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個世紀的最後一年，E·B·懷特在紐約州弗農山出生。同時期（包括前後五年間）出生的美國著名作家還有海明威、福克納、菲茨傑拉德、劉易斯、艾略特和斯坦貝克等。他們共同經曆了此後半個多世紀中的一系列重大曆史時刻，懷特卻并未跟上述作家一樣走上宏大叙事或周遊世界之路，而是選擇了另一種更為内向的寫作——随筆和童話。

他曾指出，“作家極其在意怎樣表述一件事情，而表達方式就是全部的差别所在”。

借由《紐約客》雜志初創年月起開設的專欄和移居緬因州北布魯克林農場時期為《哈珀》雜志寫的專欄，E·B·懷特日漸形成其特有而自在的“懷特體”随筆，也被譽為“奠定了影響深遠的《紐約客》文風”，盡管懷特并不同意有“《紐約客》文風”這樣一種東西的存在；三部童話《精靈鼠小弟》《夏洛的網》和《吹小号的天鵝》則讓他的虛構文學得到廣泛的傳播。同時，他不間斷地寫過一些詩歌，也同妻子、《紐約客》小說主編凱瑟琳·薩金特合編了《美國幽默資料庫》一書。

此外，他在1959年修訂再版了自己的大學老師、康奈爾大學教授威廉·斯特倫克于1918年自費印刷的《文體的要素》一書，這本當年被斯特倫克驕傲地自嘲為“小書”的美語文法奧義随即成為文體寫作的标準，被列入美國文科生必讀書目，由此，懷特也被稱為文體家。斯特倫克在《文體的要素》裡說，寫作者始終要緻力于“省略不必要的詞”，懷特在修訂版中也強調，“文章簡潔方有活力。句應無冗詞，段應無贅句”。懷特自己所信奉的寫作工具書是《韋伯斯特大詞典》，他不僅常年把它帶在身邊，也讓童話書裡的動物角色們用它認字，甚至他自己唯一出版的畫作也是照着詞典裡的一幅海馬圖片用水彩畫下來的。

在其一生的寫作進程中，“無論是年邁還是年輕的懷特，焦慮都是其一大性格要素”，而梭羅及其《瓦爾登湖》對懷特的畢生影響則是另一要素。同樣重要的是，紐約和位于緬因州的那個散布在他文字各個角落的北布魯克林農場，構成了其生活和文字生涯的兩個地理坐标。就像厄普代克所形容的，“他在對紐約和對緬因的愛之間徘徊”。對此，懷特自己的解釋是，“我出于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在緬因與紐約之間遊走。有錢财上的原因，也有對《紐約客》雜志的情感上的原因”。錢财和情感耗費了人一生大部分的腦力和體力，而作家的爽朗處之一也在于從不避諱談到收入對個人生活的影響。

1916至1924年的八年時光，是懷特所說的“每個人在人生發轫之初，總有一段時光，沒什麼可以留戀，隻有抑制不住的夢想，沒有地方可去，隻想到處流浪”，期間，他服兵役、念完大學，坐船完成了阿拉斯加的遠洋（《非凡歲月》一文裡有着深入而精煉的記錄）。回到紐約的第二年，《紐約客》雜志創立并在第九個星期後發表了懷特的第一篇随筆《向前一步》。1925年的紐約，對懷特的工作和生活是決定性的，除了《紐約客》之外，他還在該雜志編輯部遇到比他大六歲有餘、婚齡五年并育有兩個孩子的文學編輯凱瑟琳（懷特總稱呼她為K），1929年兩人結為夫妻，直至生命終點。

漸漸地，懷特成為《紐約客》主要專欄作者并在凱瑟琳的舉薦下，于1927年起任“新聞熱點”欄目編輯（直至83歲退休），由他加注在新聞後的那些短小評語睿智而醒目，而他對時政、現代化進程和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大量随筆文章，反複讀來，始終有着準确而極具預言性的見解。

對于“紐約”的描述，《這就是紐約》一篇被他的文字迷們傳誦至今，以那段“大體上說，有三個紐約”為最。文中他又提及，“許多人定居這裡，可能隻是為了逃避而非面對現實”，那麼，如果一個紐約人（如懷特自己）主動遷離紐約，他又在逃避或打算面對什麼呢？身在紐約又心系緬因的懷特究竟想要什麼呢？或者說，對于“E·B·懷特的紐約”的描述，《從街角數起的第二棵樹》實在值得一讀再讀。

《夏洛的網》在出版前八易其稿，緬因農場的動物在書中一一登場

假如沒有1938年移居緬因農場的決定，假如不是因為凱瑟琳長期擔任《紐約客》兒童文學評論而讓家裡堆滿童書稿件，懷特很可能不會寫那三本童話；然而，曆史的真實性最難追溯，更何況假設。因為在《紐約客》之前，他的文字最早見諸兒童文學雜志——《聖尼古拉斯》（九歲時，他就在該雜志上發表了關于小老鼠的詩歌，《聖尼古拉斯》的作者還包括馬克·吐溫、史蒂文森和吉普林），而夢見斯圖爾特（鼠小弟）也早在1920年代；另外，懷特父親帶領全家在緬因湖區度過的難忘的1904年夏天，以及懷特的哥哥、景觀建築學教授和垂直花園（即植物牆）的發明者斯坦利·懷特對兒童時代的E·B·懷特在閱讀和探索大自然方面的啟蒙，都讓三本童話的寫作看起來勢所必然。曆史往往出自偶然事件，但有時又很符合邏輯。

1938年，在懷特的堅持下，一家三口從紐約移居緬因州的北布魯克林農場，同期他在《哈珀》雜志開設随筆專欄“人各有異”，直到1943年因“二戰”原因重返紐約。四年半的農村生活——與動物們、獨木舟和自然界的朝夕相處，同時為了專欄的持續寫作，他規定自己“每天九點到十三點，要與書房寸步不離”，均成為懷特和全家日後珍貴的理想記憶。其理想程度，極似荷爾德林詩句所言，“人充滿勞績，但卻詩意地，/栖居在這片大地上”。

《哈珀》雜志的專欄見證了這段緬因生活對懷特的深長意味，并旁觀着其如何将“1942年的農場指标——四千打雞蛋、十頭豬和九千磅牛奶”，演化成1945年的《精靈鼠小弟》、1952年的《夏洛的網》和1970年《吹小号的天鵝》三本童話。

作為美國童話作者，比懷特小幾歲的著名的蘇斯博士要更貼近兒童，也就是說，懷特寫了三本被出版社認為不那麼“标準”的童話，但他堅持認為有必要那樣寫，尤其是《夏洛的網》中關于蜘蛛夏洛死去的标題文字，以及《精靈鼠小弟》沒有交代結果的結尾。他說，“我讓斯圖爾特處于自己的探尋中，目的是為了表明，追尋比發現更加重要，旅行比達到目的地更有意義。或許，在一本兒童書中寫下這個想法太過缥缈，不過，我還是寫了”；這讓人多少聯想到安徒生，他的童話深刻地涉及了生命的無常和愛情之痛，因為他是為了将很快長大的孩子和孩子背後的大人所寫。

《夏洛的網》結尾處讓讀者真正面臨的并不僅是夏洛的死，更是生命到底是什麼的問題。懷特在出版前八易其稿，緬因農場的動物在書中一一登場，而對蜘蛛夏洛的所有描述，則來自于懷特長時間的悉心觀察和向蜘蛛研究學者的專程請教。事實上，對蜘蛛的喜好，早已在他1929年新婚不久寫給K的少見的情詩《自然史》中出現，蜘蛛是整首詩裡唯一的意象。

他不在乎“最”和“偉大”這樣的字眼，隻關注讓自己浮想聯翩、心潮澎湃、讓打字機進入狀态的東西

1957年，因懷特對緬因的眷念，凱瑟琳卸下《紐約客》小說主編一職，兩人終于定居北布魯克林農場；“定居”——用夏洛的話說就是，“大部分時間都可以靜靜地呆着，不必滿世界亂跑。當我一眼望去，就會發現什麼是好東西”。同年，在前往緬因之前，懷特用《告别四十八街》一文揮别了他的紐約以及之前30年住過的八個紐約寓所，包括“有流水和良好植被，在綠寶石沙龍和聯合國總部之間”的龜灣花園，而他統稱它們為“栖身之地”。

可是，1960年之後，凱瑟琳的健康一直堪憂，最後等着的隻能是永别。1977年，凱瑟琳因心力衰竭去世，結婚近48年的懷特失去了K，“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現在是身處地獄邊緣……”，即便是第二年獲得了普利策文學獎，他仍這樣寫道，“沒錯，凱瑟琳當然會為我獲得普利策感到高興，可沒有了她，生活對我已無甚意義……她就是我此生最大的獎勵，我竟能獲此大獎，早已心存敬畏”。沒有了K的懷特，一個人在緬因農場整理書稿、寫書信，也繼續孵蛋；他認為一個蛋是最完美的東西，因為它蘊含着生命。《吹小号的天鵝》裡的路易斯從一個天鵝蛋裡出來，由緬因營地起飛，一路掠過紅石湖、波士頓和費城，幾乎飛在整個美東的上空。《夏洛的網》以蜘蛛之死解釋生命的意味，《吹小号的天鵝》則将生命置于更為複雜和絢爛的背景。

79歲時的懷特形容自己始終不能擺脫自認為一個19歲小夥子的形象，而厄普代克對他的印象是“脆弱的聖人，《紐約客》傳奇的活生生的見證”。1985年10月1日，懷特逝世于北布魯克林農場，名列美國文人殿堂。10月4日，《紐約時報》發表訃告，“如同憲法第一修正案一樣，E·B·懷特的原則與風格長存”。

作為一系列文壇至高榮譽的獲得者，E·B·懷特被稱為“美國20世紀最偉大的随筆作家和文體家”，但素來謙遜的他應該會建議把“最”和“偉大”的字眼去掉，用英語“writer”的直譯似乎更符合他的風格，即一名寫作者，而這名寫作者“應該關注任何讓他浮想聯翩、讓他心潮澎湃、讓他的打字機進入狀态的東西”。（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作者：王方（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編輯：王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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