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恐慌：整肅性道德的最後武器

　　潘綏銘

　　1994年，我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告，運用分層等概率的随機抽樣方法揭示了：在北京市所有正規高等院校的全體男女大學生中，至少有9％左右的人已經發生過陰道性交。後來，新聞界的朋友告訴我，國家教委某司的領導，部分地依據我的調查數據，決定從1995年9月起，在上海和鄭州的大學裡，開展預防艾滋病教育的試點工作。朋友們說，你的研究終于産生社會效益了。這真讓我哭笑不得。因為我恰恰不同意目前中國這種散布恐慌的“教育”。

　　進行預防艾滋病的教育無疑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确的，但是關鍵的問題是：第一，出于什麼樣的目的而進行教育？是真的為了使人人都健康，還是為了整肅性道德？第二，用什麼來進行教育？是用準确的科學知識，還是用人為地誇大的恐慌？

　　一、艾滋病是“體液傳播”而不是“性傳播”

　　從根本上來說，艾滋病病毒的傳播途徑，其實隻有兩個要素：第一是病毒攜帶者排出了體液（主要是血液、精液和其他分泌物）；第二是另一個人出現了破損。因此，我們現在所大肆宣傳的所謂“性傳播”途徑，其實歸根結底也同樣是由于體液進入破損，才得以傳播的。

　　在陰道性交中，隻有帶病毒的體液通過女方的子宮内膜，或者雙方的任何破損處而進入另一方的體内；病毒才能夠傳播。

　　在進行肛門性交時，雙方都比較容易出現微小的破損現象，結果體液才能進入另外一方的體内。

　　總而言之，如果沒有體液這個中介物，如果雙方都沒有絲毫破損，那麼艾滋病是不可能傳播的，無論你搞什麼樣的“性技巧”，無論你更多少個人搞；都不可能傳播。

　　可是由于存在着艾滋病恐慌，甚至是由于一些人故意散布這種恐慌，許許多多其實一輩子都不可能“性亂”一次的中國人，卻被“性傳播”吓得要命。有的人甚至連被性服務小姐摸了一下手，也要連續做3次化驗。可是與此同時，他們卻坦然地接受輸血與注射或者針灸，從不去查看一下消毒工作怎麼樣。

　　這是誰騙誰？

　　二、通過性交來傳播艾滋病的概率是很小的，

　　而且避孕套無疑就是預防艾滋病的安全套

　　按照我國目前的某些宣傳，似乎隻要跟病毒攜帶者性交一次，就必然100％地被傳染上艾滋病。其實，即使不使用避孕套，通過陰道性交傳播艾滋病的概率隻有500分之一。如果使用避孕套，傳播概率就隻有10萬分之一！

　　10萬分之一的概率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它低于全世界10年之内的飛機失事概率，低于北京市一個月裡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低于許許多多種一般疾病的傳染率。或者這樣說：一個人即使從15歲開始就跟一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進行陰道性交，那麼到65歲時，即使平均兩天就性交一次，最多也不過性交9125次。如果每次都正确地使用避孕套，那麼被傳染的概率隻是接近10分之一。但是我們中國人都知道，實際上不會有這麼傻的人，因為我們的宣傳已經把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描繪成惡魔和殺人犯了，誰會有如此強大的愛情？

　　與此相對照，母親傳播給嬰兒的概率是五分之一；共同使用一個針管或者針頭的傳播概率是50％以上；而輸入病毒攜帶者的血漿，被感染的概率就會更高，甚至近乎無一幸免。

　　該預防什麼，還用多說嗎？

　　我們的大多數宣傳和教育，僅僅把性傳播這一條途徑作為傳播艾滋病的最大危險。那麼，我想問問：宣傳者們知不知道，那一袋袋輸進人們體内的血漿，究竟有多少曾經做過艾滋病病毒檢驗呢？尤其是，究竟有多少人由于賣血而被傳播了呢？我也想問問，一次性使用的注射針頭，在多大範圍内推廣了呢？這些，難道就不會傳播艾滋病嗎？尤其是，如果一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來獻血或者打針呢？

　　當然，在陰莖插入肛門的性交中，傳播艾滋病的概率要遠遠高于500分之一（确切的概率目前還沒有确定下來），因此西方的艾滋病首先是在男同性戀者當中傳播開來的。但是我們的宣傳教育卻尤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不敢講清楚肛門性交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更不敢講它為什麼會更容易傳播艾滋病，尤其不敢講為什麼會有人喜歡它。因為要說清這一點，就不得不講“性行為細節”，而這被認為是下流的，甚至是犯法的。

　　可是，如果我們的宣傳還不敢講透這個問題，卻一味地鼓吹傳統性道德，希望人們“戒隐”，那才是對民族的犯罪。

　　三、防病背後的社會原因

　　在人類曆史上，任何一種疾病的威脅都可以被某些社會力量加以無限誇大，然後用來達到他們自己的另外的目标，而他們的旗号一定是最善良的。

　　19世紀的西歐，梅毒曾經一度猖獗。于是許多人打着“醫學”與“防病”的幌子，發動了一場持續的“道德整肅運動”。到19世紀70年代，這股社會勢力終于推動英國政府正式發布了《反傳染病法》。可是，這是真正的挂羊頭賣狗肉。當時的人都知道，它其實完完全全是一個禁娼的法律，而且最主要的并不是為了人民大衆的健康，而是因為娼妓的泛濫和梅毒的傳播，曾經極大地削弱了大英帝國海陸軍的戰鬥力，延誤了殖民擴張的幾次戰機。例如1857年印度發生大規模起義的時候，由于梅毒作怪，英國本土居然派不出足夠的援軍去鎮壓，使得印度險些獨立。

　　可是曆史卻告訴我們，真正把梅毒的危害控制住的，并不是這種道德整肅運動，而是20世紀初發明的“六0六”藥粉，是30年代發明的青黴素。真正迫使娼妓減少的，也不是這種道德整肅運動，而是它的對立物－－60年代開始的性革命；因為性革命之後，買淫的男人極大地減少了，妓女才會因為賣不出去而不得不減少。

　　中國人是在最需要的時候聽說艾滋病的。80年代後期，一場性革命已經在中國出現，凡是沒有閉目塞聽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它的到來。但是某些社會勢力已經沒有任何象樣的理論可以批判它了，也沒有什麼切實可用的措施能夠阻止它了。千鈞一發之際，西方出現了艾滋病，有些中國人馬上把它命名為“愛資病”。接着，中國也發現了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盡管當時隻有幾例，盡管到現在仍然主要是吸毒者，但是幾乎一切輿論都如獲至寶，拚命地在性道德上做文章（可惜到現在也拿不出足夠的證據）。整肅性道德的最後一線希望，全都寄托在艾滋病的“性傳播”身上了，因此才會有如此大規模的、與真實發病率如此天差地别的、人造的“恐艾症”。一些人大概恨不得大聲疾呼：隻有當和尚與尼姑才安全！

　　可惜，國際上早就有了研究成果：恐慌越大，人們就越可能更快地識破其虛假，然後就會加倍地掉以輕心或者滿不在乎。艾滋病恐慌很快也會走到這一步的。即使是在今日，散布恐慌對于預防艾滋病也沒有絲毫的益處，反而會使它更加容易傳播。

　　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某個南方邊境地區的農民，已經被傳染上了艾滋病病毒，那麼在目前這種“艾滋病恐慌”的氛圍下，他會怎麼辦呢？他的所有鄰居都會躲他遠遠的，不但不會跟他握手，而且不會跟他說話（其實這兩種途徑都不會傳播艾滋病）。他去過的廁所再也不會有人去，他用過的碗筷再也不會有人碰一下（其實僅僅是皮膚接觸也不會傳播艾滋病）。他既不能去鄉鎮企業上班，也不能參加任何集體活動，連耕種自己的田地，恐怕也有人暗中監視，生怕他跨進别人的地界。還有人會勸他的老婆離婚、子女出走，甚至連他的老婆孩子也一起“隔離”。

　　于是他隻能隐名埋姓、遠走他鄉。即使政府對他強制隔離，但那畢竟不是蹲監獄，他如果想逃，實際上很容易。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他死也不會說出自己已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他可能又跟别人性交，而且不使用避孕套。最要命的是，他可能坦然地去賣血，可能跟别人使用同一個注射器去吸毒，他的妻子可能懷孕和生育。這樣，通過體液傳播的途徑，他就把艾滋病病毒傳播到了一個新的地區。

　　反之，如果他原來的鄰居們都知道，隻要避免體液傳播途徑，艾滋病實際上是無法傳播的；如果他們不那麼恐慌，不那麼神經過敏；那麼那個被感染者就完全可以跟大家相安無事。艾滋病病毒也就不會自己跑到别的地區去。

　　道理就這麼簡單。已經被感染的人，不管他們過去是對還是錯，都隻是病人而不是罪犯。恐慌隻能使他們隐瞞實情、拒絕檢查、逃避隔離、抵制教育、遠走高飛；甚至會使他們産生報複社會的行為。如果我們真的是想控制和預防艾滋病，散布恐慌豈不是搬石頭砸腳？

　　因此，從真正預防的角度來說，與其花錢費力地去吓唬每一個人，還不如把精力集中到那些“高風險人群”上；與其徒勞地指望青少年會因為害怕而減少性行為，不如鼓勵他們更多地使用避孕套；與其讓政府出面，最終損害其威信，不如發動民間力量來實現階層制約和社區抑制；與其把病毒攜帶者當成公敵，不如真正讓他們還原為病人。

　　至于用艾滋病恐慌來整肅性道德，我隻想問一句：艾滋病隻不過是一種病毒性疾病，病因與傳播途徑都非常清楚，降伏它肯定比攻克癌症要容易得多、早得多。到那時，還會有什麼别的武器嗎？

　　注釋：本文所引用的關于艾滋病傳播的概率，均引自《美國人的性生活》一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該書的美國作者已經在書中論述了，隻有這些傳播概率才是真正經過科學驗證的。其它一切關于容易傳播的說法，都是人們的想象，或者是個别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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