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現代人的性愛觀念，很多人都問過一個問題，精神出軌和肉體出軌哪個更可怕?在我國唐朝時期，唐代人要求的節婦隻是對肉體的貞操看得比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軌，好像還是一件風雅事。恨不相逢未嫁時，就是唐代婦女對待精神出軌的真實寫照。

　　唐代婦女的貞操觀念是比較淡薄的，不過這個淡薄，并不意味着沒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裡頭，還是非常強調的，因為關乎社會風氣好壞的問題，典型總是要樹的，像李世民登基後即在《即位大赦诏》中明确表示：節義之夫，貞順之婦，州府列上，旌表門闾。可見唐朝立國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員每年都要将貞女烈婦的先進事迹上報。當然，和後世不同的是，這種彰表不僅僅局限于女性，對于節義的男子也一視同仁。

　　再來看《新唐書?列女傳》，文章一開頭就寫道：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雲。

　　在談完了大道理之後，所數的第一個典型是一個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逾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俪他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歲時朔望裴緻禮唯謹。居不禦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發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爾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這個故事應該是唐代比較極端的例子了。為了守節，裴淑英選擇了用割耳自殘的方式來表明心志，不過卻在保姆的阻攔下沒有成功。要是換到明代，十個保姆阻攔也沒用，因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這點，我在下本書中會談到)。當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廣記》就記載，唐朝衛敬瑜的妻子年紀十六歲時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決不改嫁。

　　此女的生平事迹其實不詳，不過，從詩篇的内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時是個容顔極美的女子，出嫁之後，可能是夫君外出不歸，一直獨守空閨，有一個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闖入其家，程長文甯死不從，以至于血濺羅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這個登徒子沒有得逞。可能在掙紮的時候，防衛過當使得登徒子受傷的緣故，她居然被抓進了官府。在監獄之中，悲憤難抑的程長文寫了這樣一首長詩托獄卒轉交給長官。

　　當然了，這種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現代，我們也還是提倡的，畢竟還是關乎婦女本人的個人意志。僅僅把着眼點放在守貞守節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為訓。

　　其實，唐代的烈女對貞節注重起來當是在中唐之後，這種注重和儒家大師韓愈等人提倡的複古潮流不無關系。由于藩鎮割據，中央政府如何與藩鎮争奪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諸武力解決，如憲宗的元和中興，可惜昙花一現，之後隻能依賴意識形态領域的高調宣傳了，宣傳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韓愈對玄宗時期堅守睢陽的張巡的推崇。對男子要求盡忠盡孝，那麼相應地，對女子的要求則是守貞守節了。

　　我們這裡不妨來看看韓孟詩派(韓孟詩派是中唐時期與新樂府運動同時崛起的一個影響較大的詩派，其代表人物是韓愈、孟郊)的領軍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學家的氣息了。

　　貞婦貴徇夫，舍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聽去鶴言，哀哀七絲弦。(《去婦》)

　　然而這位唐代被虛拟出來的節婦，到了明清時代，就一點也不節了，因為一個真正的節婦，是連精神也不能出軌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詩人甚至很不着調将該詩改寫成：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涕漣漣。(《續還珠吟》)

　　隻是，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說，唐汝詢、賀贻孫、沈德潛三個人都是老頑固、保守派、反動文人。因為我們如果拿我們今天的觀點去看明清人的時代觀念，正如他們拿他們那個時代的觀念去看唐代，又有什麼兩樣呢?

　　畢竟世易時移，替古人擔憂發愁反省諸如此類的事，我們大可不必摻和，不然讀書讀成一個道學出來，就太無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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