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國高等教育步入大衆化階段，大學生群體成為我國青年人群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據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達到48.1％，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将很快超過50％。與此同時，自高校擴招以來，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快速增長，高校畢業生數量連年創曆史新高。嚴峻的就業形勢使得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社會公衆廣泛關注的一個社會問題，高校畢業生也一直是政府高度關注的重點就業群體。青年人尤其是大學生群體的就業狀況既是決定社會經濟長遠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會對社會和諧穩定産生極大影響。

近年來，國務院、人社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多次出台文件和相關政策促進大學生就業。就業意願是大學生擇業就業的“風向标”，也是影響國家就業導向和制訂就業政策的重要因素。全面掌握和了解大學生的就業意願對于提供更加完善的就業服務，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群體“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政策意義。此外，處于快速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各方面的社會環境都在發生着劇烈的變化，這些變化無疑對時下青年人就業選擇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認識和了解當前社會轉型過程中青年人擇業觀念轉變的一系列特征，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更好地引導他們實現職業與人生順利發展。

就業選擇是青年人在成長曆程中必須要面對的重要抉擇，它反映了青年人對未來職業的一種價值評價和傾向性态度。合理的就業選擇既可以為青年自我價值的實現和未來職業發展提供切實的保障，也有利于整個社會人力資源的合理分配。青年人思想軌迹與價值觀念更多地體現着時代變遷的影響。青年人就業選擇的意願或者觀念是與社會變遷背景下社會的主導價值取向相吻合的，往往帶有時代的印記。我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與社會流動的加速，使得青年人就業意願也處于不斷流變的過程中，在不同的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尤其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随着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社會的整體活力得到極大程度的釋放，市場經濟變革下的個體得以擺脫各種社會限制和束縛，按照自己的意願去選擇就業的方向、自主擇業。當然，市場化改革也打破了傳統的權力分配與利益格局，沖擊着舊有的體制機制和主流價值觀念，社會變革的發生勢必影響到青年人和大學生的擇業理念。楊雄在總結改革時代大學生擇業觀的變遷時，認為由于社會形勢的變化，對比1980年代的大學生，1990年代的大學生的自主擇業意識和市場競争意識明增強，自我創新的風險擇業觀逐漸取代安穩守成的傳統擇業觀，對物質待遇和經濟利益看得相對更為重要，由單純地追求職業的社會地位與社會聲望轉向理性與實際，經濟價值型的擇業觀逐漸取代社會價值型的擇業觀¨。改革前後大學生擇業觀體現出的變化正是我國由傳統計劃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反映。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時代變遷背景下社會變革所引起的社會資源的再配置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等社會制度層面的變化是大學生擇業取向形成的主要原因。經驗研究表明，我國轉型時期勞動力市場存在比較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制度性分割現象更加明顯舊。在主要的分割形式中，所有制分割和地區分割是兩種基本的分割形式，也成為影響大學生就業意願的主要制度性因素。

01 體制内還是體制外?

從就業單位的所有制性質來看，國有單位和非國有單位構成了就業市場上就業單位的兩個基本類别，前者由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等“體制内”單位組成；後者包括了外資企業、私營企業等“體制外”單位。傾向于在體制内工作還是在體制外就業的态度分化與我們國家社會轉型的特點緊密相關。随着改革進程的推進，基于所有制性質差别而出現的“單位分割”即“體制内”和“體制外”的分化逐漸成為勞動力市場分割最重要的表現形式。例如，賴德勝認為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體制改革使得城市勞動力市場和農村勞動力市場的“老二元”分割演變成了體制内勞動力市場和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新二元”分割。概括地講，勞動力市場上的單位分割主要是指人力資本水平相同或相近的勞動者，由于其就業單位的體制屬性不同導緻他們在經濟收入、福利待遇、社會聲望和社會影響力等方面的差異。體制内勞動力市場，占有更多的壟斷性資源，享有相對較高的平均收入水平和良好的社會聲望，而且具有較大的職業上升空間；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情況則不同，不僅工資水平參差不齊，而且收入增長面臨着較大的市場風險，存在着較大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存在着市場回報上的巨大差異，因此大學生在就業意願上更願意選擇去體制内工作，存在着較為明顯的“體制内偏好”。李春玲基于6所“985高校”在校生的分析發現，大學生普遍熱衷于政府機構、國有企事業單位等體制内工作，而對民營企業等體制外工作則缺乏興趣。

02 大城機會還是小城故事?

工作地域選擇也是很多大學生在就業選擇時面臨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去大城市拼搏還是去中小城市過相對安穩的生活?以往多數研究得出大學生在就業地域的選擇上具有穩定的偏好：大學生傾向于經濟發達或者發展較快的城市，而并不願意選擇相對更安逸、競争壓力更小的小城市。

對于大學生就業意願的地域偏好，主要存在兩種解釋觀點：一是地域發展差異解釋。我國東中西部不同地區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改革開放之後，市場機制作用的增強造成東中西部不同地區在經濟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工資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被進一步拉大。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相對發達，這類城市的就業機會比較多，事業空間比較大，大學生更願意畢業後選擇去這些地區工作。二是地域路徑依賴解釋。這一觀點認為大學生更傾向于留在大學所在城市工作，而我國高校尤其是重點高校又多集中于經濟較為發達的直轄市或省會城市。而之所以更加傾向于留在大學所在地就業，一方面是由于對大學所在城市的固有偏好，這種偏好在選擇大學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經具有；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大學生對院校所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比較熟悉，并建立了一定的社會關系網絡和人際社交網絡，無論是對勞動力市場的适應和熟悉程度，還是對舊有社交網絡的情感依賴上，都更偏向于大學所在地。

時代變遷的節奏逐漸加快，社會環境的變化更加迅速。受到國際經濟形勢和經濟發展轉型的影響，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放緩、勞動力市場競争激化、城市房價和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社會文化環境日益複雜，青年人就業面臨更多障礙和多重挑戰。面對新的形勢，新時代大學生在就業意願上呈現出怎樣的變化與特征?如何解釋這些變化與特征?本文使用“中國大學生追蹤調查”(Panel Studv of Chinese Universitv Students，以下簡稱PSCUS)數據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分析。PSCUS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社會調查項目，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中國教育發展智庫主持實施，在全國範圍内選取有代表性的在校大學生及畢業生作為調查對象，旨在全面深入地了解大學生的就業、學習、生活與價值觀狀況。PSCUS采用了多階段混合抽樣的方法，把“學校一學科一班級”作為三個層次的抽樣單元進行抽樣，按照學校層級、學科類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在全國範圍内抽取十餘所高校(基線調查為12所高校，2017年調查增加至17所實施問卷調查。從2013年基線調查實施以來，每年開展一期跟蹤調查。本文利用PSCUS2018年的數據分析了在校大學生選擇的理想工作單位類型與工作地域，并與2013年基線調查結果進行了比較。主要發現如下：

01 理想的工作單位類型

1．當前大學生在就業意願上仍舊表現出比較明顯的“體制内偏好”。從2013年和2018年的調查結果看，大學生選擇去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等體制内單位工作的比例均顯著高于選擇去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和創業等體制外就業的比例。2013年有超過六成(64.4％)的大學生想去體制内工作，2018年的情況差不多，選擇去體制内工作的大學生比例為61.2％。相比之下，2013年和2018年想去體制外工作的大學生均不到四成。2．體制内理想就業單位類型的結構變化。從體制内就業單位的類型看， “公務員熱”在逐漸降溫。總體來看兩個年度選擇想去黨政機關工作的大學生所占比例并不高，均未超過十分之一，這說明雖然公務員考試報考人數火爆，熱度不減，但是在大學生心目中的就業選擇上，并未出現對公務員趨之若鹜的情形。而且從發展趨勢看，相較于2013年9.6％的大學生想去黨政機關工作，2018年做出這一選擇的大學生比例已下降到6.0％。“公務員熱”的降溫說明大學生求職正回歸理性。3．體制外理想就業單位類型的結構變化。體制外工作類型的内部結構也在發生變化。首先，一個較為明顯的變化趨勢是選擇畢業後去私營企業就業的比例呈現出明顯增長。2013年僅有8.2％的人選擇去私營／民營企業工作，但是2018年這一比例已上升至15.5％，這說明随着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本土民營企業逐漸發展壯大，一些發展較好的私營企業或者民營企業也成為越來越多大學生的就業首選。其次，把外資企業作為畢業後工作首選的比例在明顯降低。相反，願意去私企／民企和國企工作的比例在增加，把國企作為就業首選的比例明顯超過外資企業。這與之前的擇業觀念形成鮮明對比。楊雄曾提到，在很多調查中1 990年代大學生都把“三資企業”作為最想去的工作單位，趙宏斌在分析大學生擇業行為時，傾向于去收入較高、更加體面的外企工作的大學生比例仍居首位。但是現在的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這與我國這些年經濟發展的情況密切關聯。國有企業經過多年的改革，經濟效益逐漸提升，也改變了僵化不合理的薪酬制度，提高了市場吸引力。與一些壟斷性國企相比，外資企業的工資高待遇好的優勢已經不明顯，而且國企相對比較穩定，面臨更小的失業風險和競争壓力。因此，國有企業逐漸取代外資企業成為大學生最青睐的工作單位。再次，願意創業的大學生在增多。2014年5月，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多部委出台了 《關于實施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的通知》，從國家層面為大學生創業提供政策支持。在“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時代背景下，大學生更被視作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推進大衆創業、萬衆創新的生力軍，大學校園裡各種形式的創業培訓l班、創業競賽等不斷湧現。雖然數據顯示當前大學生的創業意願比例仍舊不太高，但是已經有所增長，尤其是在高職院校較為明顯。有12.2％的高職學生把自主創業作為自己畢業後的首選。

02 理想的工作地域

1．大學生擇業依舊呈現明顯的地域偏好，主要傾向于在經濟較為發達的一、二線城市工作。2013年和2018年選擇最想去一線和二線城市工作的大學生所占比例分别為84.9％和82.3％，對比兩個年份的數據可以發現，大學生在就業地點的選擇上總體維持不變，不希望去經濟欠發達的二線城市、三四線城市以及小縣城、鄉鎮、農村等地區工作。雖然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鼓勵大學生返鄉創業、大學生村官紮根基層，但是大學生願意去農村工作的比例仍然偏低。2．經濟發達二線城市的吸引力在逐漸增強。“留在北上廣”還是“逃離北上廣”是近些年來圍繞青年人群中的一個争論性話題。實際上，雖然一線大城市房價暴漲、競争壓力大、生活成本高，生活質量低，但是這些原因并未造成大學生在就業選擇上“逃離北上廣”。2013年和2018年的調查中均有為數不少的大學生對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工作懷揣熱情。那為什麼“逃離北上廣”屢屢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呢?據第三方教育質量評估機構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就業藍皮書：2019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顯示，剛畢業時在“北上廣深”就業的畢業生中，三年内離開的比例明顯上升，從2011屆的18％上升到了2015屆的24％。因此，“逃離北上廣”主要是發生在剛畢業的大學生身上，很多懷揣着拼搏夢想的大學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奮鬥之後，由于不能在大城市紮根，于是選擇了離開這些一線城市。當然通過數據我們也看到，經濟發達二線城市的吸引力在逐漸增強，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推力”，這些城市都在嚴格控制城市人口數量增長尤其是戶籍人口規模，外來人口的落戶越來越難。另一方面是二線城市的“拉力”，這些城市紛紛放松了戶籍限制，不斷 降低落戶門檻，杭州、武漢、成都等許多發達二線城市陸續出台政策搶奪優質人才 。

3．就業地域選擇的“路徑依賴”。PSCUS2018年的調查數據驗證了大學生就業意願的地域路徑依賴解釋。就讀于“北上廣”學校的學生中有77．4％的人把一線城市作為自己未來工作的首選地，就讀于非“北上廣”學校的學生中有大約一半的人選擇以後想留在二線城市工作。大學所在城市等級顯著決定了未來工作的地域選擇。

01 就業意願的多維解釋框架

青年人就業選擇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Freeman提出了職業選擇的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影響個人職業選擇的因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個人本身的偏好和能力，第二是市場所決定的工資和工作特性。趙宏斌的研究認為，大學生在擇業時，雖然會非常看重工作收入，但是也希望能夠規避風險，就業意願是在人力資本投資“收益一風險”約束框架下，受到個人風險偏好影響，綜合職業收益和職業風險成本的抉擇過程。他認為大學生通常都屬于風險規避型的，但是這會受到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即家庭經濟條件與風險規避程度是成反比的，弱勢群體家庭的大學生比富裕家庭的大學生，更願意選擇風險相對較小的職業。除了經濟動因之外，就業意願還受到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賴德勝的研究發現，大學生就業意願既受到偏好、理想、能力等個人因素的影響，也受到父母職業與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家庭因素的影響，更受到社會因素如勞動力市場狀況、經濟景氣程度的影響。作者通過分析進一步得出，我國社會經濟環境和勞動力市場制度對大學生的擇業意識和擇業行為産生了很大影響坦J。尉建文則把“家庭”作為主要解釋變量，考察了父母社會地位與社會資本對大學生擇業意願的影響。作者認為，家庭收入越高，大學生到企業工作的意願随之上升，父親職業地位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學生到企業工作的意願下降，但是作者并沒有對這一發現背後的原因和機制作出進一步的解釋。因此，單一性的理論視角是無法全面地分析大學生就業意願成因的。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了大學生就業意願的多維解釋框架，如圖3所示。大學生的就業取向是嵌入進一定曆史時期的宏觀社會結構與制度背景之中的，社會變遷和市場化轉型導緻的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解釋了大學生就業意願基本的分化，即大學生在就業意願上表現出體制内偏好和發達地區偏好，與此同時，這種社會制度的影響又通過家庭、學校傳導給大學生個體，對大學生就業意願施加綜合影響，使得不同背景和特征的大學生在就業意願上進一步産生差異。

02 大學生就業意願的多維因素模型分析

根據圖3的理論解釋框架，本文使用PSCUS201 8年數據，分别構建了就業單位類型意願模型(模型1)和就業地域意願統計模型(模型2)。模型1的因變量為就業單位類型，包括體制内和體制外兩種類型，分别賦值為“1”和“0”。自變量方面，本文選取了家庭、學校和個體三個層面的變量，其中，家庭層面的變量包含了三個：一是家庭收入水平，用父母合計月收入的區間來測量，為定序變量；二是父母較高受教育年限，為定距變量；三是父親職業性質，是二分類的虛拟變量，分為體制内和體制外工 作兩種類型。本文選取了大學生所在學校類型作為學校層面的變量，學校類型分為高職院校、普通本科院校和重點本科院校三種。個人層面的變量包括了性别、年級、戶口類型、政治面貌和英語水平，其中年級和英語水平為連續變量，其餘變量為二分虛拟變量。根據因變量的特點，模型1選擇了二分Logit統計模型。模型2的因變量為就業地域類型，為定序變量，包括縣城及以下、三四線中小城市、二線城市和北上廣深一線城市四個等級，分别賦值為1～4。模型2的自變量與模型1完全相同，根據因變量的特點，模型2選擇了序次Logit統計模型。

從該模型1的分析結果看，首先看個體因素的影響，與男大學生相比，女大學生更願意選擇進入體制内工作。與城市戶口的大學生相比，農村戶口的大學生更願意選擇進入體制内工作。與非黨員大學生相比，大學生黨員更傾向于體制内工作。英語水平越高的大學生，越願意去體制外工作。在學校類型的影響上，不同學校類型的大學生在選擇體制内還是體制外工作上不存在顯著差異。在家庭背景的影響上，家庭收入越高，大學生越傾向于去體制外工作；如果父親也在體制内工作，那麼大學生選擇去體制内工作的可能性相對更大。上述統計結果表明，大學生理想工作單位類型的選擇受到多重因素的作用，既有個體性的原因，也受到了家庭層面的影響。在勞動力市場競争中處于相對劣勢、人力資本較差的大學生，比如女大學生、英語水平較差的大學生，以及家庭資本相對較小的農村大學生、家庭經濟水平較低的大學生承受的機會成本也相對較高，往往會選擇相對穩定、風險較小的體制内工作。此外，個人以及家庭的職業價值偏好也會影響大學生個體的選擇，比如黨員大學生願意去體制内工作，而如果父親在體制内工作，其子女也較容易通過家庭社會化習得這種偏好。從該模型2的分析結果看，在個體因素影響方面，男大學生、擁有城市戶口的大學生、黨員大學生、人力資本較好(英語水平更高)的大學生傾向于選擇去大城市工作。在學校影響方面，本科生比高職生更願意選擇去大城市工作。在家庭背景影響上，家庭收入越高、父母教育水平越高的大學生更願意去大城市工作，從而降低職業風險和機會成本。以上統計發現說明大學生理想就業工作地域的選擇，同樣受到個體、學校特征和家庭背景的影響。我們依然可從風險偏好程度和機會成本大小的角度去解釋這一發現。處于相對競争劣勢、人力資本和家庭資本等競争資本狀況不佳的大學生，比如女大學生，英語水平不好的大學生、農村大學生、家庭經濟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大學生往往更願意選擇去小一點的城市工作，這樣面臨的職業風險和機會成本也會相對較低。

青年的個體發展總是體現着時代的特征。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認為，社會在從傳統向現代的邁進過程中，集體導向的行為越來越多地為個體導向的行動替代，人們将越來越多地根據個人的理解與價值體系做出自己的選擇，并據此付諸行動¨。處于轉型時代進程中的青年們，其就業意願典型體現着市場經濟色彩， “哪裡需要去哪裡”的傳統擇業觀顯然已經不符合社會現實，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擇業觀更加體現自主意識、競争意識和個人發展意識。這種就業價值标準又脫離不開社會制度、就業形勢、家庭背景以及個體特征等多重的影響。雖然大學生相比以往更富有競争意識，但是嚴峻的就業形勢又會讓大學生充滿務實和理性。作為一種價值觀念，青年人的就業意願高度嵌入于制度化的社會結構之中。随着我們國家市場化轉型進程的進一步推進和社會變革引發的新形勢，青年人的就業意願總會處于不斷流變的過程中。因此，新時代大學生的就業意願同時體現出了“變”與“不變”的雙重特征。把握大學生擇業意願轉變的新特點，有助于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當前大學生在就業意願上反映出的新問題，并進一步分析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為大學生就業提供更有效的指導。

第一，完善勞動力市場建設，減輕和消除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對大學生擇業意向的消極影響。加快創建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統籌規劃城鄉、區域之間大學生就業工作；規範收入分配，逐步縮小行業、區域之間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加大針對中西部地區就業大學生的政策支持力度，緩解大學生就業的區域結構失衡。第二，促進大學生轉變就業觀念，進一步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的創業意識。首先，高校就業指導部門應引導大學生轉變觀念，進行恰當的自我定位，适當調整、合理設定就業預期與擇業偏好。其次，政府部門出台有針對性的轉向政策，鼓勵并為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搭建平台，拓展求職空間。再次，加強大學生創業教育，培養大學生的創業意識、創業精神和創業能力，為高校畢業生創新創業營造良好 的社會環境。第三，開設職業生涯規劃相關課程，加強大學生的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教育部門和高校要完善職業發展和就業指導課程體系，讓學生深入了解自我個性特征，以及與自身所學專業相關的職業特點，樹立更加正确的擇業觀，自主、理性地規劃未來職業發展的道路。

（本文選自《青年探索》2020年第1期，作者劉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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