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公元584～617），字仲淹，隋河東龍門（今山西河津縣）人。生于開皇四年秋冬之月（參見《全唐文》、《文中子世家》及《錄關子明事》），卒于大業十三年五月，享年三十三歲（參見《全唐文》王績《遊北山賦》注。薛收《文中子碣銘》作三十二，《王無功文集》五卷本作四十二）。門人谥曰文中子。

　　 王通生長于世代冠冕之家，富有典籍和深厚的學術淵源。王通生時，其父銅川府君筮卦，遇坤之師，請教其祖父安康獻公，獻公說這是素王之卦，二爻陰變陽，是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而生非其時，所以此子長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起名曰通（參見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福畤《錄關子明事》，《全唐文》卷一三五和一六一）。《錄關子明事》載“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雲雲，是說王通祖父于開皇元年歸老于家，向王通父親講授關朗學術，并非指終老于家，所以及見王通之生，并為他命名。

　　 王通早慧，兩歲即已知書，“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道”（同上）。開皇九年，王通五歲時，隋平江東統一全國。王通和他父親有一段對話，《文中子世家》是這樣記載的：

　　 銅川府君歎曰：“吾視王道未叙也，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始十歲矣，有憂色。銅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嘗聞之夫子曰：‘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之不振，生人勞于聚斂，而天下将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文中子十歲當是五歲之誤。或後人見五歲童子不可能發此議論而改。今據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銘》：“粵若夫子，洪惟命世，盡象緯之秀，鐘山川之靈，爰在孺年，素尚天啟；亦既從學，家聲日茂”等語，可證以上所述，盡是事實。象緯指所筮之卦，山川指黃河與龍門山，孺年天啟，正說明王通幼年确屬神童。正因如此，王隆才開始對他講授“元經之事”，即對曆史的認識。

　　 開皇十八年，王通十五歲，在父親的勉勵下，“于是始有四方之志，”辭家遊學四方。“受《書》、《春秋》于東海李育；學《詩》于會稽夏琠；問禮于河東關子明；正樂于北平霍汲；考三易之義于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文中子世家》）。文内關子明三字之後當有後人二字，或即關生二字之誤。即《中說·魏相篇》“文中子曰：吾聞禮于關生，見負樵者幾矣”之關生。關朗亦河東人，故疑關生為關朗後人。若謂《世家》為通子福畤僞撰，則畤有《錄關子明事》一文，紀其祖穆公與關朗交遊受易事甚明，豈能誤為其父。王通遊學期間，以其聰穎博識，還解決了其他人學問上的疑難，所以《中說·立命篇》說：“夫子十五為人師”。

　　 仁壽元年，王通十八歲，“舉本州秀才，射策高第”（《文中子碣銘》）。秀才在隋唐時代，屬于最高級别的科舉，極少有人考中。開皇十五年，僅杜正倫一人及第，楊素怒曰：“使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妄舉此人！”經重考方錄取。才冠一世的劉焯也是秀才高第，可見秀才科的榮貴。王通秀才及第後，名動京師，很多高官顯宦都要求和他相見。《中說》記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王道篇》）。又“内史薛公（道衡）見子于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天地篇》）。此外還有蘇威、賀若弼等隋朝重臣及劉炫等大儒。其中除李德林（卒于開皇十一年）一人姓名有誤外（今疑其人乃薛道衡，因後文責其“言文而不及理”，編者因薛收故改），餘皆實錄。後人多以重臣請見、遣子求學為虛妄作僞，其理其據本不足深辨。今按薛收所撰《文中子碣銘》中明謂：“朝端囗囗（原注：阙文。疑為譽其二字）聲節，天下聞其風采。先君内史屈父黨之尊，楊公仆射忘大臣之貴，漢侯三請而不觌，尚書四召而不起。”可見名臣纡貴降尊，請見王通實有其事。而且薛道衡和王通的父親還是朋友（父黨）。至于賀若弼，因早與王通長兄王度友善，并曾稱贊王通季弟王績為“賢兄有弟。”請見王通，當亦在情理之中。《中說》編者用“請見”兩字，還寓有道尊于勢的意味，豈可以後世事理衡之。

　　 據楊炯《王勃集序》、《舊唐書·王勃傳》，王通秀才高第後，授官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次年十二月蜀王秀被罪廢，因王通在此之前即辭官歸家，未受牽連。《中說》曾載通與劉炫論易事，學者每以炫久貶河間鄉居，兩地懸遠，難得相遇緻疑。殊不知劉炫早于前年被枷送益州，初為蜀王門衛，後為書佐，同處為官，故得相與論學也。王通雖然辭去朝廷蜀郡司戶的任命，卻于20歲時向文帝獻上《太平十二策》，以求大用。據杜淹《文中子世家》載：“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五霸之略，稽之于今，驗之于古，恢恢乎若運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悅。”“下其議于公卿，公卿不悅。時文帝方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這一史事在二年後，通弟王績遊京師時，重被提及。據《王無功文集》五卷本呂才《序》所記：績“年十五，遊于長安，谒越公楊素。于時賓客滿席。素覽刺引入，待之甚倨。君曰：‘績聞周公接賢，吐?{握發，明公若欲保崇榮貴，不宜倨見天下之士。’時宋公賀若弼在座，弼早與君長兄侍禦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禦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見賢兄有弟。’因提手引座，顧謂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楊公亦不減李司隸。’素改容禮之?。因與談文章，遂及時務，君瞻對閑雅，辯論精新，一座愕然，目為神仙童子。初，君第三兄征君通，嘗以仁壽三年因上十二策，大為文帝知賞，素時亦欽其識用。至是謂君曰：‘賢兄十二策，雖天下不施行，誠是國家長算。’君曰：‘知而不用，誰之過欤？’素有慚色。”王績遊京之年當在大業元年至遲不超過二年夏天，因是年六月楊素改封楚公，至七月而卒。《王無功文集》校理者謂績谒楊素于仁壽三年前，大誤（見中華書局1987年版，該集會校本）。這段新出的史料，不僅說明了杜淹《文中子世家》确屬信史，也證明了王氏家中多出神童的事實（還有通孫王勃，史稱“六歲善文辭”、九歲作《漢書顔注指瑕》等）。

　　 炀帝繼位後的大業年間，王通隐居龍門之白牛溪，著書講學。“以為卷懷不可以垂訓，乃立則以開物；顯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義。懷雅頌以濡足，覽繁文而援手。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象。”“淵源所漸，著錄逾于三千；堂奧所容，達者幾乎七十。”薛收在《文中子碣銘》中，對王通隐居的目的、著述的内容以及講學盛況的概括，與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績《遊北山賦》及《中說》所載，若合符契。王績在《答程道士書》中也說：“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書，以為匡世之要略盡矣。”可見王通的托古明義、開物垂訓，完全是為了挽救世運時弊，亦即所謂的“命世特起”。王通續作《六經》，用了九年時間，然後專意肆力于講學。“山似尼丘，泉疑洙泗”，“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遊北山賦》及注）“盛德大業，至矣哉。道風扇而方遠，元猷陟而愈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洙泗矣”（《文中子碣銘》）。這即是後世所謂的“河汾道統”。這期間朝廷屢次征辟，“兩加太學博士，一加著作郎”（同上），皆不赴召。

　　 大業九年，楊玄感起兵反隋，遣使召請王通。王通對使者說：“為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天地篇》），說明王通對時局有着清醒而且深刻的認識。他的歸隐講學，著書立說，目的就在于弘揚王道仁政。所以不赴楊玄感之召，就是認為楊沒有推行王道之治的至公血誠。當大業十三年五月，王通在病中聞李淵在太原起兵，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将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王道篇》）并對薛收說：“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魏相篇》）。看來他是有意響應的。他的門人弟子，大多投效唐軍，顯然是受他影響。薛收在《碣銘》最後說自己“将以肆力王事，思存管、樂。”即是在王通病中，師弟間議論的結果。可惜就在這年五月甲子日（據薛收《碣銘》），王通過早地與世長辭，終年三十三歲。“門人考行，谥曰文中子。”（同上）。

　　 王通的門人，據王績說：“以董常、程元、賈瓊、薛收、姚義、溫彥博、杜淹等十餘人稱俊彥”（《北山賦注》）。《中說·關朗篇》所列，除此之外，還有房玄齡、魏征、杜如晦、窦威、陳叔達、王圭等唐初名臣。王績雖在《遊北山賦》中說過王通“殁身之後，天下文明，坐門人于廊廟，痙夫子于佳城”和“門人多至公輔”，但沒有确指，後人遂多以此緻疑。據薛收所說自己和王通的關系是：“義極師友，恩兼素故。”（《碣銘》）以此律之，以上名臣亦同此例，即使年齒、輩份、爵位長于或高于王通（如王圭是王通族叔，陳叔達是绛州郡守，房、魏、杜等年長，餘人也多為通之平輩），隻要曾求學問道于王通門下，稱為門人并不過份。且門人與弟子是有區别的，古稱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授受為門人。王通于河汾以道統立教，非訓蒙之師，遊通之門者，也多飽學之士，特為問道解惑或願得指正品題而來，正是介于門人弟子之間者。《中說》将之統稱門人，非但無谮妄之嫌，反有自謙之意。韓愈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師說》），李白所謂：“一登龍門，則身價百倍”（《上韓荊州書》）者，又豈以年齒爵位論人者所可知哉。王門學派的這一特點，即被後學稱為河汾學風。《關學編·李二曲傳》雲二曲布衣，又當王通之年，“遠迩鹹以夫子推之”，“東西數百裡間，耆儒名士，年長一倍者，亦往往納贽門牆，彬彬河汾之風焉。”此本隋唐古風，觀唐人多以此為美談，自宋始疑之可知。房、魏等名臣傳中“無一人語及通名者，”（司馬光《文中子補傳評》，邵博《聞見後錄》卷四）自是史書失載，其為通門人，當不成疑問。王績在《答處士馮子華書》中，曆述世事親故如薛收、姚義後雲：“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據五卷本《文集》，已明指諸賢為王門學者。王福畤曾錄其仲父王凝轉告之魏征自述雲：“大業之際，征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征及杜、房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之比。’”（《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全唐文》卷一六一）可見諸公也并非“皆忘師棄舊之人”。（司馬光上引文）諸人雖執弟子禮，但王通仍稱之為先輩，正見其關系介于師友之間，也足見王通人格之偉大。陳叔達也說自己是“濫屍貴郡，因沾善誘，頗識大方”（《答王績書》，同上卷一三三），并引據：“古人雲：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讴；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承認自己撰《隋規》，正是受王通的影響。可見并未因年齒名爵而影響他們在學問上的師生關系。

　　 唐初，陳叔達、房玄齡躬與撰寫《隋書》紀傳，由魏征總領其事，他們未必沒給王通立傳。觀《舊唐書·王績傳》明謂通“自有傳”可證《舊唐書》）此例甚多，餘嘉錫認為可能是劉煦以為通為隋時人而删去）。呂才《王無功文集序》（五卷本）述王氏六代家世後雲：“國史、家諜詳焉。”可見當時國史多載其父祖兄弟傳記。《郡齋讀書志》謂：“通行事于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臣所削。”《通錄》究系何書？所雲是否誣妄？史臣複指何人？由于晁公武雖引其書，而自著讀書志中不載，遂又多一層疑案。《隋書》最後成于長孫無忌之手，最大的可能就是因通弟凝與其結怨而被他删去。王福畤《錄東臯子答陳尚書書略》記其結怨始末，關系非輕：凝為監察禦史，曾劾侯君集謀反，“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禦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全唐文》卷一六一）文内仲父當系仲兄之誤，或畤追記時，偶以己身稱之。因系追記，故以太尉稱長孫，亦不足為疑。考王凝劾侯君集事，時在武德年間，則不僅“事連長孫”，且亦危及太宗矣。其時太宗方當擴張勢力之際，侯君集乃其心膂，劾君集，乃所以壞秦王之大事也。“由是獲罪”者，豈獨獲罪于長孫，直獲罪于太宗矣。是以吾固曰“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者，太宗之意也。長孫删王氏諸傳，蓋有由矣。不僅王通，即是王度、王凝，也是有資格在隋唐史傳中占一席之地的，然而都因此成為待考的疑案。但是由于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銘》的重新發現，史傳之有無已經并不重要。今按，碣銘本随葬于地下，可能出土于清初，清初錢大昕等人興起搜輯金石碑刻文字，補正史傳阙誤之風，發現許多珍貴的史料。嘉慶年間編纂《全唐文》，能收入一些史、集之外的佚文，正是得益于此。此件碣銘已非初拓本，觀其阙壞可知。餘嘗遍索曆代墓志及題跋集，而原拓蹤迹終未獲睹。《全唐文》最大的缺陷，就是采輯群書、佚文不注出處。故此《碣銘》出土之時、地（是否為龍門萬春鄉）、人，尚待考索。《舊唐書》載《薛收文集》十卷，早佚。賴《全唐文》收編此文，足釋千古疑案，足為史學幸事。

　　 王通的著作見于記載的有：

　　 一、《太平十二策》，編為四卷。“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驗之于古，恢恢乎若運天下于掌上。”（《杜淹《文中子世家》）後佚。

　　 二、《續六經》，又稱《王氏六經》（據陸龜蒙《笠澤叢書》稱）。包括《續詩》、《續書》、《禮論》、《樂論》、《易贊》和《元經》六種。《中說》載其續六經的目的雲：“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禮樂篇》）《續六經》初編共六百七十五篇，八十卷。至唐王福畤整理時，缺十篇，勒成七十五篇。唐末散逸。

　　 《續詩》宗旨與其六世祖玄則《時變論》相一緻。王通說：“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征也，吾得《時變論》焉。”（《王道篇》）《續詩》所收詩歌上自晉宋下迄周隋，“甄正樂府，取其雅奧”（楊炯《王勃集序》），以達“化俗推移之理”。王通說：《續詩》“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事君篇》）。

　　《續書》宗旨與其四世祖王虬《政大論》相一緻，目的在明“帝王之道”。所收诏命，起自西漢，迄于晉代。自述這一去取是因為“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敢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王道篇》）楊炯說王通“讨論漢魏，迄于晉代，删其诏命為百篇以續《書》。”（《王勃集序》）王勃曾親為《續書》作序，也說《續書》是取“近古之對、議”，“制、诏、冊則幾乎典诰矣。”其書還經過王勃的校訂補充。據其《序》雲：“間者承命為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阙，爰考衆籍，共參與旨。”“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王子安集》卷四）。

　　《元經》的編寫宗旨與其祖穆公王傑的《皇極谠議》相一緻。王通說：“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征也，吾得《皇極谠議》焉。”（《王道篇》）可見這部效法《春秋》的著述，是側重于史論的，并且以“三才之去就”，亦即天人之際，作為評定史迹的綱領标準。據陳叔達《答王績書》雲：“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于甲兵，六經之術滅于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誇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魏晉之際，夫何足雲，中原闆蕩，史道息矣。”“然國于天地，與有立焉，苟能宅郊堙，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于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全唐文》卷一三三）信中所述與王通修《元經》志存“史道”的精神及“帝元魏”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王通曾詳述其著《元經》的旨趣雲：“《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征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于正體，于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謂之何哉？《元經》于是不得已而作也。”（《問易篇》）《舊唐書·王勃傳》謂：祖通，“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曆秦漢至于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此記載有誤。《元經》實起于晉惠帝永熙元年，迄于隋開皇九年統一區宇之歲，共三百年。天下混亂，帝制不明，作《元經》就是效法《春秋》筆法，行褒貶，代賞罰，“以為匡扶之要略。”（王績《答程道士書》）“門人薛收竊慕，同為《元經》之傳，未就而殁。”（楊炯《王勃集序》）王勃整理《續六經》，然于《元經》之《傳》，亦“未終其業。”（同上）現存《四庫全書》本《元經》有薛收《傳》及阮逸注。

　　自宋以來，學者皆認其書于五代時散逸，傳本乃宋代阮逸所僞造。最初緻疑者為晁公武叔侄，《郡齋讀書》卷十于《元經》十卷條下謂：“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托為之。”邵博于《聞見後錄》卷五更記晁以道之言曰：“逸才辯莫敵，其拟《元經》等書，以欺一世之人不難也。”并述“逸嘗以私稿視蘇明允”。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也以其書《唐志》無目（按《新唐書·藝文志》有其目），書著于隋而人名避唐諱，為阮逸“心勞日拙，自不能掩”其僞撰的證據。《四庫全書提要》認為史學“書名書字，例本互通”，不一定是避諱。但又舉出“書神虎門為神獸門，則顯襲《晉書》，更無所置辨矣”，并引陳師道《後山談叢》等書亦記及“逸以稿本示蘇詢”事，說：“師道則笃行君子，斷無妄語，所記諒不誣矣。”近人顧實作《古今僞書重考》則指出《元經》“自劉宋立國，始進魏于經，而南北并列。至劉宋亡，遂黜齊而進魏，尤為荒謬之極，揆諸《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之大義何在哉！則此書直無知妄作而已矣。”黃雲眉《補證》引詹景鳳《詹氏小辨》曰：“《元經傳》謂為薛收作，光謂經傳悉僞也。何以明之？以是非予奪不明。”舉晉賈後被廢在後，而經文擅稱庶人于前；帝王崩後始為廟号，而經文先稱之，且在文中子卒後為證。黃雲眉認為“此亦以書法攻《元經》之僞，甚當。”遂定《元經》、《傳》皆阮逸僞作無疑。”自茲以往，迄無異說（餘于劉蔚華主編之《儒學發展史》撰該章時，亦震于諸書之名而姑依成說）。

　　餘嘗三覆《元經》其書，曆覽古今諸辨，以為《元經》不僞，薛《傳》亦複可觀，而訝諸辨僞文字，理據何其薄弱而武斷也。更辯之如下：晁公武以《崇文總目》不載，因而緻疑，尚屬謹慎。公私書目失載，而其書後出，确實值得懷疑，然大抵多指年代久遠者。《元經》及《續六經》諸書，至晚唐猶存，讀皮日休、陸龜蒙文可知。學者也多認其散逸于五代之際。柳開即遍訪其書不得。但這不能否定還另有藏書之家存有其書，建陽阮氏即是其一。據阮逸《文中子中說序》雲：“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其中既有《中說》“亦列十篇”。即有《中說》複有《元經》，又有何可奇怪的呢？至于邵博、何薳、陳師道以“逸嘗以私稿示蘇洵”，而斷即其人僞撰，也不合情理。豈有作僞者，即欲“以欺一世人”，希冀其傳，而肯明言此吾所僞撰者。其必以所加注之抄本示蘇洵也，何可遽斷全書為僞？“笃行君子”所記誠不誣，而所斷實誤。至于陳直齋所舉人名改字避諱事，本考書辨僞之小技，而《元經》隻是以字代名，不屬避諱，《提要》已辨之。而《提要》又以“書神虎門為神獸門”為無可置辨之證，隻此一字之差，又焉知非薛收或王勃及包括阮逸在内的傳抄者之筆誤或妄改也。故知以上書目所雲，顯系猜測語，不足為憑。至若顧實、詹景鳳所言，則涉及所謂“《春秋》書法”問題，然詹、顧實不谙《春秋》微言大義之書法。《春秋》書法，有經有權、有常有變、有進有退。即以夷夏之辨言之，諸夏之所以稱諸夏者，以其禮樂文明；夷狄之所以稱夷狄者，以其侵暴無信也。所以儒家要嚴夷夏之防。“内諸夏而外夷狄”者，即所謂常經也。然而儒家又認為夷夏關系、地位是可以互相轉變的。孔子曾欲居九夷，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春秋公羊》所謂“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夷狄如能奉行中國之禮義制度，則可進而為中國；中國如棄絕禮樂文明，則應退而稱夷狄。此處之進退，即是所謂的權變。這即是《春秋》大一統的根本義，亦即所謂的《春秋》大義。王通深契此義，故能黜蕭齊而進元魏，這與王通的王道帝制思想是一緻的，也說明王通沒有狹隘的民族觀念。至于“南北并列”，宋、魏并進于經，則以其時南北皆屬偏統故也。《春秋》書法，首以正統，次以偏統入經，餘則僞統也。此又近于《公羊》新三統之說，與《中說》所述其著《元經》的旨趣也是相合的。“不得已而作”，正透露了王通以權變行褒貶的用意。權變亦即是反經而合于道。《中說·述史篇》載有通師弟之間關于《元經》的問答：董常曰：“敢問皇始之魏，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将非中國也。”是說元魏于皇始年間，雖然入主中國，但還沒有奉行中國的禮義政治，故尚不能以中國正統稱之。又問：“《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适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帝元魏的标準，即是推行了“天地有奉、生民有庇”的禮義政治。今本《元經》于宋亡時，《經》書：“升明三年禅位僞齊。”然後《經》書：“後魏孝文帝太和四年春正月。”表示其年始以魏為正統，齊為僞統。這都與上述《春秋》大一統以及三統說是契合的。《元經》效法《春秋》，即是取其編年史之體裁，行曆史評價亦即褒貶之實，“是非予奪”是否公正，當然是首要問題，然如詹氏所指，先于其行事之年，書以其後廢立之名。或如何焯所指太元八年“堅為慕容垂所敗。”（見《郡齋讀書志》該條注），按此例尚有元康七年“梁王彤陷王師殺周處”苻堅為晉軍所敗；周處讨齊戰殁，盡人所知。而堅之敗、處之殺，實慕容垂、梁王彤有以緻之。故《經》文舍其表面現象，而直追其根本之由，此又王氏新創之褒貶書法。薛收于《傳》文中，已詳釋之，何獨不見也。

　　今本《元經》十卷，前九卷題為王通撰，薛收傳、阮逸注。後一卷舊題薛收撰，《四庫提要》以為薛收續。然觀第九卷開皇九年傳文引文中子語後，有“薛收曰何謂也，曰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又于卷末題“續《元經》後二十八年終。”阮逸注雲：“如《春秋左傳》至孔子卒。”則此書至此已收束。或薛收欲續而未續也。觀末卷體例與前大不同，且薛收卒于唐武德七年，越二年高祖卒，誠如詹氏所指，何能與聞高祖廟号。且卷末記開皇元年文中子生，大誤。知非薛收所撰，乃後人以狗尾續貂耳。然全書絕非逸所僞撰。逸本天聖間進士，又“才辯莫敵”，豈不能按《春秋》固有體例、筆法，僞撰一部毫無特色的《元經》，而故出上舉新創之法，贻人疑窦？又薛《傳》原本未完，《經》文亦多殘阙，增竄之餘地尚大，逸何不為之？即使其果欲僞撰此書，餘恐其非才不逮，恐其不谙通、收著史之意也。

　　至此，可以下一個斷論：王通《續六經》除《元經》今存外，其餘至五代時已全部逸佚。

　　三、《中說》，又稱《文中子》或《文中子中說》，十卷。舊題隋王通撰，實為門人纂集王通言行記錄而成。初編者為程元、仇璋、董常和薛收，薛、姚撰寫卷首與序言。王凝說：“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關朗篇》）再編者為王凝。王凝任監察禦史時即開始搜尋門人記錄，“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卷首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诠次。”（《王氏家書雜錄》）由王凝編集成冊。最後成于王福畤。王福畤将王凝授予他的《中說》“辨類分宗，編為十篇，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仿諸紀諜，列于《外傳》，以備宗本焉”（同上）。《中說》之《外傳》今已不存。曆代承認文中字實有其人其書的學者，也都認為其子福畤等“纂述遺言，虛相誇飾”，甚而不惜造僞。元代吳師道說：“思福郊、福畤與其門人既傅會成書，當時耳目猶近，故藏于家不敢出，意數世之後，殆不複有辨之者，故劉禹錫、李翺始舉其名。”（《禮部集·書文中子後》）說是“虛相誇飾”，是因為《中說》所言，别無佐證，以意度之或當如此。而如吳師道所言，則自福畤貞觀二十三年編定《中說》起，至李翺生活的會昌年間近二百年，王氏必于六、七代間，父子兄弟世世以“此是僞書，幸勿外傳”為誡，世間斷無此等事理，實屬厚誣古人。竊以為中唐以前，世之所重唯有經學，而王通之學乃儒學中之子學，于六經之外，另辟蹊徑，另立新說，故門人谥為子而不稱先生。還是歐陽修分析得近理：文中子“仿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拟《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新唐書·王績傳》）其所謂“諸儒”當是指孔穎達、顔師古諸人，是正統的經學家。以經學為主流的盛唐時代，其書不顯，是必然的。迨至中晚唐時代，疑經之風起，韓、李、劉、柳以至皮日休、陸龜蒙輩，皆以道統自任，學風為之一變，其學實即儒家之子學。于是，《中說》也自然受到重視，并沒什麼可訝怪的。明儒焦肱就對王通的“拟聖”給予全面肯定。《焦氏草乘》卷二雲：“文中子動以孔子為師，其見地甚高，志甚大。或以模拟太過病之，非也。如此世人有所慕悅，則其舉止言動不覺盡似之，以其精神所注故也。不然，詩祖李、杜，文祖遷、固，未有非之者，獨訾文中子之法孔子乎？”今按，《中說》所記王通議論行迹，并非模拟聖人言動的僞作，除個别傳抄訛誤外，基本上是真實可信的。

　　今本《中說》尚有附錄六篇：《叙篇》（阮逸撰）、《文中子世家》（杜淹撰）、《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錄東臯子答陳尚書書》、《錄關子明事》、《王氏家書雜錄》。後四篇為王福畤撰述先人聞見及整理王通著述的過程，基本上也是可信的。

　　《中說》北宋時有阮逸注和龔鼎臣注兩種刻本。今傳世本皆系據阮本轉抄、翻印。鼎本至南宋時猶存，後佚。此外尚有陳亮于南宋初年的類編本，正是參校阮、鼎兩本而來，可惜此本亦佚。據陳亮雲：“龔鼎臣得唐本于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陳亮集·類次文中子引》）《直齋書錄解題》記有：“《中說注》十卷，正議大夫淄川龔鼎臣輔之撰，自甲之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删取。李格非跋雲：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于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這二百餘處異文，今已不可全知，僅據現存的資料看，鼎本明顯地優于阮本。則後人隻據阮本之文，便遽下論斷，也就難免乎郢書燕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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