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關于河北省、河南省、貴州省有關地區統計違法案件的通報，三地不同程度存在編造虛假統計資料情況。其中，河南省焦作市武陟縣、博愛縣、溫縣“有關方面”授意、指使、強令統計調查對象或者其他機構和人員提供不真實統計資料，還有機構“編造虛假數據并代填代報統計報表”“轉移、隐匿、毀棄相關證明和資料，提供虛假情況”。

國家統計局關于河北省、河南省、貴州省有關地區統計違法案件的通報

媒體報道顯示，就在2020年8月，河南省還曾發布統計督察反饋意見整改工作情況的通報，提及省、市兩級和包括督察反饋意見指出地方在内的絕大多數縣（市、區）“已建立防範和懲治統計造假、弄虛作假責任制”。

“授意、指使、強令”“轉移、隐匿、毀棄”，國家統計局通報中的一連串動詞可以說令人觸目驚心，特别是結合此前河南言之鑿鑿的“已建立防範和懲治統計造假、弄虛作假責任制”，更是讓公衆觀感幾乎陷入了恍惚之中。

到底是剛建立的防範懲治造假機制“保質期”有限，還是說最新國家統計局通報所點名的武陟、博愛、溫縣三地恰好是此前所謂建章立制的漏網之魚？畢竟，彼時的“已建立”有其相當嚴謹的範圍限制——2019年統計督察反饋指出問題的地方，也并不必然就有2022最新通報所涉縣域，況且還有“絕大多數”這個堪稱完美的兜底概括，看似已經形成一個邏輯閉環。

但統計督察的命中率如此之高，顯然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涉事縣域數據造假，難道已經完全建立防範懲治造假機制的省市兩級，居然管不到縣裡？

回到最新通報所指焦作三縣的統計造假行為，可以看到涉事地方不同主體在統計數據造假過程中的角色分工，有必要追問三縣“有關方面授意、指使和強令統計調查對象或者其他機構和人員提供不真實統計資料”的所謂“有關方面”，是人還是機構？其躬身入局參與數據造假的驅動力究竟是什麼？特别是相較于可能相對隐晦的“授意”，又是遇到什麼樣的迫切情形，才需要明晃晃地“指使、強令”相關人員造假？

當然，那些曾經不接受、未領會（甚至消極抵抗）有關方面某些“授意”的機構、人員，是否可以在問責環節考慮适當予以從輕處理？而對此番最新統計督察通報的追究情況，具體到從廳局、縣處到鄉科（但隻有籠統數目字）的處理，特别是“授意、指使、強令”的焦作三縣所謂“有關方面”，其具體的“黨紀政務處分和組織處理”内容，也有必要向社會詳盡公示，看一看權責是否匹配。

至于“轉移、隐匿、毀棄”相關證明和資料的情況，也要深究通報所指的行為發生節點，特别是如果出現在統計督察“大兵壓境”之後，這一串已經明确寫入《統計法》的違法行為，有非常明确的對應法律責任：《統計法》第41條規定，統計調查對象的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有此行為，除了“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以予以通報”，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應由任免機關或者監察機關依法給予處分，當然也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立法表述。

統計是國家了解國情國力的重要手段，統計數據造假所傷的，不僅是地方施政的一點所謂面子，更是國家經濟健康科學運轉的根本。屢屢出現統計造假情況，甚至整改反饋報告都可能已經漸成套路——沒有實際整改，隻有例行公文回函交差，這才是最令人憂慮的。

并非隻有法律有對應描述的違法行為才應當被追究，不論是前述焦作三縣“授意、指使、強令”的做法，還是邢台市有關地區代填代報統計報表、毀棄相關證明和資料，或是畢節市和安順市相關地區抵制阻礙統計檢查，均呈現出利用職權人為幹擾統計調查、統計監督的特征。對此，各地要有深刻的反思和堅決的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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