盡辦法編排宋人——有可供嘲笑者，則大肆嘲笑，沒有可供嘲笑者，就創造條件去嘲笑，最後勢必出現如下情況：把發生在别國的蠢人蠢事也挪借到宋人頭上。

段子就是這樣産生的。

被視為異類的宋國，隻能無可奈何地成為其他諸侯批發段子的集散地。

公元前7世紀中期，宋襄公子滋甫就出生在這樣一個被嘲笑、被視為異類的國度，而他的人生也因此成為被嘲笑的對象，成為一連串段子的詭異組合。

關于子滋甫的第一個段子，出現在公元前652年。

這一年冬天，在位三十年的宋桓公子禦說被一場疾病擊倒，他清晰地感覺到了死亡的日益臨近。當子禦說準備把國君之位傳給太子子滋甫時，子滋甫竟然推辭不受，他說：目夷年長，而且素有仁愛之名，不如把君位傳給他吧！

此事非同小可，子禦說自然十分驚訝，但子滋甫言辭懇切，再三請求，子禦說隻好把公子目夷找來，說要把君位傳給他。

目夷字子魚，是子滋甫同父異母的哥哥，他聞聽此言，連忙拒絕：能以國相讓，還有比這更能稱為“仁”的麼？僅此一點，我就自歎弗如；況且，舍嫡而立庶，不合國家的禮制和習俗，我不能接受！說完，子魚逃也似的退了出去。

事情至此，已經别無選擇，宋國國君之位非子滋甫莫屬，任他再如何推辭，子禦說都不可能再改變主意。

商丘，阏伯台

第二年，即公元前651年春天，宋桓公子禦說辭世，子滋甫即位，是為宋襄公。

此年夏天，正當喪服未除之際，子滋甫忽然接到消息，齊桓公姜小白要在葵丘大會諸侯，盛情款待天子的使者宰孔。子滋甫不敢怠慢，他把國家政事交由大司馬子魚全權處理，然後收拾行裝，趕赴葵丘之會。

正是這次戴孝赴會，引起了後世無數人的口誅筆伐：你不是對國君之位沒那麼大興趣嘛？你不是要讓賢嘛？怎麼現在這樣急切地跑去參加諸侯大會？為了取得霸主和諸侯的認可，連給老爹戴孝這樣的大事都不放在心上，你這麼着急幹嗎？莫非……你所謂的“讓賢”僅僅是做個樣子，真正的目的是撈取“仁義”的名聲？

在一個為争奪權力不惜骨肉相殘的時代，子滋甫讓賢的舉動的确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如果子滋甫能夠穿越時空和未來世界的人展開辯論，他可以輕易找到辯護理由，令質疑者啞口無言：如果讓賢是表演，表演一下意思意思也就算了，為何他要“再三請求”？萬一子魚答應了，又當如何？須知，宋桓公子禦說已經答應了子滋甫的請求，隻要子魚一點頭，下一任宋國國君就會變成子魚。

因此，子滋甫讓賢的誠意是可信的，而且讓賢也并不說明他對國君之位沒有興趣。退一步講，就算他真的沒有興趣，可是一旦他坐上那個位子，維持國家運行的一整套機制就會發生作用，推着他向前，迫使他去履行一個國君的職責。隻要他不是一個弱智或者無可救藥的暴君，那麼這個國家起碼可以沿着既有的路線走下去，而不至于出什麼大的亂子。

子滋甫從父親手中繼承的這個國家，從地理位置而言，與西鄰鄭國十分相似。兩個國家都處在中原華夏世界和南方楚國勢力範圍的交界處，國都四周又都是平原，缺乏天然的軍事屏障，極易遭到攻擊。這樣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宋國也和鄭國一樣，面臨着一個“站隊”的問題——當華夏世界和南方的楚國發生沖突時，該站在哪一方呢？

鄭文公姬捷是一個典型的“騎牆派”，他沒有原則，誰更加強硬，更有威脅，他就站在誰的一方，所以數十年來鄭國時而追随齊國，時而投靠楚國，随齊時楚來攻，投楚時齊來伐，反反複複，少有甯日。宋桓公子禦說恰恰相反，他在公元前680年由于背叛北杏之盟，遭到齊、陳、曹聯軍讨伐，此後便一心一意追随齊國，再未作出任何背叛齊國的事情。至于霸主姜小白發起的各種行動，宋國幾乎無一例外全部參加，成了齊國最忠實的盟友。大樹底下好乘涼，正是因為宋國奉行了鐵心追随齊國的外交路線，子禦說在位三十年，宋國局勢穩定，基本沒有遭到外敵的侵襲。這幾乎是宋國曆史上最安定的一段時間。

《左傳·僖公八年》書影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追随齊國已經成為宋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子滋甫深谙其中道理。所以在姜小白一生中最重要的葵丘之會，子滋甫必須參加，哪怕因此遭到别人的質疑和冷眼。

在此後的幾年間，子滋甫嚴格遵循着乃父制定的這項基本國策，唯齊國馬首是瞻，但凡姜小白召集的活動，從不缺席：

公元前651年秋天，參加葵丘之盟；

公元前648年，為衛國修築楚丘；

公元前647年，與齊、陳、衛、鄭、許、曹會于堿（衛地，在今河南省濮陽市東）；

公元前646年春，為杞國築緣陵；

公元前645年春，與齊、陳、衛、鄭、許、曹會于牡丘（在今山東省聊城市東）……

子滋甫的努力終究沒有白費，仁義的名聲和對齊國亦步亦趨的追随，使他迎來了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姜小白去世之前的某一年，他擔心自己身死之後兒子們會因争權而大打出手，因此和管仲商議，把太子姜昭托付給了宋襄公子滋甫。

子滋甫從這件事中，看到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此前，他或許連想都沒有想過。

甚至可以說，姜小白此舉成了子滋甫國君生涯的轉折點。

一股強烈的激情裹挾着子滋甫，令他欲罷不能。

（待續。文圖俱為原創，盜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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