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似懂非懂的斷章取義

　　一邊是七招八法九秘訣等你實踐

　　性亂相時代的我和你

　　“大衆傳媒的話語霸權，專家們一談性知識，大家上床都不會了，都不知道第一下該摸哪裡了？我以前也寫過很多這樣的文章，這是不可饒恕的罪，我要謝罪。”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有着“中國性學第一人”名号的潘綏銘在一次論壇上這樣說。

　　兩年之後的今天，他與他的團隊公布了橫跨6年時間的社會學調查《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系：2000-2006》的調查結果，登錄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網站，你就能看到所有的調查簡報，标題有《預防艾滋病的福音：安全套使用率激增》、《中國人：性與愛的發育》、《夫妻性愛：滿意≠滿足》……這一次，潘綏銘用科學的方式來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與此同時，另外一種“專家談性”則招來了一紙禁令。9月5日，四川省内兩家廣播電台因為制作播出渲染性生活、性經驗、吹噓性藥功能等内容，被國家廣電總局責令停播，各級播出機構也同時被嚴禁策劃、制作類似欄目。一時間争論者衆，但有一點是各方都基本認可的：性不是不能談，但不要是這種講法。

　　其實，中國人早已過了談性色變的歲月，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電影電視作品無不以誰誰裸身出鏡作為炒作首選，圖書出版從“身體寫作”到“下半身寫作”都在一路狂奔，網站增加點擊量的手段極簡單卻很實用：美女圖片＋勁爆标題，時尚雜志則把三教九流的作者都招來開辦兩性版面，寫着似懂非懂、亦真亦假的文章來教導讀者如何提高性愛質量，讓性生活充滿情趣。

　　于是，中國人對性的認知在台前和幕後就被劃分成了兩個場景：一邊是似懂非懂的，斷章取義的，大衆媒體不敢明目張膽介紹的，每個人隻能自己偷偷摸摸地，通過音像制品或色情讀物自學成才的；一邊是時尚達人和标榜國際化的雜志們，他們最喜歡倡導事事要與國際接軌，變着方法湊出《酒吧勾女36計》、《20種讓他不可自拔的激情秘笈》……恨不得天天都有七招八法九秘訣等你實踐，說得不像人話，幹得不像人事。性成為了時髦話題，卻與普通人的生活無關。

　　當全社會“空前廣泛、強烈、普遍、五花八門”的性暗示和性展示就這樣撲面而來，讓之前連性知識ABC都還沒搞清楚的人們馬上迷失了方向：各種技巧是不是别人都已經有了嘗試？各種體驗似乎隻有自己沒有經曆？每個人都開始為了自己在這場性生态變革中的位置感到焦慮，去找那些号稱“新女性袒露真性情”的小說來看，然後開始擔心“如果我的妻子和女兒是這樣該怎麼辦？”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如此的性現狀？是随波逐流還是故步自封？是身先士卒還是穩紮穩打？每個人都竭力在變化中的社會性生态裡重新确認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卻因為缺乏參照物與道德标準而感到焦慮與迷茫。焦慮源于恐懼，恐懼來自無知，隻有在一個性不再壓抑，情愛允許溝通的社會中，當一切都不再會被誇大、扭曲、屏蔽、斷章取義的時候，性才不會被當作牟取利益或者吸引眼球的工具，而是成為社會和諧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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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标準過時了，新标準卻不存在

　　潘綏銘 所有人都在說話 所有人都沒在聽

　　從調查數據來看，一夜情還隻是一個非常小的比例，但是沒人關心這個，他們就是覺得既然别人都這麼幹了，自己就是落伍了、吃虧了，那就先别管它對錯了，自己也幹了再說吧。

　　結束采訪的時候，潘綏銘說：“今天是這輪關于這個調查的最後一個采訪了。” 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的他，已經習慣了因為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言論，總會不時吸引來一波波公衆與媒體聚焦的視線。

　　他在網上被網友們稱作“千年老妖”，還被總結出了衆多經典語錄：如“愛情是最大的艾滋風險因為信任是愛情的起碼條件，因為信任所以不采取安全措施”等，還有和這次專題很貼切的一句：“不是不能看黃色錄像，而是要教會大家怎麼看黃色錄像，不要看了就對自身産生焦慮，看了李連傑你就能飛那麼高嗎？”

　　在這一次由他主持的《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系：2000-2006》調查中，包括了艾滋病與性病、、社會婚前性行為、大學生性狀況、夫妻性關系、中國人性行為革命等多方面内容。在全國範圍内20－60歲的6010人被随機選中，參加了面對面的訪談調查，他自信地說：“我們的實際調查對象應該是7553人，應答率是79.6%，約有1500人不願意來。不過這個應答率在全世界來說，可以排第一。”

　　在潘綏銘眼中，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在經曆一場從性保守、性壓抑到性開放的革命性轉變，落實在學術研究中，就是一條明顯的上行曲線。和我們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裡，所經曆的衆多事物一樣，在這個劇變的過程中，充滿了冒進、浮躁與支離破碎的诠釋與傳播。當“性”不容分說地從一個科學話題向時尚話題演進，卻留下了更多人站在缺乏标識、模糊不清的地帶裡，瞻前顧後，哭笑不得。

　　采訪

　　青年周末（以下簡稱“青周”）：您在報告中寫道，全社會在性問題上的眼球效應和躁動，造成了人們在自我認同上的焦慮感，能解釋釋一下這段話的意思嗎？

　　潘綏銘：所謂焦慮，可以說是一種自我懷疑，或是自我定位的喪失。

　　我們在生活中會接觸到各種各樣關于性的信息，比如“花心男人”或者“一夜情”，無論你走到哪裡，發現大家都在大張旗鼓地談論它們，這時你就會想了，怎麼人家都知道了呀，是不是好多人都這麼幹了？事實上從調查來看，一夜情還隻是一個非常小的比例，但是沒人關心這個，他們就是覺得既然别人都這麼幹了，自己就是落伍了、吃虧了，那就先别管它對錯了，自己也幹了再說吧。

　　人們對性的焦慮，或者自我懷疑，是因為我們在關于性的很多問題上，老标準早就過時了，新标準還沒有建立起來。于是所有人都在說話，卻分不清誰說的話是對的，也沒有人在聽，就算是對的，也全都被淹沒了。

　　青周：什麼樣的人更容易産生這種焦慮呢？

　　潘綏銘：主要是現在的年輕人。生于70年代之前的人，他們的青春期已經過了，基本都了解性是怎麼回事，可能還無知，但不會迷茫了。他們知道一夜情之類的事情不适合自己，是懂得拒絕的。

　　而70後、80後們，他們還不知道什麼是适合的，那麼就全都要吧。他們打小沒有革命任務，成長環境寬松，海量的信息獲取——現在上網搜什麼沒有呀？但問題是，看了聽了那麼多之後，他們反而迷失了，雜志裡教的談戀愛的辦法哪個管用？網上寫的故事到底哪個是真的？沒人知道，大家隻能再接着繼續攀比、猜測、懷疑、焦慮……

　　青周：你覺得我們應該做點什麼來應對這樣的焦慮呢？

　　潘綏銘：應該是分三個層面的，政府、民間組織、個人。在性的問題上，政府會比較難管，性屬于個人私密，政府管不好就變成“喊口号”，因為我們通常隻會和熟悉的朋友、親人談論這種話題。

　　分散的民間組織應該起到更大的作用，互信互助互相解答問題，比如現在預防艾滋病的民間組織在中國的效果就很好。

　　最終的解決方向，應該是性的私人化：每個人都明白性是怎麼回事了，每個人在性問題上的内心标準和道德标準趨于統一，大家都知道了自己和别人的位置，就不會再有人迷茫或者焦慮了。就比如現在的北歐，這一點連美國人都還沒有做到。

　　在此之前，我們需要經曆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時，交誼舞在中國都算淫穢，現在沒事了，過去的人聽到“做愛”這個詞都要掩耳朵，現在都接受了，社會開化總是逐步的，沒有别的辦法。

　　紙面上的欲望革命

　　潘綏銘眼中的《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系：2000-2006》

　　關于婚前性行為：關注那些“無婚無性”的人

　　2000年，在所有未婚者中，已經發生過性交合的人是32.6%；到了2006年，增加為51.4％，每年平均增長7.9％。

　　2006年，男性未婚者的婚前性行為發生率（57.6％）比女性多出13.5個百分點，但是在2000－2006年的6年中，女性發生率平均每年增加17.7％，遠遠高于男性5.3％的增長率。

　　從受教育程度看：在沒上過學的人中，發生率為20.5％，在過去6年中平均增速為34.4%；大專與大學文化程度者發生率為58.5%，年增長率僅為1.5％。

　　從收入水平來看：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婚前性行為發生率每年平均增長25.9%。反之，在收入最高的那10％人口中，每年僅增加2.0％。

　　在18－21歲未婚者中，婚婚前性行為發生率為15.0%，再高出一個3歲組是39.0％；下一個3歲組是58.7％；到27－29歲組則是73.0％了。

　　潘綏銘說：

　　中國現在的法定結婚年齡（男22歲，女20歲）是整個人類曆史中最晚的，我們卻總是盯着那大約15％的在法定婚齡之前發生性關系的年輕人，為什麼不來多關心關心那些27％的超過27歲還“無婚無性”的人們呢？

　　在這27％中主要包括兩類人：民工和高級白領。民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弱勢群體。高級白領則是因為工作壓力過大，首先就要整治那些大老闆——賺錢可以，你總得給員工留點時間解決生活問題吧？

　　普通人的“性愛婚”是統一的，但對于這27％的人來說，這三者卻很可能因為現實的困境而分離——先解決性還是先解決愛？這又會引發出一系列的問題。

　　關于艾滋病：認知的矛盾

　　在對四個有關預防艾滋病的常識性問題的回答中，在2000年，隻有7.3％的人全部回答正确，雖然其後每年平均增增長16.7%，但是到了2006年，全部回答正确的人也僅僅是18.4％。

　　其中：女性的全部正确率隻有15.2％；

　　46歲以上的人隻有11.8％；

　　上過小學的人是7.4％，而沒上過學的人則僅為1.4％；

　　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是8.6％；

　　收入最低的那10％人口的全部正确率是9.5％。

　　潘綏銘說：

　　很多情況下，人們的焦慮都來自無知。目前對于艾滋病的宣傳，強調艾滋病的普遍性與傳播必然性的太多，說清楚它的小概率的卻太少；搞得人人自危的宣傳太多了，成了社會性的“高危行為”。結果搞得較低階層的人們仍然不明所以，隻好用“與世隔絕”來保護自己，直接就把艾滋病患者認定是“道德上的壞＝身體上的髒”，在這種氛圍下，我們又去講什麼“關愛”與“愛心”，講艾滋病感染者其實并不髒，那麼聽衆隻能在心裡笑話你是個白癡。

　　關于大學生性狀況：大學生更開放？錯！

　　2001年大學生總體性關系發生率為16.9%，2006年增加為32.0%，每年平均增長11.3％。

　　2006年，男生的性關系發生率為36.6%；女生則是26.8%，但是從最近5年來看，男生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0.7％，而女生則是13.1％，女生明顯快于男生。

　　在将調查數據與全國總人口中18歲到23歲的非大學生進行比較時，結果發現：

　　1.非大學生的同齡人總體的性關系發生率是36.9％，比大學生還高出5個百分點。

　　2.非大學生中的男性的性關系發生率，與男大學生是幾乎一樣的。

　　3.非大學生中的女性，在性關系發生率上，比女大學生多出10個百分點。

　　潘綏銘說：

　　社會上總是有一種對于大學生，尤其是女大學生的性狀況的過度關注，這來自于一種“純潔假設”：我們總是在假設女性是純潔的，大學生是純潔的，那麼女大學生就應該更純潔了，什麼白衣飄飄、冰清玉潔之類的，于是隻要女大學生們有點風吹草動，大家就全都緊張起來了。比如一個調查結果，說10％的女大學生怎麼樣怎麼樣了，社會上就炸鍋了，可問題是另外的90％還好好的呀。

　　關于夫妻性關系：女性的欲望革命

　　2006年，在18－61歲的成年人中，28.7%對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滿意，61.0%的人表示比較滿意，10.3%的人人感到不太滿意或者很不滿意。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滿意程度，明顯低于男性：

　　對性生活非常滿意的女性（22.3%），比男性（35.0%）少了12.7個百分點，而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女性（14.6%），則比男性(6.0%)多了8.6個百分點。

　　潘綏銘說：

　　這是一種悄然的革命。在傳統社會裡，女性被要求在性生活裡消極、被動與順從，也就是所謂的“好女不言床上事”。

　　可是在最近6年裡，中國女性對于性生活的正面認識日益增加，使她們的期望更高，對現狀也就更加可能不滿意。雖然還很少有中國女性公開地要求自己的性權利，但是她們通過性生活滿意度這個渠道，曲折地表達出自己在欲望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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