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明處于什麼階段?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5期P72—P73，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早期文明處于什麼階段?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早期文明處于什麼階段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22年第5期P72—P73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摘自《齊魯學刊》2022年1期，武雪彬摘

中國文明是舉世公認的古老文明之一，但其究竟形成于何時，在海内外學界迄今見仁見智，争論熱烈，難以定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早期文明時代形成的标志問題，長期以來理解和取舍不一，分歧很大，導緻對史料、史實的解讀衆說紛纭，進而影響到對中國早期文明進程的認識和判别。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早期文明探索，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古史辨學派引發的中國古史大讨論，時至今日已經走過了曲折發展的百年曆程。其間由于史學界幾代學者堅持實證研究，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和異軍突起，以及人類學、民族學等衆多相關學科學者的加盟，多學科的合力艱苦探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新時期以來，中國早期文明研究進一步走向縱深，特别是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相繼推動下，關于諸多重要問題領域的研究，得到了全面推進深化。探源工程把距今5800—5300年的這段時期，确定為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階段，既合乎邏輯，也大緻合乎各方面學術資料初步揭示的中國早期文明進程的曆史實際。

以上持續的研讨，一方面成就巨大，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另一方面也伴随着一定的不足。一是在愈來愈熱烈的考古學新發現、新材料探讨中，或多或少存在對文獻互證作用的相對重視不夠以至輕忽。二是對早期文明的物質技術層面探讨多，而對更能反映文明時代社會本質的制度層面的探索重視不夠。對于早期國家的制度關注不夠，包括對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所反映的文明起源階段制度探讨得不夠深入精細，不僅不利于早期文明研究的深化，而且難以從中提取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

綜上所述，從制度中提取早期國家或曰早期文明社會的标志，就成了研究工作中首先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

探讨早期文明或曰文明時代形成的标志，首先需要對文明本身有一個明确的定義。一般而言，文明是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高級階段，但需要明确高級到什麼程度或曰什麼社會發展水平。因而此種曆史階段的劃分，一定要有明确的時代和社會标志。文明可以簡明地定義為國家出現以後的社會。從字面和邏輯上講，早期文明和早期國家是兩個範疇，但都是對同一個研究對象的界定性概括或描述，形式上并列，根本上同質，具體含義上則各有偏重。确認早期文明社會是否已經形成，可以合乎邏輯地轉化為确認國家是否已經形成這一問題。早期文明或早期國家形成的标志即：（1）地緣聯系取代了血緣聯系；（2）公共權力機構亦即國家領導或曰管理機構的設立。但正是這兩個“不同點”亦即國家或曰文明社會形成的标志，在結合中國上古社會史實時遇到了若幹一時難以解決的棘手問題。

為了化解疑難、科學地解釋和揭示我國早期文明起源、形成的史實，許多學者堅持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進行了持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新見。曆史上的文明都大體可分為物質技術、制度組織和精神哲理幾個層面，因而各學科都可以從中找到與自身切合的着眼着手之處進行研究，進而從中提取文明的因素，探讨文明起源、形成的标志。以上探索推進了早期文明研究的深化，同時也進一步加劇了對早期國家或曰早期文明社會形成标志問題更加見仁見智的局面。以上所提出的諸種标志或标準，雖能揭示文明尤其文明因素的起源，但往往并非文明形成的充分必要條件，因而無法确證或标志早期文明的形成。

筆者認為，“文明”是與社會形态、國家形态相關的曆史範疇，涵括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大方面或層面，固然從諸方面或層面都有迹可循，但更應着重從制度層面去探讨其形成标志。為此有必要先回到“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這一經典概括，重新深化對其形成的兩大标志的認識。對于“按地區來劃分國民”和“公共權力的設立”這兩條标志或标準，結合中國早期文明的實際，筆者認為應該重新表述為：（1）地域聯系超越（而不是取代）血緣紐帶；（2）特殊的公共權力機構的設立。

其中第一條的修訂基于上古中國長期存在的血緣紐帶，因而其必要性在今天看來似乎已顯而易見。先秦國家建立的标志之一，就是在地緣、血緣紐帶并存的時代背景下，地域或地緣聯系雖然未能如雅典國家那樣完全取代血緣紐帶，但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或高于血緣聯系，居于主導地位，體現了時代、社會的文明性質。

第二條基于《起源》自身的提法。恩格斯在說明國家與氏族的“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之後，馬上就明确地稱之為“特殊的公共權力”。從傳世文獻和蔔辭金文等出土資料揭示的商周時代的情形看，軍隊的組建仍然基于親族組織，甚至帶有軍隊組織、社會組織和國人親族組織一體化的特點。因此，上述“特殊的公共權力”，主要不是軍隊、監獄或法律等暴力鎮壓機器或手段，而應是早期國家基本通行的政治上層建築——君權及其制度，特别是古代世界普遍盛行的君主世襲制。這是古代文明最重要也最醒目的制度性标志。在中國古代，曆來盛稱大禹開啟的“父傳子，家天下”的“天子”亦即帝王世襲制，标志着君主世襲制亦即華夏文明的全面形成，可謂曆史上的典型個案。

之所以說君主制尤其君主世襲制是古代文明或曰早期國家最重要、最醒目的标志，是因為它作為剛性的制度安排，是古代社會形态中的政治形态，或曰國家結構形态中的上層建築，位于社會金字塔的頂部，不僅最為引人注目，而且居高臨下地決定了社會的君主世襲制國家性質，因而也最适合成為古代文明或曰早期國家形成的标志。

無論從邏輯抑或曆史實際看，由于人類社會存在共性，世界各地不同區域、族群的文明也應該具有一定的規律性，因而文明的标志也應該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或曰普遍性，這也正是人類早期國家或曰早期文明以君主世襲制為主流模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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