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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風北漸――民國初年南方畫家主導的北京畫壇（上）萬青力

　　【摘要】本文以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從史料出發的歸納法，鈎殘補阙，對分散、片段的有關北京畫壇的可見史料，進行了初步梳耙清理，分為上、下兩篇。上篇集中在當時的四位影響最大的領銜畫家；下篇通過三位南方畫家（人物、山水、花鳥各一位）在北京授徒，經三代、或四代傳承，分析北京畫壇形成過程及畫風逐漸本地化的原因。民國初年的北京畫壇，精英雲集，不同藝術主張、風格傾向彙聚，實際上形成了南風北漸，南方旅京畫家主導的局面。餘紹宋組織宣南畫社，陳師曾、姚華被尊為"領袖"，金城被奉為"廣大教主"，是促成北京畫壇建形成、确立的關鍵人物。北京畫壇（1928年以前）确立以後，第二代畫壇精英中本地或北方籍畫家迅速成長，成為北平畫壇（1928年以後）的中堅力量，呈現出南北交融的新局面。齊白石、黃賓虹兩位大師，終能脫穎而出；南張、北溥等名家風華一代，皆與民初北京畫壇的确立不無種種因果。本文拟揭開這段塵封半個多世紀的畫史之謎，探究地域繪畫界之間互動的文化與政治契機及其變數。本文為上篇。

　　本文将主要探讨：何以民國初期北京畫壇形成南方畫家主導的局面，其曆史動因、時代契機、及文化意義。覆蓋時間大緻限于1912至1936年之間，可分為兩個階段：（一）1912-1927，北京政府時期：主要探讨餘紹宋、姚華、陳師曾、金城對北京畫壇的貢獻；（二）1928-1937，北伐成功後民國政府遷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此時，雖然餘紹宋已經離開北平，陳師曾、金城、姚華先後去逝，但是北平畫壇已經确立，南方籍及北方籍畫家逐漸融合，陣容齊整，實力雄厚，人才濟濟。同時，北平書畫市場亦形成規模，南北交流更日趨頻繁。"南張北溥"、"齊、黃"等傑出畫家出現，皆與民初北京畫壇的崛起有種種不解因緣。從"舊都四家"說起

　　晚清時代，南方畫家因不同目的，到國都北京暫居，或以書畫結社，延譽交遊；或攀附權貴，以書畫謀生，曾留下過零星記載。如嘉慶、道光年間（十九世紀初）僑居北京的幾位姓朱的江蘇畫家，當時有所謂"三朱"之譽。①十九世紀後期，即鹹豐至同治年間，又有在京戶部作小官的無錫人秦炳文（1803-1873），與山東掖縣人張士保（1805-1879）、常州人汪棠（1799-1877）結"松筠畫社"。②秦炳文赴京之前，曾參與過上海"萍花社書畫會"的活動，因此秦炳文應是最早把上海書畫結社的方式帶到北京的南方人，或者可以看作是南風北漸之始。③但是，類似的畫家社團活動，如果與南方城市如上海、蘇州、杭州、南京、廣州等相比，顯然京城裡要冷寂多了。十九世紀京城裡的坊間職業畫師多不見記載，目前僅知有位"京門第一"的燈畫高手徐白齋（1777-1853）。④晚清宮廷之内的繪事活動仍在延續，無論是"南書房"詞臣或"畫院供奉"（如戴熙、徐郁、彭蘊章），還是"如意館承差"（如賀煥文、管邵安、缪嘉蕙等），雖然不乏名家巧匠，卻已經不能與康熙、乾隆時代相比，更不久随民國成立而終止。曾經頗得慈禧歡心的宮廷女畫家缪嘉惠（1842-1918），清亡時，已屆七十高齡，京人稱"缪姑太"，晚年居什刹海，得以壽終正寝，葬趙忠愍祠後。⑤在清宮如意館做過最後一任"司匠長"的畫師屈兆麟（1866-1937）,正好趕上中國曆史上由王朝到共和的翻天覆地之變。屈兆麟，字仁甫，北京人，1884年18歲時，進清宮造辦處如意館聽差，擅長工筆花鳥，後升至如意館"司匠長"。民國十三年（1924）11月，民國政府攝政内閣黃郛、馮玉祥下令，由北京警衛司令鹿鐘麟、警察總監張璧、北京大學教授李煜瀛出面執行，請遜帝溥儀出宮。從此，屈兆麟結束了長達四十年的宮廷畫工生涯，流入社會，靠賣畫為生，成為職業畫家。⑥兩位最後的"宮廷畫家"，正好在民國初期的北京相繼去世，存在了一千年的宮廷繪畫從此淡出中國美術史舞台。

　　同時，另一出時代戲劇已經在緊鑼密鼓中揭開帷幕。伴随着當年的"流行文化"，諸如京、昆、曲、雜，當年的"發燒友"、"追星族"流連不舍之戲園茶館，以及當年的"大衆傳播媒體"報刊、雜志、電台，北京畫壇也同時應運崛起，可謂占盡天時地利，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象。

　　"舊都四家"：在民國初年北京，如梨園中有"四大名旦"⑦;交際名流中有"四大公子"⑧；岐黃界有"四大名醫"⑨；書壇上有"四大書家"⑩等等；民國初期，北京畫壇也曾有過"舊都四家"之說。潘恩元《舊都雜詠》中有一首七言絕句，詠的就是北京畫壇四家："紹宋江湖還落落，芝田山澤更迢迢。琉璃廠肆成年見，滿地雲煙有二蕭。"（11）紹宋是指餘紹宋（1883-1949）,浙江省衢州人，民國初期作過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長。芝田是指宋伯魯（1854－1922），字芝田，陝西醴泉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戊戌變法時宋伯魯參與新政，與楊深秀聯名上書，彈劾禮部尚書許應馬癸守舊誤國，阻撓變法。新政失敗，楊深秀被殺殉難，宋伯魯逃出虎口歸陝西故裡，"山澤更迢迢"，暗示宋已經遠别京華。"二蕭"是指蕭俊賢（1865-1949），湖南衡陽人；蕭嵋（1883-1944），安徽懷甯人。"舊都四家"中，僅宋伯魯為北方人，而且民國前已經離開北京。其它三位，都是民國後寓居北京的。由此，也可略窺南方畫家主導北京畫壇的現象。

　　餘紹宋與"宣南畫社"

　　餘紹宋發起組織的"宣南畫社"，是民國初期北京較早出現的美術社團，由這個美術社團的組織活動，或許能夠看出民初北京畫壇形成的某些曆史動因和時代契機。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卻被袁世凱靠武力篡奪政權，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匆匆就任民國總統。4月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遷往北京，目的是利用《臨時約法》所賦予的權力制約袁世凱政權的獨裁傾向。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各軍政派系争權奪利（十六年間，經曆兩次複辟帝制、十三次更換總統、四十六屆重組内閣），不少人湧入北京謀求一官半職。據1914年6月天津《大公報》的一則報導，當時在北京城南各會館或客店等候機會者竟達十一萬人之多。（12）在這一時期居京的南方畫家中，也有一些是因為在北京政府中任職而來到京的（見本文附錄一）。餘紹宋1906年赴日本留學，先學鐵道，不久改修法律，1910年畢業于東京法政大學。同年回國，在北京任外務部主事；民國成立後任司法部參事、次長、代理總長等，在當時從政的名畫家中，應是官職較高的一位。袁世凱任用北洋嫡系控制内閣，掌握軍事、内政、外交大權，僅教育、司法、農林部由革命黨人出長。雖然餘紹宋不是革命黨人，但是對軍閥政府倒行逆施不肯同流，1926年曾因抗議"三・一八"槍殺示威學生慘案，被段祺瑞執政府免去司法部次長職務。（13）1915年餘紹宋與司法部若幹同事，邀請同年進京的江南名畫家湯定之（1878-1948）先生指導，組織"宣南畫社"，後來梁啟超（1873-1929）、姚華（1876-1930）、陳師曾（1876-1923）、賀良樸（1860-1938）（14）、林纾（1852-1924）、蕭俊賢、陳半丁（1877-1970）、沈尹默（1883-1971）、蕭嵋、郁曼陀（1884-1939）（15）、王夢白（1887-1938）等也來參加，有的定時，有的不定時，每次聚會最多時達二、三十人。因餘紹宋在京寓所位于宣武門以南西磚胡同，聚會常在餘紹宋家，因此名為"宣南畫社"。在探讨宣南畫社與北京畫壇形成的關系之前，我拟對當年北京城南的文化背景，略費些筆墨，或許有助于理解民初北京畫壇形成曆史契機。宣南，泛指北京宣武門外，是近代北京文化中心。此前，1804年，北京曾出現過"宣南詩社"，由嘉慶七年壬戌科（1802）的進士陶澍、朱葉、顧莼、夏修恕、洪占铨、吳椿等組成。詩社一度中斷，1814年由董國華出面再組，參與者較多，著名思想家魏源（1794-1875）此年入京，亦有詩記載其事。雍正、乾隆時期，居京外籍官紳紛紛建立會館，接待各省進京會試舉人，漢族京官的宅邸不斷增多，附近琉璃廠書肆、古董店、字畫、文具商鋪林立，宣南于是成為清代人文荟萃之地。乾隆五十年（1790）,為慶賀皇帝八旬大壽，閩都伍拉納命其子率"三慶徽班"進京獻藝，"四喜"、"春台"、"和春"三班随後，形成四大徽班與原有的京腔、秦腔、昆曲等争奇鬥豔之勢。由于清政府明令禁止在内城開設戲園，所有進京四大徽班，以及原有其它戲曲班子，都集中在城南。1830年湖北一帶流行的漢調戲班進京，已經形成徽戲（二簧）與秦腔（西皮）合奏的徽班，又融合漢調皮簧，經過唱白"北京化"，不久即孕育出集地方戲曲大成的"北京皮簧"。同治五年（1866），北京皮簧戲傳入上海，上海人簡化"北京皮簧戲"為"京戲"，于是"京戲"誕生，逐漸傳播全國。光緒年間，京戲已經稱雄劇壇，發展至舉國第一大戲。北京城南之大小戲園（包括各會館所建舞台戲院）層出不窮，名伶宅邸遍布城南胡同街巷，可謂檀闆笙歌，晨夕不絕。因此，城南亦成為京城演藝中心。京戲的形成至興盛，反映了北京文化的兩個特點，一是集民間文化大成而精英化；二是融合外地文化而北京化。北京畫壇與京戲界有不解之緣，本文也将有簡略探讨。還要必須提及的是：至民國初年，新聞業興起,報館亦集中宣外大街一帶，多時至數十家，宣外柳巷永興寺為報紙集散地，稱之"報市"，每日清晨，報販雲集，成為當時北京市民生活一景。此外，城南的茶園、酒樓、各地風味飯莊星羅棋布，是官僚宴客、文化人聚會場所，也是北京"飲食文化"的中心。屬于"視覺藝術"範疇的北京畫壇，并非孤立存在，它與舊京的"表演藝術"、"綜合藝術"、"文學"、大衆傳播、生活時尚水乳交溶，混合為當時特有的"京味文化"。

　　"宣南畫社"1915成立，是民國初期北京較早出現的美術社團，早于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1918成立）、中國畫研究會（1920成立）。由原司法界喜好書畫的同仁十餘人（16），公餘從湯定之習畫，每周聚會一次，吟詩作畫，談藝論文，地位不分高低，來不迎，去不送，屬于結社松散的定期雅集性質。陳師曾1913年秋來京，最先參與的畫會活動即"宣南畫社"。1915年（乙卯），陳師曾作《北京風俗畫》十七開冊頁，描繪北京風俗人物，扉頁為金城（1878-1926）書"風采宣南"四字，由此可知，這些人物乃陳師曾寫宣南所見，"風采宣南"應為原題。（17）1916年陳師曾與湯定之、金城、陶王容（1872-1927）等在西郊書畫雅集，湯定之名之為"西山畫會"，但未見更多記載。（18）1925年"宣南畫會"舉辦十年紀念會，有二十餘人參加。餘紹宋1913年到北京，1927年10月南歸定居杭州，在北京居官十六年。"宣南畫會"持續十二年之久，不僅是民初北京出現較早的畫會，也是存在時間較長的畫會。湯定之，名滌，字定之，江蘇武進人。出身于書畫世家。（19）湯定之1915年到北京，"宣南畫社"之外，曾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堂（1911年開始設圖畫手工專修科，姚華曾任校長）、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等，是名重一時的畫家。湯定之擅長山水、花卉，用筆遒勁爽利。不過，餘紹宋的書畫，看不出曾受湯定之影響，可能與他廣博的學養及個人性格有關。餘紹宋"學與位俱顯，才與藝兼長"（20），其書畫格古博深，筆墨沉厚茂密，顯然深受乾、嘉金石學蒙養，與陳師曾氣息相近。（21）他勤于治學，著述甚豐，僅書畫有關著作即達十餘種，其中以《書畫書錄解題》最受學界推崇。（22）餘紹宋雖然是司法部高官，卻有時數月領不到薪水。1924年，餘紹宋開始訂書畫潤格，同年，教育部任命他出長國立北京美術專科學校，力辭未赴任。1927年，餘紹宋又婉拒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校長林風眠之請（出任中國畫科主任）。由此可知，餘紹宋在美術界已經獲得廣泛認同，确立了作為北京畫壇領銜畫家之一的地位。餘紹宋是民初美術史上南風北漸的重要人物，他對北京畫壇的形成，有重要貢獻。北京畫壇領袖："姚、陳"

　　民國初年的北京畫壇，姚華、陳師曾并稱"姚陳"，公認為當時的"畫壇領袖"。（23）姚華與陳師曾并稱的原因很多，如兩人同年（1876年生，長餘紹宋7歲），國學根基深厚，尤其以詩文為時人所推重，又都曾留學日本，交往合作密切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是兩人的"中國畫"藝術（包括人品學問及詩、書、畫、印"四全"），在民初北京畫壇确實高出時人一籌，是公認的領銜畫家。

　　姚華，字重光，号茫父，貴州貴築（今貴陽）人。姚華是科舉制度下最後一代文人，又留學接受過新學，他的背景，在民國初期政界、學界、美術界重要人物中是很常見的。姚華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中舉後，經選拔入貴州經世學堂（兼修格緻、算學等科，為清末洋務運動産物），三十年（1904）中甲辰科進士。次年（1905），清廷被迫廢除科舉制，姚華獲清政府保送遊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速成科。1907年10月期滿畢業歸國（早餘紹宋三年），任郵船部船政司主事、郵政司檢核科科長等職，蔔居城南蓮花寺破廟逾十載。（24）1912年2月，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參議院議員，不久，即徹底退出政界，投身著述、美術及教育事業。1913年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1925年出任京華美術專科學校校長、同時任教過北京多所大專學堂，桃李滿京華。姚華學問淵博，精文字學、音韻學、戲曲理論（與劉師培、王國維等齊名），尤其詩文、詞曲，除陳師曾外，無出其右者，堪稱北京畫壇"班頭"。姚華在戲曲方面的學識使他在梨園界廣受尊敬，結交了不少名人，如王瑤卿（1881-1954）、梅蘭芳（1894-1961）、程硯秋（1904-1958）等都是來蓮花庵習畫論藝的常客，尊他為老師。姚華為人爽直，好名節，重情義，平等待人，正式學生及社會各階層慕名從學者如雲，在藝術界頗有号召力。例如1924年姚華在北京櫻桃斜街貴州會館舉辦畫會，與會者達數百人，包括當時正在北京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Tagore,1861-1941），也出席并發表演說。（25）1926年中風，左臂殘，仍作畫不辍。1930年六月病故，葬于西直門外竈君廟姚山，享年五十五歲。

　　與姚華同年的陳師曾，雖然出身官僚世家，卻沒有走科舉之路。陳師曾，名衡恪，字師曾，号朽者、朽道人，名所居為槐堂、唐石砥、染倉室，江西修水人。1898年祖父陳寶箴（1831-1900）、父親陳三立（1853-1937）因參與"戊戌變法"失敗而被革職，同年,可能出于實學救國的思想，陳師曾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礦路學堂，1902年東渡日本留學。（26）陳師曾留日八年，1909年歸國，先後在南通、長沙任教于當地師範學校。在南通時，與上海吳昌碩（1854-1927）過從甚密，書、畫、印得其指點。1913年，應教育部之聘，"不列為官者，主圖書編輯"。1923年在南京去逝，終年四十八歲。陳師曾的最後十年是在北京渡過的，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建樹的時期。作為一位美術教育家，幾乎北京所有與美術有關的大學、師範、專科學校都曾争相請他任教；（27）作為一位美術活動家，他曾經是幾乎北京所有最重要中國書畫社團的發起人或參與者，也是中日美術交流的推動者；（28）作為一位公認的畫壇領袖，他的藝術堪稱詩、書、畫、印"四全"，古拙淳樸、風神秀逸；他為人性行純笃、克勵簡素、重信輕利、人緣廣結，尤喜獎掖後進，為藝林所敬重；（29）更為重要的是他在面對"全盤西化"思潮風起，全面诋毀中國文化價值的謬論甚嚣塵上的曆史關頭，高擎大纛，針鋒相對，發表了《中國畫是進步的》、《文人畫之價值》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見的論着。（30）難以想象，如果民初北京畫壇少了一位陳師曾，中國近代美術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将如何書寫；至少，這段曆史恐怕要顯得黯淡得多了。

　　姚華與陳師曾志同道合。1915年姚華四十歲，陳師曾作山水贈姚華，題詩雲："四十浮沉我似君，不如意事日相聞。何如此老山中住，步出柴門閑看雲。"（此時，袁世凱正造輿論企圖稱帝，"洪憲建元"噩耗四起）。姚華、陳師曾在亂世之中隻能隐于詩文書畫，他們合作繪畫、互題唱合詩文數量相當可觀，兩人還曾與琉璃廠銅刻工張壽臣合作銅刻墨盒鎮紙等文具，與木刻工張啟合作水印木刻箋譜，反映了他們對人生、世事、藝術的一緻态度。（31）1922年，陳師曾在北京見到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大村西崖（1868-1927）的文章《文人畫之複興》，譯成中文，加之自己《文人畫價值》一文，合成單行本《文人畫之研究》由中華書局出版，姚華為之作《序》。此書風行一時，至1926年已經四次再版。（32）1923年8月陳師曾在南京去逝，姚華作"哭師曾"詩："年來行迹總匆匆，聚散存亡事豈同。一死成君三絕絕，幾人剩我五窮窮。清秋湖海添新淚，隔代文章見故風。未可驢鳴嫌客笑，隻堪往事吊殘生。"又集師曾遺作《京俗圖》，賦詞合裝一冊，題名《猗室京俗詞題朽道人畫》影印出版。10月北京藝術界三百餘人在江西會館舉行追悼，姚華與梁啟超等緻悼詞。姚華為《陳師曾先生遺墨集》第一集作《朽畫賦并序》，為陳師曾印譜《染倉室印存》作序，記載了兩人的深厚情誼。1928年元旦，中國畫研究會編輯《藝林旬刊》創刊号出版，在《發刊詞》上端發表姚華題詩："繪事由來清淨業，近來惡道轉嚣塵。一幢高樹人須見，待救諸天七返身。"此時，陳師曾、金城已經相繼去逝，1927年金城之子金潛庵（1895-1946）另組"湖社"，與中國畫研究會分道揚镳，北京最大的國畫社團分裂，因此姚華的題詩不免有帶有幾分悲烈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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