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蘭維爾（Grandville [J.-I.-I.Gerard的别名]， 1803—1847）的插畫 ，載《諷刺畫報》，1830年，海德堡大學圖書館藏。格蘭維爾是19世紀最著名的諷刺漫畫家之一，被譽為超現實主義之父。據信劉易斯·卡羅爾《愛麗絲漫遊奇境》的一大靈感來源就是他筆下的動物臉和大頭人物。巴爾紮克曾為《諷刺畫報》供稿，與格蘭維爾結下深厚友誼。

1842年，巴爾紮克《人間喜劇》第一卷開始出版。巴爾紮克建構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四千多人被安排進了一個整體性的秩序。福樓拜曾點評說：“他的故事已經不是文學，而是統計學或人種志。”而巴爾紮克創作《人間喜劇》的年代，正是歐洲的“統計學狂熱”時代。

1830年，巴黎科學院，動物學家居維葉和聖伊萊爾圍繞着動物構成的基本形态進行了一系列辯論，這些辯論轟動了整個歐洲，消息傳到魏瑪，年逾八旬的歌德十分激動，他認為這是比七月革命更重要的事件。與此同時，這場辯論也深刻影響了一位剛剛在巴黎文壇嶄露頭角的青年，十二年後，巴爾紮克給他的系列作品冠名《人間喜劇》，并在前言中首先就談到了這一事件。今天的讀者大概很難理解這類生物學辯論對小說家的啟發，也不大熟悉居維葉這位被巴爾紮克視為比肩拿破侖的偉人的成就，我們往往沉浸于小說情節而很少關注“人間喜劇”的總體結構……這樣可能就會錯失一個看到十九世紀時代風尚和思想史中的一個波瀾的機會，或許我們需要對《人間喜劇》——這一十九世紀精神地質構造層中的活化石重新做一種總體的審視。

“ 巴爾紮克和《人間喜劇》裡的人物”，格蘭維爾以羽毛筆畫于折扇上

巴爾紮克的“統一圖案”

盡管在巴黎科學院中，這次辯論的勝利是偏向于居維葉的，但巴爾紮克與歌德一樣都支持聖伊萊爾。與緻力于開創和研究“形态學”的歌德不同，巴爾紮克對于古生物學并無特别的研究，對于随着“物種可變論”到來的“進化論”思想将引起的軒然大波也無甚意識，但對于《人間喜劇》這部巨著的構想而言，巴爾紮克看重的是聖伊萊爾“統一圖案”（unite de composition）說的意義——動物具有“同一結構”，因适應環境以求生存而具有不同的形式。《人間喜劇》就是要将“人類與動物界之間進行一番比較”，人類社會也是“統一”的，在當時這算是一種頗為新潮的想法。如梅爾茨在《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中指出的，這一世紀思想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關于“統一”的知識。追求統一性和整體性，試圖從總體上把握世界，并且賦予其秩序和意義，這是《人間喜劇》誕生時的氛圍。

巴爾紮克建構了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四千多人被安排進了一個整體性的秩序，巴爾紮克對标的是布封36卷的《自然史》所表現的自然界的全貌，《人間喜劇》的布局與《自然史》一樣，“根據人類進行活動的不同環境，将人類劃分成各種各樣的人”。這是一項前無古人，大概也後無來者的工作，巴爾紮克明确認識到，在他之前的小說家最多是用他們的才藝去塑造一兩個典型人物，描寫生活的一個側面，即便是偉大的司各特也未能構想出一套體系。惟一的整體性來自但丁的《神曲》，《神曲》以但丁的遊曆為主線，這是傳統的古希臘的叙事模式，但對地獄、煉獄和天國的細緻分類則是現代的，但丁創造了一個環環相套的立體空間。《神曲》是結構性的，每一位典型人物也代表着個體在這一體系中的不同境遇，其用意在于啟示和警訓。巴爾紮克《人間喜劇》（La Com(E900)die humaine）的題名本身就是在向《神曲》（La Divina Commedia）緻敬，不同的是，巴爾紮克搭建出的一個三層的結構，卻是金字塔式的，基座“風俗研究”已經是全部的人的類型，這是一種平鋪在大地上的，與動物或者世間萬物一緻的結構。

《人間喜劇》金字塔式的三個層次分别是“果”“因”和“原則”。底層的六個“畫廊”，屬于“風俗研究”，全面反映法國社會的現狀。六種類型有着各自的旨趣和含義，人類心靈的曆史和社會的曆史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社會通史。第二層是“哲理研究”——反映了“果”以後，再來追根溯源，找出它們的“因”。在“風俗研究”裡，讀者最熟悉的巴爾紮克小說大多是這一範圍的，例如《高老頭》《貝姨》《歐也妮·葛朗台》等寫的是“典型化了的個性”，而在“哲理研究”中，則是寫“個性化的典型”。“哲理研究”小說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就是《驢皮記》，此外還有《長壽藥水》《路易·朗貝爾》等。在“果”和“因”之上，還有“分析研究”——着手探讨原則，其中的代表就是《婚姻生理學》。

格蘭維爾為巴爾紮克、喬治·桑等作家所撰雜志文章配圖，1842年集結出版，書名《動物私生活與公共生活場景：現代習俗研究》。（下圖同）

對人的分類與觀察

巴爾紮克将《人間喜劇》最龐大的基座命名為“風俗研究”，并認為古往今來并未有人将本國的“風俗史”傳諸後世。事實上，伏爾泰在《風俗論》中，除了有類似維柯各民族“共同性質”的思想之外，還開始按照人種和民族的分類來寫“風俗”和“民族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伏爾泰在《風俗論》的姊妹篇《路易十四時代》中，仍沿用了傳統曆史寫作的模式，并未将區分地域、考察人口、描述形體、研究習俗等“民族志”“博物學”的常用方法用于共同體内部。巴爾紮克卻這麼做了，他根據兩種原則設置了“風俗研究”部分的分類：一種是地域與德行的交織：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分别對應着純真年代—激情、盤算、野心—癖好惡習和放縱無度；另一種是呈現出特殊的生活：政治生活場景—軍事生活場景—鄉村生活場景。

分類，是巴爾紮克時代的潮流，《幻滅》中的巴日東太太都會将什麼都“類型化”“個性化”“綜合化”，不自覺地用着一種違反語言規律的誇張，在遠離巴黎的外省略顯可笑地展示着她所受到的教育。十八世紀後期到十九世紀中葉的海外科學旅行和對于異域民族觀察所形成的民族志研究，對歐洲思想界的沖擊是不可忽視的，除了對于自然、平等、自由等具體觀念的影響之外，還帶來了分類、比較和網絡化的知識體系。而《人間喜劇》的設計者也自覺地适應着這種潮流。

分類是一緻性下的多樣性，到了巴爾紮克的時代，之所以能夠将分類用于法國内部，正是因為此時共同體内部的人也與聖伊萊爾所研究的動物一樣完成了“統一”。深谙巴爾紮克意圖的菲利克斯·達文于1835年在《〈十九世紀風俗研究〉導言》中指出：“到了十九世紀，已經沒有任何東西來區分人的地位。”而茨威格則意識到，巴爾紮克筆下的人都是從一個原型，經過社會的一系列化學反應，有的成為頂峰相見的人，有的則被時代的車輪碾碎。統一的人在社會中得以分類，在類的框架下，寫出個體化的人物，“風俗研究”注重的是對真實世界的分類模仿，“哲理研究”則是在分類的基礎上，産生“典型”——類的代表，通過對他們的行為動機的探究，對類起到例釋的作用。

而分類的目的則是為了“觀察”。在柏拉圖的《政治家篇》中，異邦人就已經将劃分法用于考察人類事務，并且區分了“指導的”（epitactic）和“分辨的”（critical）技藝，分辨的技藝屬于旁觀者。這種旁觀者的視角也是亞裡士多德對動物分類時所運用的，該方式在文藝複興後的自然志研究中首先得以複興，并逐步推廣。到了十九世紀，“觀察”成為求知者的最高熱情——《驢皮記》中擁有驢皮的神秘老人，唯一的野心就是觀察，而觀察就是發現事物的本質，從而在總體上将它占有。觀察的對象也由動物再次轉向了人，由事物推進到道德——“今天，在道德方面，如同在精密科學領域一樣，我們這個世紀要求的是事實和觀察所得的看法。”（《婚姻生理學》，沉思錄之一）巴爾紮克小說的很多特點也來自這種“觀察”的要求，他用描寫替代談話，極盡細緻地描寫場面以及事物，在人物形象描繪中還用了某些自然志的描述方式，所有的這些讓他的小說呈現出一種倫勃朗式的極度真實的畫面感。

統計學意義上的秩序

統計的前提是分類。分類的關鍵在于抓住所考察事物的某方面屬性并忽略其他屬性，最終根據“自然的”或“建構的”類别分而治之。但分類遠不是終點，“分類是可以直接觀察的個别實際事物和完全抽象的數學觀念之間的中途站。”（A.N.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而觀察則最終指向發現規則并建立秩序。《人間喜劇》的頂層“分析研究”已經很難歸屬于小說了，《婚姻生理學》《社會生活病理學》《風雅生活論》等無論是主題還是行文都更像是某種社會研究報告。巴爾紮克的時代并沒有如今泾渭分明的學科界限，那位引起居維葉和聖伊萊爾辯論的青年學者在《幻滅》中化名為“梅羅”，成為呂西安在巴黎所接觸到的青年精英團體中的一員。在這個小圈子裡，包含了畫家、醫生或生物學家、詩人、哲學家、政治家等等，這也是當時巴黎文壇理想化後的縮影，各種興趣與專業在這裡交織生長，各種社會道德現象也在這裡被分析和研究。

在這幾篇不倫不類的分析研究中，我們可以集中發現巴爾紮克對數學的倚重。《婚姻生理學，或從折中主義哲學觀點探讨夫妻生活的甘苦》中處處充滿了戲谑——“婚姻是一場殊死的戰鬥，而勝利則屬于最機智的一方”。巴爾紮克宣稱這本書可以通過詳細的目錄使丈夫對妻子的心理活動了如指掌，“如同對數表使他們知道乘數的結果一樣”。他說這書是“喜劇中的喜劇”，是一面“人類生活的鏡子”，也是在這部書中，巴爾紮克向他的同鄉拉伯雷瘋狂緻敬，大概他也希望自己的讀者能做到《巨人傳》前言中所說的那樣——“必須在乍一聽來仿佛尋開心的話裡，進一步探索其更高深的意義。”

《婚姻生理學》的“沉思錄之二”題為“夫婦統計學”，開頭便說出了當時社會上強烈的統計風氣，“近二十年左右，政府忙于計算法國土地上有多少公頃森林，草地，葡萄園以及休閑地。不僅這樣，政府還想知道動物的數目和本性。”于是巴爾紮克追随着這種風氣，開始統計法國“體面的女人”的數量，随後，在用了無數個在當時或現今看來都是錯誤的分類方法之後，巴爾紮克宣布有一個命題已經在數學上得到了解決——“在整個法國，能給風雅的丈夫帶來他們在愛情中所追求的美妙高雅享受的女人，不過四十萬之數。”

實際上，巴爾紮克對統計學的運用是值得嚴肅對待的。福樓拜在《布瓦爾和佩庫歇》中一針見血地點評了巴爾紮克——“他的故事已經不是文學，而是統計學或人種志”。1820—1850年是歐洲的“統計學狂熱”時代，經過孔多塞、拉普拉斯和凱特萊，此時的統計精神已經超越稅收和人口的局限，進入了政治道德領域，社會統計是當時公共讨論的寵兒，統計學家能夠理解事實秩序、發現社會規律，從而為社會生活開辟“新科學”。彼此疏離的人必須作為“量”落入現代社會的某種結構之中，《驢皮記》的主人公拉法埃爾·瓦朗坦出場時是一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人，也就是一個“社會上真正等于0的人”，他如何在社會統計學中從0變成1，這是現代社會的問題，邊沁緻力于處理這個問題，而巴爾紮克也用小說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古往今來總有一位天才人物給他的時代當秘書。”小說是人類理解世界的一種方式，同時又促進了世界的發展進程。随着這股統計學熱潮，歐洲文藝複興以來秉持的“幾何學”精神，即提出公理并通過演繹推導出支配人類思想和行為的規律的方法，逐步被以“統計”精神為核心的經驗科學替代。事實—觀察—控制的方式也逐漸從自然科學進入現代道德科學。1890年代，塗爾幹将統計學作為自己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但他已經注意到孔德對統計數字運用的激烈反對。1890年後，統計學進一步學科化，轉入更專業的數學和方法論領域，後來社會科學研究的根基既不是孔德的“實證主義”也不是“統計學”，而更接近于密爾的“反演繹法”，但統計的精神已彌漫在現代社會中。作為被統計對象的人和世界成為治理的新客體，而人面對命運的态度也擺脫了順從/反抗的二分，變成了概率的“計算”。

作者：束赟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與公共管理研究所

編輯：陳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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