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想過，那些秀場上你看得懂或者看不懂、到了店裡買天價的時裝，究竟是誰做出來的？

你可能會說，肯定是設計師呀，他們不還有個更高級的頭銜，叫“創意總監”嗎——的确，他們是秀後謝幕時走出來的那一位，外人自然會把成果都歸功于他；你可能還會說，不對，創意總監是部門主管，是頭兒，哪有功夫自己動手挨件又裁又縫的？肯定是團隊裡的裁縫先做出來，然後交給工廠。

這已經接近答案了，但裁縫還是個籠統的叫法，裁縫裁縫，有裁有縫，但讓這一切開始的，是打版師。

時裝設計師和打版師的關系，好比建築師和打地基的工人，主廚和他的副手，亦或是汽車發動機和輪胎一般……沒有打版師，設計師的手稿隻是一張着重服裝的人物畫，縫紉師、樣衣工也隻能感歎巧婦難無米之炊。

如果說設計師的思緒就像一堆恐龍化石，七零八落地埋在地下，那麼打版師就是那個把碎骨重新拼接起來的人——得罪誰也不要得罪你的打版師，因為他是讓你的理想變成現實，甚至是鈔票的關鍵人物之一，況且真的打版人才，可遇不可求，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培養出一位。

生活在倫敦的王慶就是這麼一個打版師，包括陳序之、陳安琪、李筱等一批曾求學于中央聖馬丁時裝學院、随後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華人設計師，從畢業設計開始，都是請他擔任打版師——當然，也有一些客戶，純粹為了混個文憑，或者是玩票。

當我們向陳序之問及王慶時，這位剛在米蘭發布完新系列的設計師，立即本能地回應道，王哥是他們一票人打心眼裡尊敬并且依賴的人。

但王慶也說，大部分人都不想讓外界知道自己的存在。

王慶的故事有點複雜，他生在裁縫之家，靠着手藝賺了第一桶金，但又不甘心一輩子隻做個村頭裁縫，跑到俄羅斯想練攤發财，之後到倫敦，把目标換成做個中餐館小老闆，結果現在又成了倫敦時裝界頗有名聲的華人版師“王師傅”、王哥”。這期間，小學文憑的他，學會了俄語、粵語、英語。他21年未曾回過中國。他說，要回也要等混到“人模狗樣”——聽起來，他有點像《北京人在紐約》裡的王啟明。

提到現在流行的匠心精神，王慶覺得自己不挨邊，他就是個鑽牛角尖的人，比方接受采訪，早就有媒體想挖一挖他的故事，但都被他婉拒了。如今，可能是覺得自己離“人模狗樣”的目标稍微近了一些，49歲的王慶決定和我們聊一聊。

裁縫的兒子

1968年，王慶生在福建福清一個裁縫世家，第一次真正接觸縫紉是在9歲。那天他和父親還吵了架，起因是家裡的鋪子新添了一台鎖邊機，但父親忘記了用機器針頭穿線的方法，沒法幹活，趕巧剛放學回家的他吵着嚷着非說自己會穿這個線，父親卻死活不信。一來二去，爺倆的對話就冒了火。

“我真的會！”

“滾！”

“真的！”

“滾！”

“你讓我試試！”

“你來吧，你不會，弄壞了，我就抽死你。”

王慶沒吹牛，果然穿好了線，他還找了塊布，踮着腳，模仿着曾經見過的祖母和父親踩縫紉機的樣子，一踩一踩地把布頭鎖上邊。當他得意地把成果擺到父親面前，被眼前事實打了臉的父親竟然還說了聲不錯，接着拿了條做到一半的褲子給他，讓他再試。這一試，換來的除了又一聲“不錯”，還有一大包等着鎖邊的貨。父親對他說：“鎖完這些就去玩吧。”他當時覺得這是一種莫大的獎勵，證明了自己的确牛，但沒過多久，他發現“這是一個坑，因為貨是永遠做不完的，今天做完了，明天又會有新的。我的童年就這樣結束了。”

王慶不是無師自通。實際上，前一天開發那個機器的老師來家裡上門講解使用方法時，王慶就躲在一邊看。他第一次見這種機器，覺得新奇，所以聽得入心。另外，作為一個裁縫的兒子。他對大多數縫紉設備的重要部件都不陌生，尤其是針頭——他懂事起的第一個記憶就是自己偷玩祖母的縫紉機，結果手指被針戳穿取不下來，哭到暈菜，他說那是他記事以來，第一次哭。

雖然手藝是從祖輩傳下來的，但王慶的父親似乎并沒期盼自己的兩個兒子中會有人繼承家業。從開店起，他每年都會收一個學徒，不收學費，還包吃包住，付薪水。但直到1986年，哪怕他一口氣收了3個關門弟子，卻也從未正式教授過王慶和弟弟一丁點東西。現在，王慶的弟弟就是個十足的門外漢。

王慶倒是學了點本事，比如量體定制的方法，但那都是他多年鎖邊、車衣時被動“偷聽”師兄弟們上課學來的。至于縫紉活兒，則是常年累月鍛煉出來的，“是個熟練功”。

“隻有你做錯了，你才記得住，學得會。”王慶的爹這樣告訴兒子。

村頭萬元戶

王慶果然沒有子承父業，甚至20歲時自立門戶在老家開了自己的鋪頭，剛開始客人嫌他是個愣頭青，不相信他，生意自然不好，他就把鋪子的一半改成雜貨店，後來父親店裡忙不完的活兒，順道轉交給他做。

在父親的幫助下，小店生意逐步有了起色，給王慶送洋煙洋酒，以求加個塞的華僑客人越來越多，他托這些客人給他帶點雜志回來，想着從外國雜志上研究幾個流行款，結果華僑們會錯了意，帶給他的都是些成人雜志。

雖然初中文憑沒拿到，但靠着祖母和父親傳下來的裁縫手藝，和“來一個客人留一個客人”的倔脾氣，王慶發了小财——他是村裡1000多戶人家裡的第一個“萬元戶”，還是全村第一個買彩電、買摩托車、買DVD機的人。1996年，他的年收入已經可以輕松賺到五六萬。

但那時候的王慶，已經對做裁縫這個職業産生了厭倦。在老家，做裁縫最大的目标就是留住客人，恨不得從對方襁褓時的童衣，一路做到閉眼時的壽衣；雖然發了點小财，但卻也被同鄉的暴發戶說成是“賺針眼錢”的小打小鬧。王慶煩了，加之沿海地區的居民多有志在四方走南洋的憧憬，一輩子沒離開村頭的他，決定闖一闖。

28歲那年，王慶關了老家的店，籌謀出國。他在出發前一天才告訴了父母這件事，完全沒帶商量。他也沒和自己十歲不到的女兒、兒子道别。他是趁着他們睡着的時候走的。從頭至尾，他出國的決定隻有妻子一人知道。他倆說好，5年後他一定“人模狗樣”地回來。

俄羅斯敗家記

他沒想到，自己這一走就是21年。期間，他再沒回過國，連女兒出嫁都沒回去。他偶爾夢到家裡，夢裡的家人還都是他走時的模樣。

他沒預料到的還有自己的職業走向。他是沖着做大生意才出的國，但最後卻做回老本行，當了打版師傅。現在，他在倫敦時裝圈小有名氣，尤其是華人設計師裡，大夥都喊他“王哥”或者“王師傅”。想約他也變得越來越難。他今年的40磅每小時的酬勞報價已超過當地普通版師快一倍，但訂單還是多得要排隊，今年6月的訂單，據說有不少都是從去年9月就開始排上的。

“王哥太有名了，所有人都知道他能打出很好的版，在聖馬丁大家做畢業設計都會想找他，”畢業于中央聖馬丁學院的設計師陳序之和王慶在畢業設計裡有過合作，之後又和他簽了長期合約：“我覺得性價比很高，就好像一件一萬塊的衣服如果你買回家能一直穿，穿很久，那麼其實它一點也不貴。”

王慶不挑客人，他的客戶既有在時裝周走秀的成名設計師，也有尚在求學的學生，隻要排得上時間，他就接單。這是他在國内做裁縫時一直遵照的規矩，從祖母傳到父親，再傳給他。

1996年，他先去了俄羅斯，瞎貓抓死耗子似地打算跟着同胞的大流去那兒“練攤”。在老家，鄉裡鄉親中靠着這樣出國做買賣成了百萬富翁的比比皆是。他眼紅，尤其是看到從前一起喝酒、搓麻将的小兄弟們都成了大款之後。

可沒過多久，他發現自己做不了這樣的買賣。他脾氣急，又怕被打，沒辦法在那些總找中國攤主麻煩的魁梧俄羅斯警察面前忍氣吞聲；他也不喜歡“壓榨”别人的感覺，開裁縫鋪時，所有活兒他都親自上陣，唯一的小工是妻子，但也隻是打打下手。

王慶的俄羅斯房東曾提議出錢出鋪子讓他在俄羅斯幹回老本行。那位房東把自己身材走樣前買的貴重衣服都交給王慶拆拆補補做成新衣，因此知道王慶手上有功夫，也看好開店的前景，可王慶沒接下這樁生意，他嫌賺得少——這與俄羅斯當時的經濟狀況有關，他拿房東的收入舉了例子——房東是當地一家公司的經理，算是高薪人群，但收入還不如他在老家開店時多。

結果是人家賺錢他花錢，“在俄羅斯就是玩，吃吃喝喝，放松自己，”王慶說，“我在那裡把十幾萬的積蓄都花光了，小老闆的心性也磨得差不多了。”

來到倫敦

他在俄羅斯一直呆到1998年4月，除了學會一些日常可用的俄語，一無所獲。這讓他決定去英國找找機會，他聽說那是個“文明程度更高的國家”，自己也受夠了當時俄羅斯社會的野蠻。盡管他會說的英語隻有“早上好”和“再見”，但他記得自己有位表弟已在倫敦安了家，所以計劃先去投靠他。

表弟實際上住在另一個小城市，離倫敦不遠，但也不近。這是王慶到倫敦那天才知道的。好在全球各地都有福清僑民，他打了幾通電話後，當天就得以投靠老鄉。第二天一早，老鄉還帶着他去了一家香港人開的中餐館見工。

那個年代出國的中國人多半都有在餐館打工的經曆，有些甚至一幹就是一輩子。做前廳跑堂的，對英語有要求，一般都會由香港人，或是内地留學生來做。後廚幫工雖然辛苦，但沒什麼門檻，收入也還得去，正适合王慶這樣初來乍到的闖客。

事後回想起來，這次見工頗有轉折性。王慶并沒有接受這份後廚幫工的工作。理由和他在之後的幾年裡頻繁在幾十家制衣工廠間跳槽一樣，他沒辦法忍受老闆對他的一丁點“不尊重”，尤其是亞洲老闆。直到現在，他說起當時那位香港老闆在廚房用粵語粗口罵他老鄉的情形時還是恨得咬牙切齒。也正是因此，他徹底把手藝扔到一邊，準備謀劃未來的轉行“大事”：他要盤下一家餐館，自己做老闆，并且“全請香港工人”。

這是個有點賭氣的想法，也可以說是王慶的阿Q精神，可卻也終抵不過在外漂泊的苦楚，他記不清有多少次，自己在被窩裡，撒着撒着恨就沒羞沒臊地哭起來了，他想孩子，想爹媽，想老婆，想這到底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漂泊他鄉的孤楚促使他自發成為了一名基督徒。出國前，有過牧師想感化他，卻被他倔了回去：“我那時候還挺叛逆，他問我信不信，我說我不信，我隻信自己。”

在王慶的家鄉，家家戶戶幾乎都是基督徒，他的祖輩、父輩都是，他的妻子全家也是，隻有他不是，“但出國以後，人抓不住自己的命運，覺得前途渺茫，在最落魄、無助的時候，就會希望找個依靠。”

餐廳複仇計劃

宗教讓王慶有了精神上的依靠，但也沒讓他忘了遠渡重洋的目的，他要賺錢，要混出個“人模狗樣”。

當時看來，對于像他這樣想掘金的中國人，薪資水平高、又有彙率優勢的倫敦真是絕好的地方——光是當地中文報紙《星島日報》上的招工廣告每天就都不帶重樣的，隻要肯幹，不愁沒錢賺。但這其中，王慶想做的不多，況且受限于自己的語言障礙，選擇更少。他仔細考慮了一下，決定先做回自己最擅長的事——裁縫——但這隻是迂回之術，賺了錢，還是要開餐館，還是要“全請香港工人”。

在倫敦，因為人工貴，制衣工廠又追求效率，所以導緻規模普遍不大，但細分化程度很高，一般一家工廠隻會生産一個品類的衣服，有時甚至連面料都有限制。在這樣的制衣廠工作，工人不需要動太多腦筋，成熟的縫紉技藝才是最被看重的——這正是急着賺錢的王慶需要、也能抓住的機會。

決定做什麼後，王慶每天的頭等大事就是買《星島日報》，那裡有他的希望。他會把招工版上的服裝廠廣告一一挑出、剪下、疊好，再放進錢包。他試着給工廠打過電話，但對方隻說英語，他聽不懂，隻得不請自來直接登門。除去周日要做禮拜，他每天吃完早飯就揣着錢包，帶一瓶在家裡灌好的水，買張1到6區的一日地鐵通票，去找這些工廠，“跑一天回家基本得到晚上七八點，有時會到十一二點。”

王慶不懂英文，那他怎麼找制衣廠呢？他把每個區有點規模的大樓的垃圾桶翻了個遍。他在找碎布、線頭來确認制衣工廠的存在。他也試過把整幢樓的門鈴通通按一遍，他賭其中總有一家會給語言不通的他開門。隻要進門，他就可以一家家聽，一家家看了。這樣找了7天，他找到了一家越南老闆的褲裝工廠。監工大姐雖是越南人，但會說中文，簡單溝通後，他入了職。兩個星期後，他升職成了工頭，大姐成了他的翻譯和副手。又過了兩周，他領到了第一個月的薪水，差不多2000鎊。

2002年，當王慶攢夠了可以盤下一家中餐館的幾萬英鎊時，他已經在倫敦幾十家制衣工廠裡幹過活。那時，倫敦制衣廠的老闆主要是越南、香港和英國本地人。由于早期多給越南人和香港人打工，為了解決交流問題，他看了兩個半月港片，每天從下班看到睡覺，片子說一句，他按暫停跟讀一句。翻來倒去地把四台錄像機看破後，他學會了廣東話。後幾年，他有了經驗作本錢，開始揀着老闆跳槽。他比較喜歡英國老闆，“起碼他尊重我，越南人和香港人的老闆不好，所以我再也不跟着他們幹了。”

不過，這也導緻了他當時的英語說得沒粵語溜的窘況，除了和服裝相關專業的術語以外，他的日常英語仍不見進步。但那會兒他對此一點也不上心，反正自己的目标是開家餐館，請香港夥計，所以會粵語就足夠了——在服裝廠打工，就是個過渡嘛！

重拾老本行

王慶終于攢夠了開餐館的錢，但他卻不着急了。

在他老家有句俗話：不熟不做。王慶深以為然。怎麼說呢，畢竟餐飲業對他來說，是個陌生的領域。所以，即使攢夠了錢，他也不着急盤店。他先用了一整年硬背一本英文交規考出了駕照，買了車，之後再用一年時間去中餐館做外賣小工。

2004年，他一直同時做三四份工，白天在制衣廠，晚上5點下班後去餐館送外賣到11點半。周一到周日他會為三家不同的店送餐。每家店的業務一般都是晚上6點到9點最忙。空下來，他會坐着和老闆、小工偷學生意經，偶爾也會在後廚和前廳幫忙。

在王慶為餐館老闆夢做沖刺時，當年父親的三位閉關弟子中的其中一位也來了倫敦。王慶喊他一聲師弟，交給師弟自己當年找工作的方法。師弟最終找到了間設計補習學校，并轉而得到了在中央聖馬丁學院做“客席技術支持”的機會。這份工作是王慶用電話一邊幫師弟翻譯一邊謀來的。電話的那一頭是補習學校當天的代課老師，平時他是聖馬丁服裝設計專業的研究生導師。

王慶沒聽說過聖馬丁，也不關心，在電話裡他隻介紹自己是師弟的朋友，在倫敦靠送外賣為生。那位導師卻反問道一個外賣小哥怎麼會能準确又熟練地使用服裝專業術語？王慶隻好承認自己做過樣衣工。他因此得到了導師的工作邀請，隻是他當時記下了對方的聯系方式後就丢到一邊，結果之後想找也沒能找到。

王慶還是一門心思地想開餐館。他找好了要盤的店，也和老闆達成了初步的意向，就差簽約付錢。可在約定簽約的前一天，他和餐館老闆“鬧了點小矛盾”，一氣之下，他放棄了盤店的計劃。

“我發現我不是這一行的，還是和他們溝通起來有一點點問題，”他說，“現在看來那就是上帝的安排。”

和餐館老闆鬧掰的兩個月後，王慶決定去找當時對他有興趣的那位聖馬丁導師。他後來覺得這位導師的出現也是命運。

這之前，他又回到了制衣廠。他不希望教授知道他弄丢了聯系方式，所以找師弟通過一個叫王海震的中國留學生要電話，恰好王海震，還真知道導師的電話。

2004年，國内還沒幾個人知道倫敦中央聖馬丁是個什麼學校，況且彼時想學時裝設計的中國留學生亦遠沒有今天多。但對于真正想從事時裝設計的人來說，這所學校是一個神聖、甚至有點“高不可攀”的存在。那年頭，走在聖馬丁的校園裡，幾乎見不到亞洲面孔，更别提中國人——王海震是和王慶師弟合作的那一屆服裝設計專業研究生中唯一的中國面孔。

或許是沖着這個原因，王慶和王海震一見如故。待到王慶進了聖馬丁工作，他也幫王海震做過所謂的技術支持。做版師後，他又和王海震有個幾次合作。2012年，王海震成為首個獲得Fashion Fringe獎的華人，而得獎的系列，正是由王慶操刀打版。也是因為這個獎，王海震得以在倫敦時裝周辦秀，并得到了英國時裝界在資金、辦公場地等方面的創業支持。

王慶和師弟在聖馬丁做的“技術支持”，其實就是幫着本科生們根據自己的設計圖及紙樣做出樣衣。這對于王慶這樣的娴熟車工沒什麼難度可言，但他還是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去适應。他需要試着去理解為什麼有學生要在衣服的胸口挖個洞，為什麼有的褲子要做的這麼短，連屁股都遮不住。這和他過去三十幾年做衣服要貼身舒适、樸素大方的理念完全相悖，“但我慢慢也覺得這樣挺好，這些就是設計，可以說是聖馬丁一步一步颠覆了我的三觀。”

王慶喜歡這種感覺，他也喜歡學校單純的環境，但讨厭學校有暑假，因為作為客席員工，學生放假時，他也跟着放假，同時意味着沒有薪水。他沒辦法接受兩三個月的停工，他還需要賺錢養家。

第一個暑假來臨時，他向導師申請辭職。導師提出可以為他介紹暑期兼職，隻希望他能留下來，他答應了。在導師的引薦下，他認識了Avshalom Gur，一位剛剛創立自己工作室的獨立設計師。

“我後來一直和Avshalom說，沒有他逼我，就沒有我的今天。”

“全世界最好的版師”

2017年2月倫敦時裝周期間，我和王慶約在Bora Aksu 2017秋冬秀場碰頭。距離開秀還有20分鐘，但現場已是人滿為患。王慶微信我說自己到了，但他一米七出頭的個子，隐在人堆裡并不好認，我一時沒能找到他。

“王哥嗎？”我試着沖人群裡一個像是在找人的亞洲面孔說。

“對對對，是我。你好！”他也在找我。

他沖我笑得很開，就跟他的微信頭像一樣。不過和微信頭像上戴着牛仔帽，穿着休閑格子襯衣的裝扮不同，他那天穿了一身合身的藏青色西裝，沒系領帶，深灰色的襯衫領口隻解開最上頭的一顆扣子，褲管上還有清晰的熨燙痕迹。配上他的闆寸頭，以及稍稍有點中年發福的身材，看起來有點像廣東福建一帶的先進企業家。

“你想喝什麼？我去給你拿。”王慶像個主人一樣招呼我，邊說邊向秀場外的飲料吧台走。

“沒關系，我不渴。”

“你确定？”他反複問了我兩三遍，确認我是真的不想喝後，給自己點了杯咖啡。他的英文比我想象得好，盡管帶着濃濃的口音，卻說得流利自然。

Bora Aksu曾是他的老闆。從2006年到2009年，他每月都有一半的時間為Bora Aksu打版、盯樣衣，碰上有難度的樣衣還會自己做。另一半的時間，他在聖馬丁導師介紹的那位設計師Avshalom Gur的工作室做着同樣的工作。兩邊按單雙周切換。巧的是，Avshalom和Bora交情頗深，Bora之所以會認識王慶也是因為Avshalom的介紹。他倆共同負擔全職聘請王慶的費用。

因此，王慶沒有再回聖馬丁做技術支持。

“你好，王！”秀場外有個外國男孩親昵地跑向了王慶。随後，一對夫婦馬上跟上來與王慶擁抱、吻面禮。他們一家看起來和王慶都很熟，在得知我正在采訪王慶後，那位丈夫興奮地對我說：“太好了，王是全世界最好的版師，沒有他做不了的東西，相信我，他真的可以做任何事。”這家人走進秀場後，王慶告訴我，剛才和我說話的人就是Avshalom。

王慶第一次見Avshalom是為了樣衣工的面試，他沒想到這場普通的面試會因為他非要糾正制版的錯誤，而最終變成一個限時挑戰。據他回憶，自己當時一邊指出制版師的工藝錯誤，一邊挑釁地問Avshalom：“你想要我做套垃圾嗎？”結果話一落口，Avshalom就指着牆上的鐘對他說，“現在是10點，我晚上7點回來想看到一套成版以及一件樣衣。”接着，Avshalom當着他的面把之前的版片丢進了垃圾桶，回過身又毫不猶豫地辭退了與那套錯誤打版相關的制版師、樣衣工和車工，而這三個人，就是工作室當時的全部員工。

“他在逼我，他斷了我的後路。”王慶說。“我那一刻覺得自己可能闖大禍了。”

他最擔心的是制版，因為做裁縫時并沒有打版的說法，客戶的衣服都是單件做，因此裁布隻用根據公式和經驗用粉筆在布料上直接畫了再剪就行。他不會老外那種在人台上操作的立體裁剪，況且自己甚至已經十幾年沒有從裁布的步驟開始做過衣服了，可話都撂了，也隻得硬着頭皮做。

“（Avshalom）問我，現在把我推進水裡我會不會淹死，我說不會，我懂遊泳。然後他就指着工作台，說這就是個水池，我現在把你推下去了。”

王慶不能死，但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學會立體裁剪，死馬當活馬醫，隻得拼了老命，霸王硬上弓了，就用自己原來的那點本事，可勁兒造吧！

6點50分，他總算把版和樣衣都做完了，等到全部整理妥當，剛好7點——那一刻，他才發現自己衣服都濕透了，整整9個小時，整整一身汗。

王慶一度覺得，這是自己打過的最完美的一套版。他因此也從樣衣工直接轉型成了一名版師。Avshalom和Bora在事業有了起色後，還租下了一個工作室，組起一個30多人的制作小團隊，讓王慶擔任負責人。但這之後沒多久，他意識到自己打的版沒有工業通用意義，因為沒有在紙樣上标注說明，導緻其他工人們無法接手到下一步驟，進而直接影響生産效率。很長一段時間裡，他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回答來自工人們的各種關于紙樣說明的問題。

“一個好的版應該能讓車工毫無障礙地做出設計師想要的衣服，”他說，“一個好的版師應該是設計師和車工之間承上啟下的關鍵鍊接。可以說，版師決定了一件衣服的成敗。”

正因此，版師的壓力相當大，但好處也很明顯，王慶的收入水漲船高。2007年，他把妻子接到英國——那時，他出國剛滿10年。

打版師王哥

成了版師後，王慶喜歡上了打羽毛球，他享受拍拍扣殺的感覺，覺得甚是減壓。隻是打了幾次後，就沒了對手——師弟、同鄉、朋友都怕了他，被他的球打到，身上的紅印子沒個大半天，消不掉。

打跑了球友，王慶就把空餘時間幾乎都拿去看電影。他和妻子住在倫敦市郊，每天靠開車往返。他7點下班，正是出城最堵的時候，有時一堵就是一部電影的時間。他索性就先在城裡看部電影再回家，電影看完，一般路也通了。

他對電影沒什麼偏好，什麼題材、類型都看。可能也沒太在乎電影的内容。一來他看重的是影院放松的氛圍，二來也想借此學英語，畢竟新老闆和同事說英語。此外，戲服也是吸引他的點。他認為歐美電影大多數都有精妙的戲服設計，即使是講很久以前故事的電影，也往往會融入當下的流行因素。而且戲服對于特定場景和人物的掌控力也很有啟發性。

“設計師如果和我說，自己這一季要做維多利亞風格的，那我看過講那個時期的事的電影，我就能更明白他要什麼。”

從2009年起，王慶開始慢慢減少為Bora Aksu工作的時間。作為主管，在兩個品牌間連軸轉的身心壓力讓他覺得難以為繼。2011年，Avshalom由于多種原因暫停了自己的品牌業務，王慶由此轉去了兩家英國商業品牌做版師，其中一家是他從2009年就開始兼職的。在他看來，商業品牌比起設計師品牌應該是個更牢靠的飯碗，兩份工也讓他的收入更有保障。

直到現在，王慶始終保持着同時為兩個長期雇主工作的習慣。但他的雇主類型卻變了樣——2013年，他效力的其中一家商業品牌在全球經濟危機中宣布倒閉，進而打消了他對“鐵飯碗”的看法。同年，靠着在聖馬丁的人脈和口碑，他開始承接學生的制版訂單，以畢業設計為主。

初期，他讓學生報價，自己也不還價，後來找他的人多了，生意來不及做，他開始慢慢提價當作門檻。現在他的時薪報價40英鎊，接近倫敦普通版師的一倍。

他為學生工作時，都是提着工具箱上門去到學生的家裡或是工作室。即使生意漸漸有了規模，他也沒有成立獨立工作室的想法。他覺得這樣時間靈活度更高，而且在學生熟悉的環境裡工作，他也能更好摸準對方的脾性，“比如如果一個學生家裡一塵不染，做事很有調理，那麼他（她）的設計往往是注重細節的，我也遇過家裡亂到走不進門的學生，那麼我會想他（她）是個不拘小節的人，設計風格會很大氣。”

針對學生客戶，他不收定金，就憑口頭相約，但他給對方兩三次的反悔機會。他對于雇主的倔脾氣放在學生身上也适用，之前已有和學生客戶鬧掰的先例，原因可能隻是一句話讓他覺得不舒服了……但他不擔心會因此沒有客戶接，因為在倫敦打版師圈子裡，他不覺得有能與自己匹敵的競争對手。

比起國外的品牌和設計師，王慶覺得自己在中國留學生面前更能發揮價值。他可以用中文和學生聊家長裡短，可以更準确地摸清楚他們的個性和設計風格，從而做出符合設計師期待的版型。設計師陳安琪在與他進行畢業設計的制版合作時，就花了一整個半天來聊自己的私事。王慶也可以把自己的經驗、技術和思考方法有針對性地教給學生。他說，比起授之以魚，他更想授之以漁。

“王哥制版的時候會把打好的版一片片粘在人台上，去看有哪裡還需要調整，我以前從來不知道可以這麼做，我後來自己做版的時候還會用到他的這個方法，很好用。”陳安琪說。她印象裡的王慶還是個很細心和親切的人。她記得王慶看她工作室的剪刀不好用，拿着自己随身帶的磨刀石，把她工作室裡所有的剪刀都親自磨了一遍。

王慶的名氣在這些學生的口口相傳中變得越來越大，慕名找他的學生一直在變多。這兩年，當英國設計類院校裡的中國留學生出現了井噴式增長，為學生制版已經成了需要耗費王慶一半時間精力的大生意。

“人模狗樣”

他在倫敦時裝圈的名聲也随着這些學生的成長不斷提升。他幫過的不少學生，諸如陳序之、陳安琪、李筱，都漸漸成為了活躍在國際時裝周的倫敦學院派代表。他慢慢意識到，也許他在離“人模狗樣”的目标越來越近。

“這是我第一次接受采訪，之前有媒體也提出采訪我，但是我都沒答應，因為我覺得那時候沒什麼好說，”他對我說，“現在，我覺得我離我的目标稍稍近了一些了。”

王慶接受了自己作為幕後英雄的身份，這是做這行的規矩，他不在乎設計師是不是在某些層面上招攬了所有的光環，他得到的，是這些人抛開榮耀之餘，從内心對自己真正的尊重。

現在的生活讓王慶挺滿意，起碼在制版這門手藝上，他已經很難遇到難題。盡管之前，不乏有國内外大的品牌向他抛出橄榄枝，但現在他更看重自由。此外，同時為大公司和獨立設計師服務，其中難免牽扯到行業潛規則，王慶不想攪這趟渾水。

最近，他和妻子正準備在倫敦買房。倆人看好了一套在三區的獨棟别墅，房子采光很好，重要的是還有個大花園，他想讓“自己和妻子住舒服點”。之前他們一直租住在市郊的小房子裡。

王慶唯一想要突破的，是做出更多獨創的東西：“每一次自己研發的東西做出來之後，覺得自嗨，自我膨脹——我太牛逼了，我最聰明，我能做出來，結果改天上網玩着玩着，看見前幾年别人家做的東西和我做的東西一模一樣，突然間有一種嚴重被打擊的感覺。”

他還有兩個較為矛盾的擔憂：一怕自己的獨家制版方法被人抄了去了，他反複強調：“一個人知道叫技能，别人也知道的，就隻能叫本能了”；另一面，他也擔心再沒人會知道他的獨家技藝了。他想找個傳人，“這樣也會有更多人記得我，甚至我死了很久以後，還會被記得。”王慶帶過的學生不多，他早年偏愛的一位德國女生，如今已是Stella McCartney的首席版型師了，但既有天賦又肯鑽研的苗子，着實沒幾個。

“如果這是你的目标，不是又要很久之後才能回國？”我問。

“快的話兩三年，慢，說不定我完成不了，就不回國了，誰知道呢，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

“你家裡人，特别是你的父母，難道不會覺得你出國太久了？”

“所以我讓他們好好活下去，開心一點，而且現在通訊技術發達，想見也能見啊！”王慶雖然倔，但無論是工作，還是教育子女，他從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于别人，因此，他也得到了同樣的對待。

王慶剛出國時每一周都會給家裡去電話。反倒是這兩年，生活變好了，通訊也發達了，聯系得卻少了——我想，這并不是因為王慶忙，顧不上的原因。

“我爸我媽老了，我心裡難受。”王慶說——我沒想到他哭了。

如果說這世界上99%的人，最終都是默默無聞地離開，那王慶想賭一把，試一試自己能不能成為那1%的人。為此，在21年前，他跑去父親的店裡：

“爸，我要出趟遠門。”

“去哪？”

“出國。”

……

父親一直死死盯着他的眼睛——“他盯了很久很久。”

“既然你決定了，那就去吧。”

去試着當那1%的人。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