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于 真實故事計劃（id：zhenshigushi1），歡迎關注及投稿，符合者将獲得【1800元或2500元/每篇】稿酬。

從北京大紅門地鐵站下車，涼水河對面就是大紅門服裝商貿城。商貿城周邊，沿南苑路，一路鋪開的是京溫大廈、新世紀服裝大廈、天雅女裝大廈、福成服裝大廈，這一帶是北京著名的服裝批發市場。這裡的服飾被銷往内蒙古、東北地區，一度是北方服飾潮流風向誕生的地方。

今年10月底，23歲的大紅門在北京新的城市規劃中，完成了它的曆史使命，臨來了它的告别時刻。

倒計時60天

“一天不貼公告，（大紅門市場關門的）消息就不能信。”張玉蘭說。她1989年就在大紅門一帶做服裝生意。最近三年，每年都傳出商場關閉的消息，卻總不見公告。

2021年9月1日，公告正式張貼了出來。前一夜收市後，市場管理方在商場主入口的玻璃門上貼了一張A4紙大小的通知。

“2021年10月31日，大紅門将正式關停商場。”上午7點，第一批來開檔的商戶最早得知了消息。

1998年開業的大紅門服裝商貿城，先後建設了四期項目。經營面積近35萬平方米，由8000多個檔口組成，形似高大城堡的圓柱形建築裡，在裡面做生意的大多數都是浙江籍商人。許多檔口之間還有親屬關聯，有的家庭舉家在此創業，姐姐在一個檔口賣男裝，妹妹在另一層賣女裝，這種情況并不少見，好些個檔口的老闆彼此是親戚。

有圍觀的商戶說：“這個時間段關停，真是要了老命。”8月底9月初換季，服裝商人們大都挑好了秋冬新款、囤貨到位，備戰“雙十一”。按照往年情況，這會是他們今年最可觀的一筆收入。

張玉蘭是浙江樂清縣人，得知消息後，她回到她那位于3樓售賣男褲的鋪子裡給廠家打電話。8月中旬，她新進了幾萬餘條秋季仔褲。如果按照商場說的，10月底關門，她必須在兩個月内全部賣出這批貨。壓力太大，為了減少損失，她希望廠家能接受一部分退貨。 “這麼多年，你能看着我過不下去嗎。”她對廠家說。結果隻是徒勞，生意場上的規矩是，從來隻能換不能退。張玉蘭隻能另想辦法。

二樓，同樣來自樂清的趙湧濤開了一家老年女裝。第一時間，他告知遠在河北滄州的母親王錫芬這個消息。王錫芬倒是淡然：“商場關了，就過來幫忙。”2020年年初，王錫芬将大紅門的生意逐漸轉移到河北滄州，關閉了庫房，連在北六環的廠房也一同搬遷過去。她囑咐兒子這兩天來廠房一趟，清理往年積壓的貨品，以便運過去打折促銷。

今年30歲的趙湧濤算是“大紅門二代”。他的父母是最早一批來此的商戶。2013年大學畢業後，他到大紅門繼承了父母在這裡的生意。2018年，趙湧濤結婚，妻子是同鄉，一家也在大紅門四樓做生意，兩人卻是靠相親認識的。

早年，大紅門充斥着對财富的渴望和由此萌發的奮鬥氣息。直到2014年，北京市政府決定逐步清理批發業态，用4、5年時間，疏解非首都功能。近五年來，大紅門按下了暫停鍵，批發市場開始了漫長的告别。

圖 |關停通知後，已有商家閉店清退

最早宣告關停的，是大紅門三期早市。2018年8月15日起，所有商戶被要求在兩個月内完成騰退。第一批清退的幾千家商戶，大多轉入河北永清、滄州等地。“大家庭都散了。”想起當年，張玉蘭有些感傷。那年她47歲，和老鄉吃了散夥飯後，有姐妹邀她一塊走，張玉蘭拒絕了。在這裡經營服裝生意近20年，讓她覺得自己在大紅門已經紮了根。

就在張玉蘭和趙湧濤打電話的當口。一些商戶決定去與商場管理者協商。他們給商場管理者打電話，提出希望商場再推遲兩個月關門，堅持到年底，這樣商戶的損失會小一些。趙湧濤得知後對此事不抱希望：“這裡是規模最大的批發市場，管理也是最嚴的。”

關停的消息經新聞報道，北京的大爺大媽們紛紛趕來淘貨。9月11日、12日，大紅門迎來最大客流量。商場門前，每隔五米就站着一個保安以應對意外狀況。門口的工作人員一個個教老人掃健康碼。六層樓的商場，上千個檔口，每個門店不過十來平方米，人擠着人。

張玉蘭的店裡隻有她和另一個店員，十平米的檔口站五六個人就顯得滿滿當當。原本，在服飾批發市場，不能試穿是不成文規定，顧客往往也不多争辯，實在拿不準就貼到身上比劃一下。但來此的老人們大多提出試穿，張玉蘭不好阻攔，隻能在店裡臨時拉起了一塊布，充當試衣間。

“全場五折甩賣”、“以前都是好幾百，帶不走才甩貨的，大媽你真是賺到了”、“一口價，不吃虧不上當”，這樣的吆喝聲此起彼伏。整個商場六層樓，一個檔口挨着一個檔口，有些檔口實在太小，展示不了太多貨品，商戶幹脆在地上鋪一塊布，蹲着售賣。一邊叫賣，一邊還得将貨物清理打包、郵寄，大包小包無序丢在地上，占得擁擠的過道，沒有下腳的地方。

趁便宜來采購的人太多，商場門口車也排起了長龍。趙湧濤的記憶中，大紅門已經有幾年，沒有出現這樣的盛況了。他拍下堵車的場景，發了條朋友圈。當天，他和妻子還有一個店員，三個人，輪流忙着試衣、賣衣、清理貨品，一天下來口幹舌燥。

從早上7點開始，整個商場像一個巨大的風箱，發出嗡嗡地響聲。直到五點，保安開始疏散商場裡的人群，大紅門的熱鬧才偃旗息鼓。

圖 |前來掃貨的大媽們

大紅門的日與夜

在大紅門，張玉蘭一張雄辯的利嘴，是公認的。她每天上午六點就要出發，上午十點前打貨的商家人來人往，隻有中午可以稍微休息下，下午又得說個不停。好衣服都靠搶，有時候兩個客戶撞上，搶起來，誰也不讓誰。張玉蘭趕緊過去勸：“為兩件衣服鬧，不值當，都是做生意各自讓一步，回頭有新款我都給你們補過來。”

1986年，16歲的張玉蘭放棄學業跟姐姐學裁縫。張玉蘭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弟弟，四姐弟先去了東北做服裝加工，1989年舉家搬到浙江人聚集的北京豐台區馬村做服裝生意。

在馬村，四姐弟和同鄉湊錢租了一層平房，靠賣自己縫的衣服賺錢。做好的衣服用三輪車裝着，從馬村直踩到北京二環裡的王府井百貨、西單、天橋等地方的商場或擺地攤售賣。那時候想進大商場不難。“衣服不愁賣，有多少賣多少”張玉蘭回憶。她至今記得大家一直忙活到第二天的清晨五點，縫紉機收起，就在台面上将就着入睡。

那時，北京南苑一帶，不少浙江人擺地攤賣衣服。每一家地攤背後，家家都有制衣的小作坊。大家先從商場裡買來衣服拆開當樣闆，依葫蘆畫瓢或稍微改良後自己縫制出品。這樣做出來的衣服，價格便宜，但款式新潮，很容易就在服裝市場上打開銷路。

賺到了錢，浙江人聚集區逐漸形成了一個小型社會“浙江村”。“有菜市場，有擺地攤的，有幼兒園，全是我們浙江人。”張玉蘭說。

圖 |張玉蘭在整理貨品

關于“浙江村”的緣起，官方的說法是：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在人類學家項飙的考察中，“浙江村”更富有傳奇色彩。他在花6年時間走訪寫成的《跨越邊界的社區》一書提到，“一位在包頭經營服裝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中經過北京，意外發現原本的“積壓貨”非常好賣，于是留了下來”。1983年，已經有浙江商人開始在北京南城一帶經營布料、服裝生意。

小時候，趙湧濤記憶中的大紅門就是賣衣服的，“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

正規的服裝批發市場1994年才出現。那一年，大紅門商圈的京溫大廈建成使用，“京”、“溫”兩字分别代表着北京和溫州。上萬服裝加工戶搬進這裡，找到了固定的經銷場地。

張玉蘭一家也就是在那股潮流中落到了大紅門。1994年10月，她在京溫大廈一樓租下一個十平米左右的檔口賣女裝。第二年，王錫芬一家也從外地趕過來，帶着年僅3歲的趙湧濤。

湧入大紅門地區的外地人呈現爆發式的增長。項飙提到1994年，北京豐台大紅門地區的外來人口已經達到10萬人，而本地的北京人隻有1.4萬人。

59歲的郭富貴是河北承德人，熟悉的人叫他老郭，他在大紅門地區騎三輪車拉貨近30年，見過這裡的繁華時刻。

90年代，大紅門地區都是一排排平房，馬路又窄，住得人又多。老郭最早做拉煤生意，他的老鄉在附近開煤廠。拉煤是個體力活，用腳踩三輪，一趟趟的運給附近的飯店、超市，活多的時候一天能掙100塊，比在老家種田，已經算是“巨資”。

京溫大廈開起來後，那天清晨時分，老郭去吃早點，一個生意人把他拉過去說，幫忙運一批貨。從馬村到京溫大廈不過一公裡的距離，老郭賺了兩塊。此後，他利用每日空暇時間往來運輸貨物。第三年他把運煤的工作辭去，專心拉貨。

圖 |如今近60歲的老郭仍在大紅門拉貨

很快，京溫已經容不下太多商戶，大紅門服裝商貿城、新世紀、天雅、福成等20多個大型服裝批發市場相繼建成使用。90年代中期，北京南中軸路形成了一條2公裡長的服裝商業街。如今當地人說起大紅門，并不僅指大紅門商貿城，而是指代這一整個片區。

供應鍊随即建起來。服裝城後，停靠着一排排等待裝貨的運輸大貨車，将批發的服裝運往内蒙古、東北等地。每天，這條路上，車輛擁堵，運貨的人密密麻麻。大紅門也由此成為北方流行服飾風潮的發源地。

張玉蘭一家的生意在大紅門壯大。馬村裡十個人生産線的小作坊，有了大紅門地區檔口銷貨，逐漸拓展成為一百來号工人的服裝加工廠。兄弟姐妹根據擅長事務分工，張玉蘭負責服裝銷售，她的姐姐和弟弟管理工廠。

1996年，張玉蘭和一個同鄉的人結婚，夫妻二人共同經營檔口。做生意是苦活、累活，一款時尚爆款衣服出來，靠得是好眼光；什麼人要什麼貨，也要馬上找出來，推銷，要有說服力，懂得察言觀色。

張玉蘭懷老二的時候，孩子才三個月，她就斷了奶，将孩子托給老家的婆婆照顧。一年回去兩次和孩子團聚。日子雖苦，但有盼頭，那會張玉蘭的檔口，一件衣服的利潤有8塊、10塊，一天的流水能有兩萬，多的到三萬。1998年她就在北京買了一套房。

興衰23年

和任何一個留存久遠的穩定的商人集散地相似，在大紅門，隻要吃得苦、熬得住、肯幹活，賺錢不是難事。

2005年，大紅門三期早市開業。最早形成的桃源市場、果園市場以及大紅門車站對面的早市沒有來得及熬成氣候，人氣被大紅門三期的早市吸去。早市彙集了7000名相關從業者，交易從清晨5點開始，又在早10點城市方将正式忙碌的當口結束。

當時在京溫大廈駐紮的張玉蘭，幾個姐弟都組成了各自的家庭。張玉蘭弟弟看到早市紅火，就租下檔口，另起爐竈。

兄弟姐妹分家後，此前在檔口負責前端銷售的張玉蘭，不擅長後端工廠管理事務。一次，工廠的工人要求漲工資，張玉蘭不接受，引發工人不滿而罷工。

學習新業務的陣痛讓她打起退堂鼓。她找到兄弟姐妹們，提出重新回到原來一家人共同經營的狀态，但弟弟不同意。

生意場上，親兄妹也得吵架，鬧得頭破血流。這是藏在大紅門的另一面。

從溫州蒲岐鎮來的吳存蘭夫婦也是白手起家。他們最早在北京五道口的民房裡縫制童裝。1989年，他們離開北京前往山東，在那做了九年的服裝生意。生意做大，管理起來也麻煩，店長貪污，吳存蘭的賬算得稀裡糊塗。1998年，她和百貨商場的管理者起了糾紛，貨物全壓在商場裡拿不出來，她和丈夫又來到了北京。

重新回到北京，她不再做服裝生意，在大紅門開起了飯館，賣快餐也賣熱炒。開飯館沒有服裝來錢快，吳存蘭又琢磨起别的生意路子。那時，大紅門地區最貴的不是貨，而是租金。

張玉蘭回憶，最早來京溫大廈時，檔口的年租金一萬二，來年就翻了一番漲到了兩萬四，第三年三萬六，年年水漲船高。大紅門服裝城剛開業那年，低價招商，張玉蘭就把檔口搬到了隔壁。

因為租金貴又一鋪難求，不少人做起了“倒賣”檔口的生意——先承包一批檔口，再加價轉租。吳存蘭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她花200萬買下大紅門早市的三個檔口，三、四年就收回了成本。

圖 |海戶東路，這裡曾經聚集了衆多的溫州飯店

複雜多變又包羅萬象，大紅門養活了不少人。除了浙江做生意的商人，還有像老郭這樣的運輸工。但老郭在商場外圍拉貨還不是這裡拉貨行當最賺錢的，最賺錢的是直接進出商場裡的拉貨工。

兩個輪子或四個輪子的闆車是他們的運輸工具，他們穿着不同顔色的背心馬甲，老郭說這是為了劃分彼此的運輸範圍。要不然，人多搶生意，幹上一架是免不了的。

最早，拉一趟貨5元，後來按包裹的大小分，小包5元、大包10元，一趟拉10個大包就能賺100塊。拉貨的人以四川、湖北人居多。

2003年非典，北京管控很嚴，運輸車輛卡在大紅門客運站不讓進。老郭回憶，那些膽子大的人借此機會，幫商家一趟趟把貨拉到客運站，因此大賺了一筆。

錢包鼓了，“浙江村”的人各個都是小老闆，随之而來的大紅門的“大城市病”也日益凸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項飙1992年在“浙江村”考察時發現，村裡的幫派勢力尤為猖獗，打架鬥毆時有發生。張玉蘭說浙江村不再是安全的地方，她害怕晚上獨自出門上廁所，因為村子裡有許多流氓。社會治理一直是大紅門地區的難題。

2011年4月，大興區舊宮的一座四層樓房發生火災，事發地是一處服裝家庭式小作坊。這場火災暴露出大紅門的安全隐患，這裡70%都是服裝小加工廠，發生火災是偶然也是必然。

這次火災導緻“浙江村”成批的加工廠被迫開始外遷。趙湧濤家的廠房也在搬遷的名單内。他們搬到了京五環。

2017年11月，北京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村的一處服裝出租庫房發生火災。這次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這讓北京政府下定決心整治，将這裡服裝供應鍊徹底清出京城。

2017年年末京溫大廈關閉，2018年8月大紅門早市關閉。數萬家商戶依次遣散、清退。

圖 |曾經紅火一時的大紅門早市，現已關閉

早市關閉後，張玉蘭的弟弟一家接到新的招商信息，轉到滄州去做生意。自2016年之後，張玉蘭的大姐、二姐先後關掉服裝檔口，回到老家帶孫子。

隻有張玉蘭和弟弟留下來繼續生意，弟弟去往滄州，張玉蘭覺得感傷，她對弟弟說“常聯系。”但她也知道，生意人一年到頭活忙不完。

早市關停後，商場管理越來越嚴，管理者不讓商戶做批發生意，不許商戶在店裡打包、發貨。往昔來來往往的拉貨場景，早已不複存在。物流店面也撤了一大批。

人潮散去，吳存蘭的飯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依靠早市收租金的生意也泡了湯。早五年，她的飯館每天能進賬1萬多元，而近一年來，飯店營業額好時一天有3000多元，差時隻有1000多元。

吳存蘭說最後悔的一件事是沒在北京買房子，他們夫妻一直住在飯館附近的平房，月租2000多元。2020年，為了節省房租，他們幹脆搬到了餐廳二樓。子女是吳存蘭的心病，她有兩個孩子，現在大兒子也生了三個孩子，她還得賺錢補貼子女生活。

尋找出路

火災沒有讓趙湧濤的父母離開京城，2019年年底爆發的新冠疫情，才徹底讓他們開始尋找新的出路。趙湧濤說起疫情的打擊，2020年5月份停滞半年的大紅門才重新開業。擱置的生産線，積壓的貨物，讓他們損失了幾百萬。

“北京待不下去了” ，趙湧濤的母親王錫芬是個行動果斷的女人，她決定把工廠和檔口都搬遷至滄州，開辟新市場。那時，大紅門關停的通知令還未下達，王錫芬讓兒子、兒媳守着檔口。

趙湧濤并非沒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獨立出來，和妻子做自己的服裝事業。這兩年，他也在積極尋找新的落腳點。頭一批遣散的商戶大多去往滄州、永清、固安等地。他也将商品拿到天津、永清的市場去嘗試。但沒有得到好的效果。

一個成熟的市場形成需要時間的醞釀，也講究天時、地利、人和。趙湧濤注意到這兩年，南方的服裝市場起來得很快，他們借助電商、便利的交通、低廉的人力成本，形成了一定的規模。

圖 |趙湧濤在店裡打包貨物

張玉蘭也有這種感覺，2014年左右，網店興起，她的衣服不好賣了。那些來拿貨好幾年的實體店家，一個個很少聯系，打電話過去，對方就說，拿什麼貨，根本沒賣出去。

這幾年，張玉蘭的人生境遇過得不順遂。工廠關了之後，她的丈夫又開了個水洗廠，專門砂洗成品的牛仔褲。一次，廠裡的熱水沒有關，她的丈夫經過，滾燙的熱水澆在他的身上，張玉蘭在醫院照顧了他七天七夜。

傷好後，丈夫對她說，“你自己幹吧，我不再碰服裝了”。張玉蘭沒有辦法，隻好轉做男褲生意，比起女款，男款沒有那麼多樣式，也不用擔心過時。

2016年，不甘心的張玉蘭打起了電商的主意。她用三百萬投資了一個電商平台，将貨物拿上去賣，還讓同鄉、同行都上去注冊會員。但2018年，這個電商平台因為非法集資被查封。張玉蘭不懂裡面的門道，老鄉感到上當受騙，紛紛找她要個說法，她也覺得委屈，天天抹眼淚。

大紅門關停的通知下來後，張玉蘭說，自己打算回老家。剛說完，張玉蘭又拿起内褲推銷起來，這是她最近新代銷的商品，“内褲更好賣，成本低，就在手機上發發，年輕人管這叫‘微商’。”

離開大紅門，趙湧濤有兩條路可選：一條是去到父母身邊，一條是和妻子兩人去全新的市場打拼。現在，他更傾向于後者。但兩條路都不容易。隻有老郭還保持着樂觀，他說隻要還有批發市場，他就有活幹。

大紅門關停的時間在一天天倒數。未來，這裡将打造成為特色街區。不久前，豐台政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已經陸續搬進離大紅門商貿城一千米的福成服裝城辦公，門口豎着國旗，人來人往。

9月3日，大紅門市場為商戶們開了幾場推介會，招商的人在附近租下門面，宣傳标語上寫着：離開了北京大紅門，這裡依然還是“大紅門”。

張玉蘭說，在她心裡大紅門永遠隻有一個。

圖 |福成服裝城變成如今的豐台政務中心

- END -

撰文 | 周婧

編輯｜溫麗虹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