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輝

一天早晨7點多，我快要走到八角地鐵站的時候，遠遠看到的情形吓了我一跳：進站口附近無序地聚集了黑壓壓的無數人，人群卻并不向前移動。走近了才知道，原來是1号線地鐵出現故障，進站口臨時封閉了。

人們隻好在站口外焦急等待，同時，更多的準備坐地鐵的人正源源不斷地往進站口彙集。不到兩分鐘，剛剛還站在人群外圍的我已深陷人群中間。我努力踮起腳環顧四周，那場面、那陣勢，讓人不由産生壓抑和緊張恐懼感。

簡直無法想象，如果沒有地鐵，這麼多人的出行該怎麼解決，北京的交通又會是什麼樣子？！

在北京，出行靠地鐵，已經成為無數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北京的第一條地鐵線路，開始修建于1965年，據說當時是出于特殊環境下的戰備考慮，“戰備為主，兼顧交通”。因此，1969年正式通車後，很長時間内并沒有對公衆開放。當時的老百姓想乘坐或參觀地鐵，都需要拿着單位介紹信或統一發放的參觀券才行。一直到1981年9月，北京地鐵才正式對外運營。

近十多年，我親身見證和體驗了北京地鐵軌道交通簡直讓人驚歎的發展變化，我覺得，出現這樣的發展變化，一是因為北京人太多，二是因為北京地太大。

人太多，地面上的路就不夠用，就會堵車，公交車裡的人就會擠。

記得初來北京的前幾年，有一段時間，我上班時，要在公主墳地鐵站出來後換公交車沿着西三環向北坐。那時，等車的人多，每開來一輛公交車，車裡的人也多。車進站，女售票員先從前門下來，走到後門，等乘客們上得實在上不去了，女售票員開始履行另一項工作職責——從背後往車裡推半截身子露在門外的乘客——不這樣的話車門關不上。把最後一個乘客推進去之後，她自己還要再努力擠上去，嘴歪眼斜地扭頭向着司機方向喊一聲：“關門——”

有一回，在最後一位乘客上來之後，車廂裡一位女乘客，不知道是确實沒看到車下還有一位售票員沒上來，還是很久不發車等得實在不耐煩，也沖着司機喊了一嗓子“關門！”嘈雜聲中司機哪裡分得清是不是售票員喊的，關上車門，開車了。好在有乘客發現不對勁，趕忙提醒司機停車。再往車後看，隻見售票員一手抓着裝車票和錢的包，一手拼命揮舞着，一邊罵着司機，狂奔着追趕了上來……

那幾年，我在地面上——坐公交車時，沒少看到這樣的情景。

所以，近些年，地鐵線路越修越多了。

地面上的人太多太擠，隻好打地下的主意。

确實，現在，我再坐公交車時，極少會看到售票員往車廂裡推乘客的情景了——這種事都從地面轉移到地鐵裡去了。

坐地鐵的一個好處就是：人雖多，但不堵車。

在北京堵車跟在我們老家堵車是不一樣的。

有一年秋天，李老三推着小推車從地裡往家運玉米稭稈，冬天當柴燒。玉米稭稈一般有兩米多高，割倒捆起來就是兩米多長。這東西并不沉，李老三裝了滿滿一車，從村東頭的東梁下來推着往村西頭的家裡走。

走到村子正中間，遇到了郭老二。郭老二也推着滿滿一車玉米稭稈，從村西頭往村東頭的家裡走。

村路太窄，玉米稭稈太長，堵車了。

“你往後退，我都快到家了。”李老三說。

“憑啥我退呢？我也快到家了。你往後退。”郭老二說。

誰也不退。

李老三停好小推車，坐到路邊的石頭上，掏出一根煙點着。

“我急啥？我又不着急回家做晚飯。”

李老三是故意氣郭老二，因為他早上看到郭老二的媳婦趕火車回娘家了。

郭老二也停好小推車，坐到路邊的石頭上，掏出一根煙點着。

“人晚吃一會飯怕啥？又不會像羊餓了就叫。”

郭老二當然知道李老三家裡養着羊。

一根煙抽完了，兩人誰也不起身，互相瞥了一眼，手伸進衣兜，準備掏第二根。這時，張斌從李老三身後拎着一個筐過來了。 他也是從地裡剛回來。

“你倆還能幹點好事不？堵着道别人還走不走了？”

“他不退，我有啥辦法？”倆人同時說。

事實證明張斌的媳婦二娟經常跟他打架罵他笨确實是冤枉了他，張斌的腦瓜還是很好使的，“你倆把自己的小推車都掉個頭，老三你推着老二的車回家，老二你推着老三的車回家。反正就是一車破稭稈，多一捆少一捆也不吃啥虧。”

“馊主意。”李老三說。

“幺蛾子。”郭老二說。

“那就這麼辦。”

兩個人一邊說着一邊站了起來。

“我這一車肯定比你那一車多兩捆。多兩捆就多兩捆，不跟你計較，明天你把我的小推車送我家來，把你的推走。”

“行吧。啧啧，這還叫不計較……”

村裡堵車的問題就這麼解決了。耗時七八分鐘，沒有損失，沒有傷害，不用經官。第二天，誰去誰家送小推車，沒準又被留下來，炒倆菜，喝兩盅酒。

堵車的事要是發生在北京呢？

人多車就多，據說，全國堵車最嚴重的城市就是北京。首都即首堵。

堵車堵路也堵心。脾氣好的，習以為常，在沉默中沉默；脾氣差的，在沉默中爆發，“路怒”一下，罵幾句粗口，氣是順了些，車還是繼續堵。

堵車讓人心裡最不踏實的，其實是時間上的不确定性。

在北京，兩點之間的距離，用長度來衡量往往是沒有意義的。有時，你明明看到目的地就在前方不遠處，可是你不能确定要多久才能到達；有時，你不能保證，你去一千米外的地方花的時間比去一萬米以外更短。

距離不是距離，時間才是距離。

因為堵車。

坐地鐵，可以基本避免這個問題，至少，能讓人對時間有一個八九不離十的把握。

兩點之間，不是直線最短，是地鐵最短。

我喜歡坐地鐵，還有一個原因。這個原因說起來，我發現跟我喜歡的一位著名作家心有戚戚。

一個周末，我到國家圖書館去聽這位作家的文學講座。講座的内容和内容之精彩就不說了，讓我訝異的是，講座結束之後，我去往國家圖書館地鐵站準備坐9号線回家的時候，竟然遇到這位作家也往地鐵站走，他也要坐地鐵回家。

這位功成名就的大作家，竟然沒有開車來。

“老師，您怎麼沒開車？坐地鐵是不是在體驗生活呢？”我半開玩笑地問。

“開車太費神，腦子沒法放空。坐地鐵可以随便觀察，仔細思考。這也算是對時間的一種充分利用。”作家說。

這麼著名的作家，竟然跟我想的一樣啊！

北京地鐵發展迅速，我覺得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太大。

我們村，從最東頭的劉家到最西頭的王家不會超過1000米。

有一回李老三和他媳婦大花去地裡幹活。李老三要走着去，大花不知道為啥撒起嬌，非要讓李老三騎自行車馱着她去。李老三很生氣：“走到東梁也用不了20分鐘。再說，我騎自行車馱着你也隻能馱到村東頭山梁底下，兩三分鐘就到。你這是要鬧騰啥？”大花不幹，李老三隻好推出自行車，馱着大花出了門。卻不料大花笑盈盈美滋滋地剛剛跟4個村民打過招呼，正在向第5個擺手，不知道是因為她太胖，還是因為她手裡的鋤頭太沉，後車輪突然爆胎了。大花尴尬地跳下車，差點沒摔倒。李老三本來心裡不痛快，這回更是惱火，氣得把車塞給大花：“鬧！還鬧不？你快回家吧。早知道這樣還不如我自己下地。”大花紅着臉推着自行車一個人回家了。

村子太小，還沒等大花回到家，她把自行車壓爆胎的事已經在村子裡傳開了。

如果在我們村的村東村西各設一個地鐵站，列車啟動運行平穩後恐怕就得馬上刹車，要不然非得撞上山梁根。

可是，北京，那可就太大了。

我要是騎着自行車上班而不是坐地鐵上班，肯定會把我——還有自行車——累壞不可。

李老三在老家騎自行馱着大花從村西往村東去的時候，我正騎着自行車在北京長安街上由西向東飛奔。

2003年，就是鬧非典那一年，我在王府井步行街北口燈市口附近的一家新聞單位上班。平時我都是從八角站坐整整半個小時1号線地鐵在王府井站下車，然後沿步行街走到單位。因為非典，聞者色變，吓得人們都不敢坐地鐵了。一天早晨，我狠了狠心，決定騎自行車上班。

不坐地鐵，騎自行車，我才深切感受到長安街有多長，北京有多大。

平時坐地鐵，從八角到王府井一共是13站。我騎着自行車，以地鐵站為參照，或者叫目标，一站站自西向東行進。

那個早晨，我一共騎了1個半小時，數過13個地鐵站，再向北繞過步行街，終于趕到了單位。

全程将近20公裡，40裡地。

晚上下班，我沒有力氣再騎那麼遠了。我把自行車送給了收發室大叔，斷了以後再騎車上班的念想，然後，坐地鐵回家。

“你上個班比我去一趟市裡還遠？！而且是天天來回跑，一天80裡地？”李老三将信将疑。

“沒錯，天安門作證。”

在北京，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呢？單程20公裡，隻需要坐半小時地鐵，而且不用換乘，這在每天幾百萬的地鐵上班族裡已經算是很幸福的了。

北京太大，所以修建了這麼多地鐵；修建了這麼多地鐵，讓北京變得更大。

“有機會我也帶着大花去體驗一下北京地鐵，順便看望一下首都人民。”李老三說，“他們比咱村裡人可辛苦多了。”

辛苦不辛苦自己的内心說了算。不過，後來，李老三倒是真的來北京了。

《渤海文學》編輯部

顧問：李一鳴 丁建元 李登建

主編：風揚子

編輯：文蔓 玉清 宇歌 習文

法律顧問：山東志城律師事務所馮吉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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