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2月，時任新華社社長的郭超人在祝賀《半月談》藏文版創刊時曾飽含感情地寫到：“作為一個曾經直接采訪報道過三十年前西藏自治區成立大典的新華社記者，作為一個曾經在西藏曆史的大變革中送走了自己青春年華的漢族幹部……我永遠懷念與西藏人民共同度過的那段艱苦而壯麗的歲月……”郭超人的青春是在西藏度過的，他的事業是在西藏建立的，他的新聞理想是在西藏成熟的。在西藏的十年間，郭超人親身經曆了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度、我國登山健兒勝利登上珠穆朗瑪峰等重大曆史事件，他的西藏報道真實地記錄了激動人心的曆史時刻，生動地描繪西藏的富饒壯麗，熱情地贊頌了西藏人民的勇敢勤勞，為我們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新聞名篇。

　　中國著名新聞工作者，新華社原社長郭超人

　　一、郭超人西藏報道的主題報道主題是新聞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新聞作品的核心。記者認識和提煉新聞事實的思想結晶，是新聞事實所具有的新聞價值的體現。在《郭超人作品選》前言中，他寫到：“從踏上西藏高原的那一天算起……我有機會目擊我們的登山健兒，在地球之巅同‘白色死神’搏鬥，我也曾同我們的邊防戰士一道，在喜馬拉雅山的林莽裡度過硝煙彌漫的日夜。在西藏高原上的漫漫歲月裡，我參加過百萬農奴埋葬人類曆史上最後一個農奴制度的鬥争……”在西藏工作期間，郭超人先後在拉薩、後藏和藏北進行過長時間的社會調查，不止一次地解剖過西藏農奴制度下的莊園、部落、家庭以及農奴主、農奴和奴隸等多種典型，大大加深了對西藏社會的認識，為做好西藏的新聞報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圍繞着西藏地區生産力解放的主題，郭超人真實地、多側面地記錄和描述了西藏百萬農奴埋葬農奴制的翻天覆地的曆史巨變，同藏族人民一起揭露、控訴西藏農奴制度的黑暗和罪惡。在郭超人同志所著的《西藏十年間》一書的序言中，有過這樣一段描述：“有一次，我從江孜地區一座大莊園旁邊路過，目睹莊園門口兩根粗大的木樁上捆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少女，幾個兇神惡煞的藏兵正輪流用皮鞭抽打他們的赤裸的背。……我雖然用一個青年人難以避免的魯莽行動制止了藏兵們的鞭打，但我知道我并不能徹底解除那位老人和少女的苦難。也許在我離開以後，他們會遭到更加嚴厲的懲罰。很長時間過去了，我總是忘不了那皮鞭在空中的呼嘯聲和少女凄慘的哭叫聲，那聲音曾多少次使我從惡夢中驚醒。”在農奴制廢除以前，對于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西藏人民，郭超人同志飽含同情，感同身受。在1964年發表的《拉葉村紀事――一個普通山村的創業史》中，他曾動情的寫到：“在農奴制下，誰能計算得清山村蒙受的災難呢？烏拉差役比牛毛還多，把山村弄得窮困不堪；疾病和瘟疫像洪水一樣，沖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以來，西藏人民不僅在社會制度上使西藏發生了從封建農奴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也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上取得了從未有過的曆史性的大進步。郭超人為藏族人民的解放感到歡欣鼓舞，熱情歌頌繁榮幸福的新西藏的誕生。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後的大量報道如《在黨的陽光下――紀念西藏解放十五周年》、《拉薩的春雷》等，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在《在黨的陽光下――紀念西藏解放十五周年》中，他寫下了激動人心了文字：“在一個又一個廣場上，莊園裡，田野間：當人們看到數百萬張農奴主用以剝削農奴的契約、債券和反動證件，在一陣陣烈火中化為青煙時；……當一對對被農奴主逼得東零西散的夫妻，第一次團聚在一起時；當常年流浪乞讨的人們第一次分到了土地，看到了自己的豐碩的莊稼時；當過去因為饑餓而抛妻賣子的人們第一次趕着毛驢，把成馱成馱的糧食送進自己的家門口時……人們的歡樂之情如火山爆發，如江洪決口。”郭超人西藏報道的另一重要主題是我國登山健兒“無高不可攀”的精神。登山是一項偉大的運動，也注定了是一項寂寞的運動。登山勇士們的身邊，沒有觀衆，沒有喝彩，有的隻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心理挑戰的極限。1960年和1964年，郭超人冒着生命危險，克服重重困難，跟随中國登山隊先後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和希夏邦馬峰。“最先感到分量的是你的呼吸，一隻看不見的魔掌壓迫着你的胸脯，緊捏着你的喉管，你需要用很大的力量，張開嘴，吸入你需要的空氣。你的腿也愈來愈沉重了。嚴格地說，不僅是腿，而是你的全身。每一步都變得不輕松――并不是你的腿酸疼或者無力，而是你已經沒有力量把你這雙幾乎已經麻木的腿移動。”1960年3月28日下午，郭超人和登山隊員一起翻越雪坡冰川，直抵“珠峰大門”，成為第一個登上海拔6600米高度的中國文字記者。盡管嚴寒和嚴重的高山反應使他的臉腫漲得睜不開眼睛，但他堅守在高山營地，一手扒開眼皮，一手執筆寫作，向世界報道着英雄們向頂峰沖刺的壯舉。在《英雄登上地球之巅》中，郭超人用鮮活的筆觸描述了年輕的中國登山隊員從珠峰北坡攀緣而上，踏過千年的冰封，克服重重的困難，把鮮豔的五星紅旗插在了地球之巅的事迹。展現了人類對探險的執著和渴望，任何的艱難險阻都無法阻止人類邁向新領域的腳步。在《紅旗插上珠穆朗瑪峰》、《希夏邦馬峰征服記》等長篇通訊中，他生動刻畫了中華民族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無高不能攀的革命精神，歌頌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和登山運動員們的壯舉，無論是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使中國第一代登山勇士征服世界最高峰的壯舉成為中國人時代精神的一部分。二、郭超人西藏報道的角度西藏無論在曆史上還是在今天都是複雜和敏感的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曆史、地域等方面因素衆多，從不同的角度認識西藏，得到的是不同的認識價值。對于新聞報道也一樣，角度選取的不同，産生的效果就不一樣。西藏報道涉及到黨的民族統戰政策、民族團結政策等很多方面，因此，在報道中把握好分寸，既要對事件本身及時充分的報道，又要服務于穩定發展的大局。隻有對西藏的曆史和現實有深刻的認識和把握，新聞報道才能服務于國家、服務于人民，否則就會産生消極的作用和影響。西藏平叛以前，新聞報道不能直接觸及社會的根本問題，郭超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選擇突破口，讴歌西藏人民的勇敢勤勞，贊頌祖國西藏的富饒壯麗，讓讀者了解西藏的曆史流向，民族的脈搏，了解西藏黑暗後的光明，痛苦後的希望。在1963年發表的《西藏木犁即将絕迹》中，郭超人關注了藏族農民普遍用鐵制農具代替木犁這種極為落後的生産工具這一巨大變化，“标志着西藏在摧毀封建落後的農奴制度以後，農業生産力正發生曆史性的飛躍。”郭超人在談及此作品時，曾感觸頗深的說他是幾易其稿，選擇不同的報道角度。第一稿時，着眼點在黨和政府對西藏的關懷以及西藏農牧民的感激之情，但這樣寫，感到落入俗套不具備說服力；第二稿時，重點突出了百萬件鐵制農具對西藏農牧區生産的促進作用，同時引用了一些地方糧食增産來點名主題，但是仍感力道不足……最終，在苦苦思索中，他重新調查整理了新聞素材，運用馬克思基本原理來分析新聞素材，發掘出了具有思想深度的新聞内涵：人類曆史是在社會生産力同生産關系的不同統一又不斷矛盾中千斤頂。生産力總是走在生産關系的前面，成為最活躍的東西。而生産力總是走在生産關系的前面，成為最活躍的東西。而生産力的發展又首先表現為生産工具的革新和發展。木制農具被鐵制農具替代代表着生産力的飛躍，也是新型生産關系的标志。“标志着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正是站在這個角度，這篇傳世名作才真正反映了西藏農村出現百萬件鐵制農具的深刻含義。從郭超人同志的經驗總結中，我們可以看到隻有從群衆最關心的問題中去選擇報道角度，從最能揭示事物本質方面去選擇報道角度，才能寫出脍炙人口的新聞作品。三、郭超人西藏報道的技巧在報道技巧上，郭超人十分重視細節描繪與宏大叙事的結合。新聞報道雖不能等同于藝術創作，但無論對于哪一類新聞文本來說，細節都是重要的表述内容：鮮活的細節能把人們帶到現實的情景之中，讓人們更為真實地感受着新聞事件的發生與發展。新聞細節的力量主要來自于其在叙事上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性。相對宏大叙事來說，新聞細節有一種親和力和感染力，能夠讓接受者在體驗中認知和理解新聞。宏大叙事往往着眼于一元的角度和框架展開，強調所叙述的思想情感與社會發展的一緻性；而細節在叙事上強調的是個性化的内涵和風格，傳遞的信息具有複合的特征，能給受衆一個多元化的闡釋空間，增添了新聞的人情味和可讀性。在《英雄登上世界之巅》中，郭超人寫到：“在接近‘第二台階’頂部最後約三米的地方時，岩壁變得垂直而光滑。運動健将劉連滿走到前面開路，他用雙手伸進岩縫，腳尖蹬着岩面，使出全身力量一寸一寸地上升，但是身體稍為一歪，便又跌落到原來的地方。劉連滿一連攀登了四次，跌落四次，弄得全身酸軟。……”這段文字描述了劉連滿攀登時的動作細節，向讀者顯現了登頂的困難與艱險。在這個新聞名篇中，他還不吝筆墨地描寫美麗的珠穆朗瑪峰：“陽光燦爛，珠穆朗瑪尖錐形的頂峰聳立在藍天之上，朵朵白雲在山嶺間缭繞散。”“夜色濃重，珠穆朗瑪峰山嶺間朦胧一片，隻有頂峰還露出隐約的輪廓。”“夜更深沉，山上山下到處都是一片漆黑，隻有點點星光在空中閃耀。”美麗的景色與險惡的環境形成鮮明對比。在郭超人筆下，豐滿的人物形象與時代背景達到了完美的契合，他的很多西藏故事都是通過小人物的命運來映射大時代的背景，比如《一個流浪兒的故事》、《拉薩兩姐妹》等。在1958年發表的《拉薩兩姐妹》中，他描寫了西藏第一批合格的女電工的：“上班時，她們憑借着堅強的記憶力，硬記各種儀表上紅針黑針的位置，記住師傅怎樣開關閘門，又怎樣在登記表的空格裡填上數字……下班以後，除了吃飯以外，幾乎全部業餘時間都用來學習文化，有時甚至通宵不睡。姊妹約好了，每天功課沒有完全學會以前不許睡覺，誰的瞌睡來了就揪誰的頭發。有好幾次姐姐的頭發被妹妹成撮地連根揪掉了，痛得直流眼淚。”生動地刻畫了西藏人民對于知識的渴求，對于生活的熱情和堅韌不拔的決心。四、郭超人西藏報道的意義到底什麼是真實的西藏？懂得今天必須了解昨天，尤其是在當前的國際國内形勢下，如何客觀公正的報道西藏，展現西藏的人情風土，具有尤為重要的意義。在此，郭超人無疑是給我們樹立了榜樣。在《郭超人作品選》前言中，他寫到：“這些新聞報道既不能像社會學家那樣作出深刻的預言，也無法像藝術家那樣給人以美的享受。不過，我堅信不疑的是，凡屬實事求是的新聞報道會經受住時間的檢驗，會透過曆史的塵埃，從不同側面反映出時代的風貌，記錄着社會的進程，顯示自己獨特的生命力。”記者的作用在于他提供了活生生的事實，在事實面前，各種謊言和流言不攻自破。在那場曆史變革中，我們曾于各種資訊中見到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曆史學家的身影，也有不少新聞記者，但以大量細膩豐富的史實反映世界屋脊十年巨變的惟此一人，内中許多文字今天讀來依然激蕩人心，這正是這些新聞作品的特殊價值所在。郭超人同志為黨和人民的新聞事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在《西藏十年間》的序言中寫到：“曆史極其寬厚地給了我充分的機遇。如果是一隻鷹，頭上有可以展翅高飛的藍天；如果是一匹馬，面前是可以縱橫馳騁的草原。”在西藏這篇神奇的土地上，郭超人用自己的一支飽蘸激情、揮寫曆史風雲的筆為後人留下了幾百萬字的著述，在44年的新聞實踐中，他堅定不移地遵循無産階級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分析問題，堅持不懈地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以“一顆熾熱的跳動着的赤子之心”記錄了時代前進的腳步，留下了許多脍炙人口、發人深省的新聞作品，不僅當時在國内外産生了重大影響，更為作為後輩的我們樹立了典範和榜樣。（作者宋雙峰董樂铄）人物小傳

　　郭超人（1934―2000），男，湖北武穴人，漢族，中國共産黨黨員，高級記者，195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先後任新華社西藏分社、陝西分社、四川分社記者、副社長，新華社秘書長、副社長,前任新華社社長、中國著名新聞工作者。1992年11月起任新華社社長。中共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50年代曾采寫大量新聞報道揭露西藏農奴制的黑暗，60年代随中國登山隊完成攀登珠穆朗瑪峰和希夏邦馬峰的報道，70年代采寫的《馴水記》歌頌了中國人民與大自然作鬥争的偉大業績，在陝西采寫的《安康調查》揭露了“四人幫”在農村推行極“左”路線的弊端。郭超人生前與各國新聞界人士有過廣泛的接觸和交往，曾擔任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通訊社組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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