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年代，一位出身于英國諾丁漢礦工家庭的作家，不顧世俗輿論的非議，以飽含激情和熱忱的筆觸，創作出一部驚世駭俗的經典名著--被禁達30年之久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位作家就是被譽為20世紀英國乃至世界文壇怪才的D．H．勞倫斯。他筆下描繪的性超越

　　性，其實應該像吃飯、喝水一樣尋常，但是為什麼許多人把性當作一件特别的事兒呢?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是因為壓抑，也就是性禁忌。在歐洲中世紀，基督教禁欲主義一統天下，文學中基本沒有“性”，當時隻有一種文學當道，就是塞萬提斯諷刺過的騎士文學。這是騎士與貴婦人的愛情，雖然是婚外戀情，但是一種不以肉體占有為目的的純粹的精神之愛，更涉及不到性。維多利亞時期性愛隻出現在“地下小說”中，當時的“地下小說”相當有名，中國的王小波曾專門撰文談論維多利亞時期“地下小說”對于他創作的影響。20世紀初，弗洛伊德的學說興起，被推到中心位置。弗洛伊德認為，女人無性欲的觀念是維多利亞時代對女人性欲的一種扭曲。他的“泛性論”造成了好壞參半的影響，普羅大衆對于他的學說領會并不那麼全面，隻是将其通俗化。人們開始知道為什麼夢見爬樓梯就是想了，長滿草的山丘代表女陰，棍子等一切直的東西代表男性生殖器。藝術既然是性欲的升華，當時的文學自然也不甘落後，它終于找到了反映人性的最好武器--性愛。

　　D.H.勞倫斯以前所未有的、令人難以想象的詩意描繪了性愛。“‘性’與‘美’乃是同一件事，就像焰與火一樣。如果你憎恨‘性’，就等于憎恨‘美’。”--這就是他的名言。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講述了一個在今天看來依然大膽的偷情故事。克利福・查泰萊是英國的貴族，他參加一戰負傷後下半身癱瘓，不能過正常的夫妻生活。新婚燕爾的妻子康妮與他一同住在莊園，過着毫無生氣的日子。克利福開始寫小說，康妮也将一切欲望傾注在他的小說之中，但無法遏制她内心中隐藏的沖動，和一位搞戲劇的青年密克裡斯發生了短暫的性關系。而查泰萊男爵對于妻子的婚外情卻虛僞地視而不見，他甚至希望妻子能夠為他生下一個繼承人。他要求妻子可以有性，但不能有情。更不能把性作為生命的全部。這種狀況直到看林人梅勒斯的出現，他就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從最初純粹的肉體吸引到靈魂的相互碰撞，他們共同走向了對方。他們在林間小屋裡做愛，在大雨中赤裸地奔跑，康妮完美無瑕的胴體在綠色的森林中重新煥發了活力。他們用鮮花裝點彼此，自然中的性愛激活了沉睡的生命，也是對上流社會的所謂秩序和道德的有力鞭撻和反抗。在靈與肉的交融中，他們與自然融為一體了。

　　然而，反抗的結果是康妮發現自己懷孕了，她懷上了梅勒斯的孩子。在外出旅遊期間，她的好朋友得知她的情況以後，開始積極為孩子物色一個貴族父親，被康妮拒絕。但是當她回到莊園時，梅勒斯已經被迫離開，昔日的小木屋也不再是他們的樂園，帶着腹中孕育着的新生命，康妮與梅勒斯通信，她面臨着新的抉擇……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于1928年一面世，在英國即被定為“邪惡的标志”，勞倫斯亦在這部作品完成兩年之後溘然長逝。直到1960年，倫敦中央刑事法庭對企鵝出版社出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開始了控訴，控辯雙方就全書的文學價值及是否“淫穢”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企鵝出版社律師邀請了35位著名作家、出版家、評論家、神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名教授，其中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福斯特等出庭作證。經過6天的辯論，陪審團一緻認定企鵝出版社無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終于解禁，成為性解放黎明前的号角。

　　勞倫斯把性壓抑，尤其是女性的性壓抑全面解放出來。他所推崇的男女之間的愛具有兩重性，又是激烈摩擦的肉體滿足。他把這種愛形象地比喻為玫瑰，是盛開在人生大花園裡最鮮美的玫瑰。這種性愛中既有甜美的心神交流，又有激烈自豪的性滿足，是兩性之間靈與肉的互補、統一和和諧交流。在現實中，這種愛誠然是不容易實現的。而勞倫斯還是要把它提高到哲學的高度。他讴歌相愛的男女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獨立個體，他們誰也不依附于誰。他們之間的性既超越了肉體，更超越了愛情，是永恒的、不朽的，沒有厭倦和重複，更沒有猜疑和懈怠，永遠煥發着生命的活力和新意，從而成為宇宙永遠的法則。

　　勞倫斯對于性有如此高的期許，是因為他希望“通過調整男女之間的關系使人類從目前的萎靡不振中解脫出來”。當時的工業文明日漸發達，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禮教又依然強大，人們面對一個異化的世界，使人們疏離了自然屬性，日益異化為工業文明的附庸，從而使個人處在與社會、與自然、與他人甚至與自我相分離的悲劇地位。勞倫斯上承華茲華斯、愛默生、梭羅的浪漫主義傳統，他認為人類生活最偉大的意義和最高歡樂就是和宇宙生命結合在一起，男女關系是人類所有關系中最偉大最本質的關系，通過兩性間的性愛，最終能夠複活人類的生命力。

　　勞倫斯筆下的性愛要承擔如此的重任，顯然是過于沉重了，不僅不被當時的社會道德所容，即便是在今天，也隻是理想中的海市蜃樓。因為這種人與自然完全交融的性愛是與物質文明背道而馳的。文明即意味着對于性的禁忌，從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的那一天起，有了文明，同時也就有了禁忌，人類從此離開了自然的伊甸園。梭羅可以回到瓦爾登湖，然而查泰萊男爵夫人和看林人梅勒斯能到哪裡?“這不是真正的愛，這是尖銳得、灼熱的像火一樣的感官刺激，把靈魂也燒成火絨……”正如勞倫斯所寫，性愛之火奔湧、燃燒，最後的結果是悲壯的毀滅。不僅如此，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所演繹的性的浪漫化後來發展為轟轟烈烈的性解放運動，并于上個世紀60年代達到頂峰，從金賽、休・海夫納到亨利・米勒，泛濫的欲望導緻性與愛的分離，非但沒有解決文明社會的問題，而且連最早的性解放先鋒鄧肯後來也銷聲匿迹了。

　　“我們根本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因此我們不願驚惶自憂。大災難已經來臨，我們處于廢墟之中，我們開始建立一些新的小小的栖息地，懷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勞倫斯的性愛理想就是他的靈魂栖息地。盡管《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時代早已過去，但是翻開這部被社會道德塵封30年的情色禁書，我們的胸口仍能感到猛烈的撞擊。當然此時，你要抛開世俗和文明的機械而冰冷的束縛，才能仔細聽清那來自靈魂深處的溫暖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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