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病了。他們卧床不起,情緒沮喪,甚至崩潰和自殺。他們需要依靠安眠藥、鎮靜劑和抗抑郁藥來抵禦這個悄然襲來的“灰色殺手”。這就是“21世紀最流行的情緒疾病”—抑郁症。
6.87%的人患病,62.9%的患者不治療。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發現,全球抑郁症發病率約為11%。抑郁症目前已成為世界第四大疾病,預計到2020年它可能成為僅次于心腦血管病的人類第二大疾患。
早在18世紀中葉,人類就知道存在一種以情緒低落為主要特征的病。随着人類對這類疾病認識的加深,世界衛生組織于1948年修改了健康的定義,認為“健康”必須是一個人在軀體、心理、社會适應上的完滿狀态。國際社會對健康标準的重新認識已經延伸到臨床醫學領域。目前美國的一些醫院已開始實行軀體專家、心理專家、社會學專家同時為一個人看病的接診制度。
改革開放以後,随着各種信息的不斷傳入,中國逐漸意識到抑郁症的存在。2003年,專家采用國際通行标準,組織進行了一次“北京市抑郁障礙社區流行病學調查”。這項調查現在被認為是目前中國最可信賴的抑郁症調查。在北京市,抑郁障礙的終生患病率,也就是一生中得過一次抑郁症的為6.87%;時點患病率,也就是調查時正患抑郁症的為3.31%。但是,國内抑郁症就診率卻不高。抑郁障礙患者從未就醫者高達62.9%,也就是說,大多數患者仍未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抑郁自殺率
國内一項針對自殺和自殺未遂現象的調查表明,6成的自殺死亡者和4成的自殺未遂者患有精神障礙。在各種精神障礙中,抑郁症數量居第一位。也就是說,在自殺的各種原因中,抑郁症是罪魁禍首。
值得一提的是,國外的自殺,一般是城市高于農村,男性高于女性。中國恰恰相反。在農村,青年女性自殺的數量幾乎是城市女青年的5倍。專家認為,導緻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社會,特别是農村,主流文化仍是男權文化,被覆蓋在“男女平等”的表皮下面。我們的文化、制度、法律設計對于女性權益的保護,與西方發達社會相比,至少落後了100年。而農村相對落後的醫療條件加上唾手可得的劇毒農藥,讓患有抑郁症的婦女更容易自殺。
高校:23.66%的抑郁症患病率
大學生因為心理問題由家長陪讀在京城已不鮮見,而連年發生的大學生自殺事件更成為象牙塔内的噩夢。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北京地區高校學生自殺身亡的有19名,2005年15名,2006年9名。導緻很多大學生自殺的元兇就是抑郁症。
另一個調查更讓人對大學生的精神狀況擔憂。2006年12月,北京市團市委和學聯共同推出的報告顯示,北京地區大學生抑郁症患病率達到了23.66%。
主因
“現代社會日益加劇且無孔不入的競争機制,是抑郁流行的原因之一。”專家指出,現代社會由于傳媒的力量,使得盡管比爾·蓋茨與我們遠隔重洋,但他的富裕程度卻無人不知;使得超女們的成功也時時牽動着人們的神經。各種誘惑成為當今社會随處可見的浮躁心态的成因,浮躁程度的加深則演變為焦慮和抑郁。
科技進步使工作失去了邊界,是抑郁流行的另一個原因。各種通訊手段,如手機、電子郵件、QQ等随時随地可以找到你,并把你和工作聯系起來。另外,工作已經不像傳統工業的生産線那樣明确,更不像計劃經濟下一張報紙一杯茶那樣悠閑,工作變得越來越複雜。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說,21世紀的工作是一種智力工作,人們甚至不知道工作從哪裡開始,到哪裡結束。從業者對自己工作的掌控水平在下降,但老闆對績效的要求卻在提高。于是,太多的人感到身心耗竭。
2006年,美國《财富》雜志對中國的中高級管理人員做過一個調查。被調查者中,覺得自己壓力過大的人超過70%,20%的人出現明顯的“職業耗竭”。
發達國家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經過了很長的過渡期。而中國卻是“啪”的一聲就跨入了高速旋轉的現代社會,從國家到個人準備都不是很充分。
社會和個人的準備不足還表現在人們對收入差距拉大的焦慮,對法制不健全的焦慮,對公共安全和社會變遷的焦慮。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存在社會“斷裂”與“失衡”,這正是抑郁這種社會病在中國蔓延的深層原因。
而大學生們成為抑郁症高發群體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學生生活在比較與落差中。學生中的“貴族”對貧困生是一種“比較”;女生樓前排隊的高級轎車對沒車“理睬”的女生是一種“比較”;同居的俊男靓女對單身漢們是一種“比較”;而更為現實的就業“比較”更讓許多學生變得或自卑,或功利,或者幹脆失去了對社會公正的感覺。“80後”獨生子女大學生的依賴、自尊、敏感和特立獨行等性格特征,更讓他們對“比較”結果的反應強烈。
附
絕大多數時間感到悲傷或情緒低落;對大多數活動失去興趣;體重或食欲發生變化;睡眠不好;坐立不安、急躁或易激怒;疲勞感;内疚、無價值感或無助感;集中注意力困難、記憶困難或猶豫不決;反複出現死亡或自殺的想法,覺得自己還不如死了好……
如果你在過去兩周或更長時間内同時存在上述幾個症狀,最好立即去看心理醫生尋求幫助,不要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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