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報》合成圖片：前景為3月7日，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醫衛界政協委員聯組讨論在北京二十一世紀飯店舉行，鐘南山委員（左一）、紹一鳴委員（中）、蔡威委員出席。背景為某醫院候診室。

　　盡管年複一年的探讨，使大衆對醫療體制改革“至今已覺不新鮮”，但恰恰是老生常談，才反映出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所面臨的困頓局面。所幸兩會期間大家暢所欲言，“問題都談清楚了，醫改就大有盼頭了”。

　　“萬家醫院相繼開，高樓大廈蓋起來。富人有錢住進去，百姓門外多徘徊。”“脫貧兩三年，一病到從前。”近年來，像這樣在民間流傳、反映老百姓看病貴、看病難的歌謠不絕于耳。2007年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在多家媒體進行的民意調查中，“看病貴、看病難”不出意料地位居“新三座大山”之首。繼而，又“順理成章”地成為兩會上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

　　醫療不公積重難返

　　鐘南山委員尖銳地指出，醫療公平性在我國體現得很差，社會地位高的人享有的公益性就高，地位低的人享有的公益性就低，沒地位的人就沒有公益性。他建議，當前醫療衛生事業改革要着眼于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衛生保健制度。

　　數據顯示，截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中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人員數達1.3億，僅占城鎮全體從業人員的1/3。飛速上漲的醫療費用，成為衆多城鎮無醫保人員的就醫之痛。對此，郝萍代表認為，解決工薪家庭、農民家庭“一人生病、全家緻貧”的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殷大奎委員列出的一系列數字更可佐證，我國目前的衛生醫療服務體系存在着嚴重的不公平現象。

　　1998年全國衛生服務調查顯示，我國87.4%的農民完全是自費醫療，37%的患病農民應就診而未就診，65%的患病農民應住院而未住院；至1989年，我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下降到隻有4.8%，直到1995年也隻恢複到15%； 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進行成員國衛生籌資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國位列191個成員國的倒數第四(188位)； 2003年，衛生部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患病群衆48.9%應就診而未就診，29.6%應住院而未住院，44.8%城鎮人口和79.1%的農村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城鎮職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約1.3億人，享受公費醫療人數為5000萬人；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據中科院調查報告)；另據監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各級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有40萬名幹部長期占據了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開支約為500億元。

　　對于這些現象，許多代表委員表示深有感觸。“現在不僅省、市醫院有幹部病房，甚至連一些縣醫院也設置了幹部病房。一個比一個豪華，一個比一個設施齊全。空調房、随叫随到的高級護工、專職廚師提供的飲食……”全國人大代表乃東紅日前強烈呼籲，醫院應取消幹部病房。

　　以藥養醫沉疴難除

　　現行醫療體制的種種弊端，主要表現為醫療費用高昂。“看病貴的一個主要原因，實際上是患者在用治療費維持着醫院的運營費用和職工工資。”北京醫院原副院長栾文民委員一針見血地說，自從國家把醫院推向市場，逐漸對醫院“斷奶”後，投入大大減少，醫院不得不在經營上下功夫，推出了各種激勵機制，其核心就是把醫務人員和醫院的收入挂鈎。

　　和瑞芝代表說：“目前大醫院藥品收入平均約占醫院總收入的５０％至６０％，一些基層醫療機構的這一數字已高達８０％至８５％。在利益驅動下，高價藥和‘大處方’成為醫院和醫生的必然選擇，而那些利潤少的降價藥，自然被打入‘冷宮’，最後從市場上消失。”

　　國家發改委近日公布的一項最新數據顯示，當前北京部分醫院使用價格較高的抗菌藥用量顯著增加，而廉價的青黴素類藥品用量卻大幅減少，從銷售數量看，青黴素注射劑已從10年前用量第二位，退居到目前的第十七位。這也成為群衆人均藥費負擔不斷上漲的主要原因。國家發改委表示，不可否認在利益驅動下，一些醫院願意開大處方、售高價藥的問題也是比較普遍的。

　　3月1日，國家發改委發出第22次藥品降價方案時，這場進行了10年的降價措施因為實效不大，已難以引起大衆的關注。

　　據了解，在發改委已經采取的２２次藥品降價措施中，約有1600多種藥品先後降價，降價總金額達500億元。

　　另一個引人深思的數字是：根據衛生部醫院統計數據測算，通過藥價加成，全國醫院每年的藥品加價獲利收入500多億元。也就是說，發改委窮１０年之功為老百姓降下的藥價，僅等同于醫院一年之利。肖建章委員認為，依靠行政降價解決“看病貴”已進入死胡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在日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坦承，藥品價格問題确實非常混亂。藥品虛高定價、打回扣、一藥多價、一藥多名等現象屢禁不止。确實有一部分藥品，在降價以後改頭換面，又重新把價格提高起來。馬凱認為，要真正解決藥品價格過高、過亂的問題，隻就價格論價格不行，如果不解決醫院的以藥養醫機制，不解決藥品生産、流通中的問題，不解決新藥審核注冊制度等一系列體制問題，“問題解決不了，群衆得到的實惠有限”，所以要靠綜合改革。

　　醫改亟待突破瓶頸

　　“醫院體制改革是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瓶頸’，醫院體制不改革，醫療衛生事業目前存在的許多弊端都無法解決。”栾文民委員尖銳地指出。關于醫院體制改革，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醫療衛生屬于福利性的公益事業，其“公益性”應主要靠政府而不是靠醫院來體現。建議醫院的運營經費和職工的工資均由國家承擔，而醫院的所有收入都要上繳國家，即收支兩條線；二是醫院體制改革盡管很難，但勢在必行，可以先做調查研究，選一些醫院試點，積累經驗，然後推廣；三是社區醫療服務是城市醫療的發展方向，是流行病監控的網底，社區醫療服務機構不能民營化，應實行收支兩條線，否則還會落入“以藥養醫”的境地；四是采取措施将大醫院的患者分流到社區醫療機構，如采取不經轉診，醫療保險不予報銷等辦法，以盡快實現分級就診。

　　“群衆對醫療衛生服務的不滿主要體現在醫院，而醫院的問題核心是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沒有改革。”衛生部部長高強７日在參加醫衛界聯組讨論時，在發言中強調了醫改的核心問題，與栾文民的觀點不謀而合。

　　高強認為，現在醫院運行機制方面的問題是政府投入不多，醫療機構以藥養醫、創收歸己的運行機制很難保證醫院的公益性。高強形象地說：“一方面要醫院創收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一方面又不能讓醫院創收太多，醫院很難找準這個點。”高強表示，創收不應該是公立醫院的職責，改革首先要讓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這一方面要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還要建立科學完善的醫療保障制度。

　　對此，鐘南山委員則表達了自己的擔憂：“醫改的核心歸根結底還是一個醫療衛生公益性有多大體現的問題。目前，公益性的定位并不明确。”

　　相比于醫院體制改革的複雜與觀望，作為平衡藥價、解決“看病貴”的一項重要舉措――基本藥物制度正在醞釀建立。據了解，這個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對列入目錄的藥品實行政府組織的定點生産、統一價格、統一配送。２００６年８月，國家藥監局公布了《第一批定點生産的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目錄》。２００７年２月，國家藥監局披露，我國已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定點生産企業和藥品品種，１０家大型制藥企業被指定生産３２種城市社區、農村基本用藥。

　　肖建章委員說，基本藥物制度既要體現社會義務，又要遵循市場規律。如何讓基本藥物的生産和銷售既能滿足生産者有利可圖，又能讓患者從中受益，是基本藥物制度能否順利實施的關鍵。(記者 張向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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