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熱播的電視劇《狂飙》，以及同樣以廣州冼村為題材的電影《風中有朵雨做的雲》，都講述了轟轟烈烈的中國城建浪潮中，财富、土地、權力以及人性的深度糾纏。在中國城市化的深化與加速進程中，“城中村”曾是社會焦點，《狂飙》讓許多人重新回想起這段中國人的公共記憶。

北京、廣州、深圳的城中村，為何區别如此之大？城中村對于理解城市的本質有何幫助？城中村這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城市空間面臨何種未來？

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助理教授趙益民長期關注城市轉型、空間政治、城市政治經濟。他認為，“城市化進程在不斷改寫我們周遭的空間和我們自己。不同類型的城市空間在這個過程裡被消滅或生成，不同的人群按照各式各樣的原則重新排序，進而被整合為特定城市意象之中的元素。”

在一些抽象的“原則”與“藍圖”中，一些城中村與居住其中之人連同他們的記憶成為了“犧牲品”，但這并非城中村的唯一出路。“城市隻是純形式，它變成什麼樣應當由其中的人，和人與人的關系去決定”。

本期如此城市CityTells聯合《信睿周報》旗下播客“信睿電台”，與趙益民共同“走進”城中村，回望土地、權力與記憶如何塑造一座城市。

——本期嘉賓：

趙益民，中國人民大學城市規劃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本期主播：

郝漢、周發發

——收聽時間線：

03:40 “城中村”的變遷，是城市一步步“變”出來的過程

06:08 為什麼有些大城市的城中村在市中心，有些則在城郊？

14: 25 北京城中村初體驗

24:40 城中村的高密度與“髒亂差”，是社會問題的表征，而不是原罪

33:50 上海這座城市為什麼較少與“城中村”話題關聯

41:40 當形式淩駕于内容：建築師柯布西耶如何殺死一座城市

50:02 相比拆遷戶，借助城中村在大城市落腳的流動人口如何主張居住的權利

54:35 市中心區域的城中村、城市資本積累導向的“士紳化”與被迫離開人們

2020年8月2日，廣州市著名城中村——員村街景。人民視覺 資料圖

——節目内容摘選

——城中村裡的城市生長進程

如此城市：從經驗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和“城鄉結合部”似乎有所分别。在深圳和廣州，城中村并不一定在城市邊緣，它可能離市中心是相對近的。但是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城中村可能意味着城市邊緣的城鄉結合部。在中國談城中村，它的意義在不同城市不太一樣，相應地，關于城中村的看法和治理思路也不盡相同。

趙益民：這種類型學意義上的區分，其實可以有一個非常簡短的回答，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城中村的位置，隻是它“此時此刻”的位置。廣州之所以在市中心旁邊就有城中村，是因為它的市中心隻是這二三十年才“長”出來的。廣州以前的市中心并不在天河，而在越秀和荔灣。

為什麼在珠三角的市中心附近有城中村？在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為了更好地迎接外資、建工業廠房等，當地政府下了大力氣去征收原先城市周邊的農村農地，但是在征收農地的過程中，有一個非常直接的成本核算問題，就是征收耕地與征收宅基地成本差價太大。

為了節約成本，當時廣州、深圳的市政府在征地時大量征收了農民的耕地，而保留下來了宅基地。當這些村落周邊的耕地都已經建上廠房，後來逐漸變成新城，新城又變成新的市中心的時候，可以說，是大城市慢慢“走向了”這些村莊，而不是村莊變成城市。

于是我們能夠看到，在非常高的現代化建築背後，有很多密集的“握手樓”。而這樣的空間景觀在中國北方城市是很難見到的，比如北京，我們并沒有那麼快速地去推進城市化，一方面沒有這個速度，另一方面也沒有類似的政策。北京二環裡看不到像珠三角城市那樣的城中村，而更多的城中村在從前的三四環，現在的五六環的邊緣，叫城鄉結合部。

可以說，是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制度安排造就了像廣州、深圳那樣高密度的城中村。其中包括了快速推進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還有珠三角的實際情況——相對比較完整、穩固的村集體，由宗族主導的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以及珠三角“世界工廠”的地位（它的存在承載成千上萬流動人口的住宿需求，而政府公共服務并沒有充分解決這一龐大的需求）。

因此，在廣州、深圳，城中村還能以相對低的成本，在基礎設施相對缺失的情況下，為城市化及其人口的湧入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尤其在住房和社會網絡支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中國“世界工廠”的維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城中村”作為前提條件的，這是珠三角地區的經驗。

——城中村改造中的權力博弈與利益分配

如此城市：北京和廣州城中村的不同形态還與哪些因素有關？

趙益民：不光跟産業結構，而且跟各自的治理模式也有緊密的關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後，廣州的城中村逐步走向了“公司化”，每一個行政村相當于一個經濟聯社，村民是聯社的股東。加上珠三角的很多村子是以宗族勢力作為基礎的，在曆史上就形成聚落。因此，在一個村子裡，我們經常能夠看到一個、兩個或者三個大的姓氏來主導這些村集體和經濟聯社。

《狂飙》劇照

正如我們在電視劇《狂飙》裡看到的，當市政府開始改造村子的時候，他們就需要去跟這些宗族勢力主導的村集體談判，加上整個社會比較市場化的傾向，廣州的城中村的改造需要給到村委會一定的返利或者返還土地。

與此不同的是在北方，比如北京，自上而下的城市治理能力比廣州強勢，城鄉結合部的拆遷雷厲風行地推進，村民當然是“被動的受益者”，這些村民每家每戶能獲得的補償款在那個年代是很高的，能夠獲得的回遷安置房的面積也不小。但他們并沒有像廣州那樣，以一個經濟聯社的身份去集體協商獲得比如10%的土地返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被拆遷的村民，反而是原子化地、被動來到城市生活裡的人。而廣州或者深圳的村民們在拆遷後也并不是原子化的存在，是一個強有力的集體。

當我們讨論城中村的時候，一定要區分清楚，城中村的改造或者拆遷影響的是兩大類人。不僅是本地居民，更多影響的其實是流動人口。不管在北方還是在南方，流動人口在面對城中村改造、拆遷的時候，都是毫無還手之力的，不可能拿到任何意義上的補償，因為他們不被視作本地人。城中村的村民和流動人口分化成了兩個人群，一個是收租的，一個是交租的，是社會地位和财富上差異巨大的兩類人。

因此，城中村的空間變遷也可以被視作一種社會财富的再分配。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劇照

——城中村，不隻有一個可能的未來

如此城市：很多城市規劃和建設者對“城中村”的态度，都是相對負面的，認為其是一種現代化未完成的狀态，并且有将其現代化的強烈沖動與欲望。不僅僅從政府的角度如此，從地産開發商的經濟驅動力的角度來看更是如此，因為随着城中村周圍的社區環境、配套的商業基礎設施變得完善，城中村的地價水漲船高。在現代化野心與财富的刺激下，“城中村”還會繼續存在嗎？

趙益民：關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可以思考一下過去的城中村為什麼變成了現在這樣。我認為，人們對于城中村“髒、亂、差”的印象，其實是一種話語建構的結果。

大量人口進城，但沒有相應配套的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所以造就了環境、衛生安全質量的相對下降，達不到人們預期的現代化城市社區應有的模樣。正是面對這樣的景象，我們才開始逐漸形成了一種污名化的城中村話語，“髒、亂、差”。

反過來，這個“髒、亂、差”的話語又給地方政府進行大規模的拆遷、改造提供了合法性基礎，與對現代性的追尋一拍即合。因為“髒、亂、差”，所以需要改造它。

當然，這個過程中也裹挾着地方政府對土地财政的追尋，也裹挾着城市管理規劃者們對于特定建築形态和建設環境形态的追尋。這些就是我們的過去改造城中村的邏輯閉環與典型形态，由人口的湧進開始，到“城中村”徹底拆除結束。

但是現在我們面臨着很多新的困難，比如說土地财政的模式或者說“國家引導的基于土地的城市資本積累”模式面臨着巨大的困難。我們最近已經聽說了許多關于地方債務還不上，城投公司、基建公司債務即将違約的消息，當這樣一種财富積累模式不可行之後，我們還能不能去維系之前那樣大規模、全方位的“城中村”拆除和重建？這裡是要打一個問号的。

那麼，接下來的“城中村”要怎麼走？

與之相關的重要問題是，當面對城中村這樣的建成環境時，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把流動人口，視作真正的新市民，将其作為城市人民的相當大比重的存在？

我想，接下來我們應該嘗試，通過提高公共服務質量，來達到未來的高水平的社會融合。

如何能夠采用一種不拆掉“城中村”的方式，讓建成環境、公共服務得到提升，讓一種别樣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矗立在城市空間之中？這是接下來城市政策需要去思考的關鍵問題。

至于城市與城中村的形态具體要怎麼變化，這反而是其次，因為我始終相信，城市的内容永遠大于形式，它變成什麼樣，是由其中的人，和人與人的關系決定的。

——制作團隊

——引導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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