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着兒童所産生的投入、期望以及焦慮、迷茫甚至困境，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超過今天。在兒童節這天，我們希望能用閱讀的方式對這一時代命題做出些許不完整的回應，以經此共同探尋有關美好、快樂、健康童年的可能。

1982年，當尼爾·波茲曼宣告着童年的消逝時，他也許無法想象，四十年後的童年不但沒有消逝，反而正前所未有地成為了一種核心問題。

圍繞着兒童所産生的投入、期望以及焦慮、迷茫甚至困境，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時代能超過今天。盡管世界的秩序和權力仍掌握在成人手中，兒童卻似乎成為了那個肉身化的上帝：年輕人在生育門前重新思考和處理情感與家庭的安置，已為父母者負載沉重的育兒成本面對着“雞”與“佛”的無盡糾結，教育者行走在成績與素質之間的鋼絲上還得小心翼翼地顧慮着愈發敏感脆弱的心靈，社會則在由之引發的公平正義上不斷經受着拷問。而當所有的焦點持續彙聚，最困于其中的終究還是兒童本身。

因此在兒童節這一天，我們希望能用閱讀的方式來對這一時代命題做出些許不完整的回應，比如重新理解兒童與童年、重新認識育兒成本與教育焦慮、重新思考教育與階層以及重新看待幼小的道德與心靈，以經此共同探尋有關美好、快樂、健康童年的可能。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對于那些期冀于獲知指南和秘籍的讀者而言，這絕對是一個失望的推薦。我們固執地相信，所謂實用性的方法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适性，而且僅僅将問題簡化為技術并抛向個體，無視曆史的根本邏輯與現實結構的缺陷，本質上隻是逃避和犬儒。

此外，在這份推薦中，“兒童”的範圍有時會看似遠遠超出享受今天這個節日的人群年齡。但事實上，無論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兒童保護法》皆依然規定：18歲以下的任何人都是兒童。

《兒童的世紀: 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法]菲力浦·阿利埃斯 著，沈堅、朱曉罕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版；《童年憶往: 中國孩子的曆史》，熊秉真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在真正進入有關教育的閱讀之前，有必要先重新理解一下“兒童”或者“童年”。開創性著作《兒童的世紀》，第一次将“兒童”納入到曆史學的視野中。在菲力浦·阿利埃斯的研究中，“兒童”其實是一個相當晚近的觀念。17世紀之前，“兒童”沒有被視為特殊的一類人或人生階段，他們與成人之間不會被區别對待；17世紀後，小孩才逐漸不被視為縮小尺寸的成人；到18世紀，現代意義上的童年概念正式出現，兒童成為了家庭的重要份子，需要得到保護與改造。而随着家庭與外界的界線越來越清晰，家庭成員之間（尤其是父母與孩子之間）形成了帶有強烈排他性的情感，家庭所有能量都用于幫助兒童實現社會地位的上升，于是“兒童先于家庭”。不過，阿利埃斯所談論的“兒童”，隻是基于歐洲曆史的考察，并不一定符合不同文化和社會狀态下的中國的實際情況。台灣學者熊秉真的《童年憶往》便勾勒了一幅屬于中國人的童年地圖。她指出，傳統中國對成人/兒童的構想，并不以機械性年齡作劃分标準，而将二者視為一種連綿狀态，社會與文化對兒童的關注早在與西方接觸交彙之前就自有其長遠之淵源。特别是宋元以後，中國社會對兒童的關注持續上升，撫幼與訓蒙日益成為社會及文化關注的新焦點。但同時，傳統中國不認為童年階段本身具有特别的意義，兒童的存在是為了變成大人，因此其教育也就帶有強烈的功能論特質和道德色彩。無論中西之于“兒童”或“童年”的發掘與處理存在怎樣的差别，卻在事實上揭示出了同一真相——“兒童”或者“童年”并非自然概念，而是一種社會建構。正因如此，與其相關的問題歸根結底屬于社會性問題，隻從個體去談論或者單純用所謂的特定視角來看待，無異于舍本逐末。

《給無價的孩子定價: 變遷中的兒童社會價值》，[美] 維維安娜·澤利澤 著，王水雄 等譯，薄荷實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1月版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恐育，已經生育的人亦有許多不願再生二胎，各種原因雖不一而足；育兒成本的不斷增加，無疑是共同面對的現實。當壓力之下的生活疲憊不堪時，很多人不禁感歎：為什麼孩子變得越來越貴了？美國經濟社會學家維維安娜·澤利澤的《給無價的孩子定價》，或許剛好解答了這個問題。她發現，從18世紀到20世紀，兒童的社會價值發生了一個從有價到無價的變化。在19世紀中期以前，兒童被視為家庭中重要的勞動力；尤其是工業革命之後，大量童工崗位的設置使兒童也成為了家庭收入的一大來源。但随着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勞動力的要求随之提高，于是從中産階級開始，家庭對孩子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教育之上。自此，兒童不但在經濟上趨向“無用”，反而受到家庭的經濟供養和保護。20世紀30年代以來，這種觀念更是在下層階級中被普遍接受。與此同時，兒童的情感價值不斷上升，盡管整個世界愈發的商業化，兒童卻變得越來越神聖。吊詭的是，在這種神聖化的政治正确之下， “無用”的孩子卻在價格上超過了此前“有用”的孩子。兒童保險、意外死亡的賠償以及領養與黑市買賣，使道義上的“無價性”在市場機制的重重包圍中穿越而出，形成了一個非經濟常規的市場。情感價值最終被貨币規則所綁定，無價的孩子成了越來越貴的奢侈品。由是，當為情感價值付出的經濟價格大于情感需求時，對生育的畏懼也就不難理解了。或許，我們到了一個應該重新思考“兒童價值”和“兒童角色”的時刻了。就像我們正在把男孩和女孩從傳統的性别模式中解放出來一樣，“兒童”本身也需要從近代概念中解放出來——何況這種概念本來就是人為構建的。“兒童”究竟是什麼，包含着一個社會的理性情感認知與價值期待，最終将決定成人如何對待孩子、如何建立彼此之間的良性關系。而眼下更重要的，還在于社會對市場的必要幹預，避免市場以孩子之名滿足永無止境的逐利本性。

《愛、金錢和孩子：育兒經濟學》，[美]馬賽厄斯·德普克、[美]法布裡奇奧·齊利博蒂 著，吳娴、魯敏兒 譯，王永欽 校，格緻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

作為當下的一種教育狀态，我們并不缺少對“雞娃”的書寫與讨論。這些聲音大多隻是感慨與同情，并且包含着自身的宣洩、彷徨和恐懼，至多不過指向中産的困境和焦慮而已。我們也有困惑，也有思索；不過，常常遲滞的中國學界，似乎還未能将這一冒着熱氣的新鮮課題納入學術範疇，于是思想或理論的解釋在最需要它出場的時候缺席了。美國的兩位學者馬賽厄斯·德普克和法布裡奇奧·齊利博蒂，或許為我們補上了這個空缺。從更大的視域裡，他們發現上世紀70年代之後，全球範圍内的育兒時間都在增長，育兒方式越來越趨于密集。但同時，育兒差距也越來越大，例如中美英的父母更加“雞血”，北歐的父母則通常“佛系”，又如德日的父母更重視獨立性和想象力，法西的父母更強調服從。以往，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差異普遍被認為是教育模式的決定性因素；而在兩位學者的研究中，這一因素雖然存在，經濟激勵與約束卻更能夠解釋父母們的行為：收入差距越大的社會，父母越傾向于“雞娃”；教育回報率越高，父母也會越傾向于“雞娃”。此外，在兩位學者的研究中，還有兩個頗有意思的地方值得玩味：盡管中國父母熱衷于密集教養，卻未被歸屬于專斷型家長，因為專斷型追求的是順從，中國父母更在意的實際上是勤奮；而中美同樣的育兒焦慮，也給國人習慣性的“向美看齊”添上了一個可堪商榷的問号——至少在平等和幸福感上，美國并不是一個多好的參照。

《不平等的童年: 階級、種族與家庭生活》，[美]安妮特·拉魯 著，宋爽、張旭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6月版

美國的教育與不平等，在這本經典的《不平等的童年》中被揭示和被剖析得更為詳盡。作者通過對中産家庭、工人階級家庭、貧困家庭三類樣本的調查，發現了“協作培養”和“自然成就”兩種教育模式。其實，這兩種模式并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比如協作培養的中産階級少年擁有更好的口頭表達能力，卻也會過早的老練、世故、難以被感動，自然成就的工人階級家庭和貧困家庭的孩子更活潑更童真，但會在與家庭之外的交流中表現出局促和不自在。模式的不同，隻是源于家長局限于自身階級之内的不同意識與經濟、文化資本的差異。然而，美國社會主流價值的評價卻常常貶低後者，而且學校等社會核心機構也推崇着協作培養的方式。于是，在這種體系下，協作培養在成長過程中更有資本變成社會利潤，階級便在有意無意中完成了“文化資本傳遞”式的下一代複制與再生産，通過個人奮鬥實現夢想的美國夢，也就由此變得像一個美好的謊言。今天的中國，在自然成就下長大的一代父母，正開始以協作培養的方式進行着下一代的教育。值得警惕的是，我們的社會價值也在越來越向這種模式傾斜，倘若這一點沒有人去在意的話，我們的未來必然會更加固化，所謂“讀書改變命運”不會再是一種信念和有效的社會流動機制，而隻是永遠留在曆史裡的一句過期口号。

《學做工: 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英]保羅·威利斯 著，秘舒、淩旻華 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3月版

無論是安妮特·拉魯亦或羅伯特·帕特南（《我們的孩子》）的研究，還是皮埃爾·布爾迪厄、塞缪爾·鮑爾斯、赫伯特·金蒂斯、邁克爾·W·阿普爾相近的教育再生産的解釋體系，受教育者都處在某種被動狀态中，他們不曾選擇也無從逃離，似乎當真是“命中注定”。保羅·威利斯則嘗試給出了一條更具主觀能動性的解釋路徑：工人階級的子弟之所以繼承父業，不僅是社會結構性因素再生産的結果，更是他們對學校主流文化做出反叛的結果。這些被稱作“家夥們”的反學校文化的“英雄”，并非完全等同于工人階級後代。事實上，有一部分工人階級子弟是渴望通過讀書實現階級躍升的，但在“家夥們”眼中，他們和那些中産乖孩子一樣，都是一群“書呆子”“娘娘腔”——因為他們是學校制度的遵循者。“家夥們”要做的就是反抗這些制度，他們排斥學習、嘲弄權威、罵街打架、喝酒抽煙、奇裝異服、勾搭女孩……一切彰顯“男子氣概”的事情，都是他們樂于去做的。這種反學校文化與工廠裡的車間文化高度相似，而最終這些“家夥們”也确實接過了父輩手裡的工具，成為了一名工人。英國的這些少年，絲毫不會令我們感覺陌生。每個人的童年裡，身邊都會有一些所謂“差生”，其面貌别無二緻。我們從不缺少對“好學生”的關注，也不曾疏忽對“中等生”的觀察，卻鮮少去體會和理解“差生”的内心與深層邏輯，事實上并非所有的青春叛逆都隻是不谙世事，殺馬特和非主流也絕不隻是一個笑話。尤其當今天的學生家庭社會分層越來越明顯，包括越來越多的新移民子女、流動人口子女與土著子女共處一校，而學校仍是自上而下的文化生産和意義形成的場所，如果還是以簡單的懂事與否、上進與否來看待“壞孩子”，有時不僅冤枉了那些孩子，也丢掉了教育應該去尋求的平等公正和有效出路。

《“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産: 當代農家子弟成長叙事研究》，程猛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盡管一系列遵循着“教育再生産”視角的研究中，沒有全然忽視那些經由教育發生了階層流動的個案，卻并未給予更多的挖掘和更具架構的解釋。同樣，在中國的語境中，“寒門貴子”因其負載的苦難叙事和正義效用也不缺乏書寫，卻往往在人之常情與價值宣導的終點處，止步于朝向多重複雜面相的持續探尋。在這個意義上，去年開始走紅的“小鎮做題家”，無疑有着極其難得的價值。青年學者程猛的這本《“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産》，可以視作對“小鎮做題家”的一次理論叙述——盡管在時序和源起上，二者并沒有直接聯系。作者以“底層文化資本”來概括發生在農家子弟身上的“階層突破中的文化生産”，先賦性動力、道德化思維和學校化的心性品質共同促成了其考入精英大學、實現夢想的結果。但這種底層文化資本是一柄雙刃劍，先賦性動力經常伴随着極大的後坐力，道德化思維潛伏着巨大的心理壓力，學校化的心性品質則高度依賴及時激勵的制度情境和強有力的公共教育體系。這些“文化生産的暗面”始終隐秘存在，并在進入大學、城市之後愈發凸顯為以農村出身為中心的複雜情感結構、情感表達壓抑中的複雜家庭關系、自我價值的迷失和文化情感定向的失調。即使當前現實的确正呈現出“寒門再難出貴子”的某種趨勢，然而在可見的一段時期内，這種基于“底層文化資本”的文化生産還會具備一定的有效性。我們當然希望每一個“讀書的料”都能改變命運，但若隻能以成為“小鎮做題家”為代價，就仍然算不上教育的勝利。

《培養好孩子: 道德與兒童發展》，許晶 著，祝宇清 譯，薄荷實驗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中國人曆來信奉“養不教，父之過”的教育觀，然而就像每個孩子都不是遵從着音韻和語法學會開口說話一樣，教育在很多時候并非路徑明晰的傳授與習得。兒童不是被動着等待被填充的白紙，他們有自己的感知和理解，并由此搭建起自我的行為習慣和價值判斷。道德的養成，也是如此。作為一種社會規範，它不是全然由外而内地輸入進孩子們的頭腦裡，尤其當外部世界的道德規範充滿張力甚至沖突，成人自己也在道德标準與社會現實之間陷入困惑時，孩子會通過觀察和反饋進行自我選擇、調節、表達和壓抑，從而完成道德的自我塑造。華盛頓大學（西雅圖）人類學和心理學學者許晶，通過對一所幼兒園120名兒童的田野調查，研究了在兒童與育兒者、兒童世界文化和成人世界文化的張力之間兒童的道德發展是如何形成的。在這本書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成年人在兒童道德教育中扮演着怎樣的角色，也能夠窺見那些隐秘的兒童世界與内心。每一棵樹苗，無論經過多少次施肥、修剪和矯正，真正實現生長的永遠隻是樹苗本身，而不是園丁。孩子亦然。

《嬌慣的心靈: “鋼鐵”是怎麼沒有煉成的？》，[美]格雷格·盧金諾夫、[美]喬納森·海特 著，田雷、蘇心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7月版

2020年《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顯示，24.6%的青少年抑郁，其中重度抑郁的比例為7.4%，中國孩子似乎正在變得越來越脆弱。然而，從另一個維度看，中國孩子又似乎越來越好戰，從爆吧行動到AO3事件再到各種以宏大情感和正義為名的集體圍攻，虛拟世界裡的互聯網一代以各種圈層确認着自我和歸屬，并通過對其他圈層的打擊來消除自己的不安。年輕人越來越讓人看不懂了，時代也越來越讓人看不懂了。但原來這并非中國獨自面對的問題，美國年輕人其實也呈現着高度雷同的面相。學者格雷格和喬納森在《嬌慣的美國心靈》一書中，便揭示了這一正在展露的美國現狀。中文版出版時，題目去掉了“美國”二字，或許正是對共通性的一種巧妙回應。而通過兩位學者的研究，安全主義、情感推理還有二元對立是造成這些年輕心靈如此的根源，這背後有父母和教育管理者的責任，也有着政治極端化、學校公司化、互聯網助推等社會性因素，但殊途共歸處都指向過度保護。當成長失去了應有的重負，隻剩下舒适和愉悅，隻能換來更加脆弱的意志、更加封閉的智識和更加獨尊的自我。因為愛得太多，所以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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