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天下亂的時代，總是從“君暗臣谄”開始的，必定是先變亂是非，然後政治颠倒，禍亂災害滋生。
屈原之所以悲憤投江而不悔。也是因為對當時的“君暗臣谄”是非混淆，感到萬分痛心，所以他說“荃不察餘之衷情兮，反信讒血齑怒”，意思是楚王完全不體察我對楚國的一片衷情，反而相信奸臣小人的讒言對我産生怨怒；漢靈帝也是一個愚昧昏庸的黃帝，被宦官的包圍圈所隔離，成了政治上的聾子，瞎子。
君王一旦聖聰蔽塞，國家也差不多快完了；唐朝的奸相李林甫也是這樣。為了蔽塞皇上視聽，要朝中諸官都去當皇帝身邊的立仗馬，隻準為主子壯門面，擺威風。不許亂說，誰亂說話，立即被貶黜，這樣一來，向皇帝進言、規勸的路子被堵死了，所以後來就爆發了“實實之亂”，唐朝開始走下坡路；宋朝的滅亡也是因為現走的是非先亂。而後小人得志，忠貞正直之士遭排斥。這就是“烏鴉雌雄誰能辨”，忠奸不分，賢愚颠倒，怎麼能不亡？古人說“親讒而遠忠亡”，的确是不移之論。
所以，為人君者，當領導的，做事要以“明”為第一要義。身居高位的人，真正做到“明”是很不客易的。因為其左右總有各種各樣時人臣、随從或親信，會聽到各種各樣的意見和言論，有忠言，有讒言，有阿谀奉迎，也有诤谏直言。要做到“兼聽則明”，避免“偏聽則暗”，在群毀群譽的問題上，要非常謹慎，要進行深入的分析、思考，而不輕易随聲附和。
所謂“明”，過去的賢人都以知人、曉事這兩條作為判别君子、小人的标準。聞人得當與否，取決于知人的明暗，辦事能力的強弱，也取決于曉事的透與不透。不知人，則不能用人，不曉事，又怎麼能安當地處理事情？曉事，則無論是自己的親信，還是異已分子，都可以平心靜氣地逐步開導他們，使之能夠和衷共濟。曉事，就應當知道休麼人該用不該用，什麼話該講不該講。如果不曉事，扶私報複固然是錯誤的，甚至秉公執法也是錯誤的小人固然是錯誤的，而君子也是錯誤的。八面玲珑的僞善者固然是錯誤的，而無所顧忌的直介者也是錯誤的。
西漢劉向《說苑·臣術》中記載這樣一個故事：高缭在晏子手下做了三年官以後。被晏子斥退了，其原因就是高缭在他手下辦事三年，未曾指出過晏子的過錯。像高缭這樣的人該不該用？殊不知從不指出上司的過錯就是最大的過錯，晏子斥退高缭可謂知人、曉事。能做到這一點的人，的确可以稱之為“明”。過去的賢人在知人曉事上，内不避親，外不避仇，其正大光明，足以垂範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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