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在捷報館帶領一幫工人罷工後，憤然辭職。其實在辭職之前，夏瑞芳與鮑鹹恩等同事已思謀過自己創業了，隻是因為困難重重，尚在等待時機。這次大家一起罷工辭職，自主創業之事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一）志同道合自創業

據商務創辦人之一高鳳池（翰卿）在《本館創業史》中回憶：“商務印書館是于公曆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開辦的……創辦的緣由，曉得的人不多。當時的動機，又好像細微勿足談。真正的發起人是夏瑞芳先生同鮑鹹恩先生二人。”該文對創辦經過也有記載：“捷報總經理兼編輯是英人 Mr.O’Shea，脾氣極壞，對于工友非常看輕；待慢之事，又是常有。……夏鮑二先生在捷報館裡，極為痛苦。我與夏鮑二先生是幼小時候的同學，又以宗教信仰相同，星期日做禮拜，常常在教堂裡會面；午後又常常在城隍廟湖心亭吃茶，有時上小飯館吃飯，真是少年知己，無話不談。他們所感到的痛苦，常常告訴我，同我商量，想謀一條出路。這樣談談，後來談到創辦印書房上面，當時我就問他們‘有沒有計劃和依靠的基礎？’照夏鮑二先生的計劃，每月如果有六七百元的生意，足敷開支……大家盤算盤算，覺得可以做得，我也很贊成。”

發起人之一張桂華（蟾芬）的《餘與商務初創時之因緣》記載：“發起本公司之議約，于光緒二十二年陰曆三月初三日訂定，系在三洋泾橋某小茶肆樓上。”

三位少年知己，夏瑞芳、鮑鹹恩和高鳳池，都是小學同學，基督教友，星期天做完禮拜後，常常一起去城隍廟湖心亭吃茶，在小飯館吃飯，無話不談。1896年間，他們談得最多的是關于工作的苦惱和未來的打算。

因前幾年工作較為穩定，夏瑞芳和鮑鹹恩等略有積蓄，已有能力思謀創業之事。

關于倡議自己出來單幹的緣起，一說為鮑鹹昌嶽母盧氏（郁厚坤的母親）的建議。郁厚坤其時也在捷報西文排字間工作。據記載，郁厚坤曾将母親接到上海居住，盧氏是一位有見識的女性，她看到自己的兒子郁厚坤、女婿鮑鹹昌以及夏瑞芳等人有做印刷的能力和經驗，但都在洋人報館幹活，并常聽到他們對洋人報館的不滿和憎恨。盧氏有一次忍不住問女婿鮑鹹昌，你們幾個為什麼不自己辦一個印館呢？鮑鹹昌答，當然想，不過這事難度大，我們都很窮，要從長計議。盧氏提議可以找人集資，請大夥一起商量怎麼辦。這就給這幫有技術、有經驗的年輕人指明了一條可行的出路。

有了這些鋪墊，這幾位年輕人開始了謀劃。創始人之一張蟾芬對發起議約建立印刷所的時間記得非常準确，光緒二十二年陰曆三月初三， 換算成公曆時間是1896年4月15 日。這一天，夏瑞芳、高鳳池、鮑鹹恩、鮑鹹昌四位年輕人相聚于上海三洋泾橋旁的一家小茶樓，商議籌措印刷所的大事。他們的基本想法是，與其寄人籬下受洋人的氣，不如自立門戶；自己籌建印刷所就按籌資額折算股份，建一個股份合夥的小廠。經測算，建一個小型的印刷所，最起碼的資本大約需要4000元。每個月能有六七百元的生意，就基本可以支撐下去。生意的來源也有點眉目，因為都在報館幹過，有些人脈，一是可以接一些小生意如印傳單之類，二是因為基督教友的關系，承接聖書會、聖經會、廣學會這些機構的教會印刷品沒有問題。合計下來，大家覺得這件事可以做，于是夏瑞芳領頭拍闆，決定自己開印刷所。

創辦之初還有一件命名的趣事。夏瑞芳和鮑氏兄弟決定籌辦印刷所之時，想不出一個合适的名字。由于當時的主要業務就是承印商務類賬簿、表冊和廣告之類的印件，鮑大姑當時任教于清心書院，識文斷字，又懂英文，她為印刷所起了一個英文名字“The Commercial Press”，譯成中文就是“商務印書館”。隻是這位命名者當初肯定沒想到，這個名字能存活一百多年，世界知名，至今仍在。

商務早期廠房圖

這個印刷所自誕生之日起，便是股份合夥制企業。股東有8人，籌集股份7.5股，總股本3750元。股份構成如下：

沈伯芬二股，計洋1000元

夏瑞芳一股，計洋500元

鮑鹹恩一股，計洋500元

鮑鹹昌一股，計洋500元

徐桂生一股，計洋500元

高鳳池半股，計洋250元

張蟾芬半股，計洋250元

郁厚坤半股，計洋250元

這些股份的籌集，頗費周章，親戚好友齊上陣，才勉力促成。股東們集不起一股，就隻認購半股。即便這樣，也還沒有湊到4000元的整數。

最大的股東沈伯芬，是鮑家大女婿張桂華在電報總局學堂的同事，天主教徒，沈伯芬的父親當時在蘇松太道署做法文翻譯，家境不錯，故認購兩股，是最大的股東。不過這位大股東非常低調，從未參加過股東會，也不曾幹預過商務印書館的決策和事務，倒是為夏瑞芳等經理層的決策和管理省去了很多牽絆。

有幾個股東的資金，是借來的。夏瑞芳的500元，是夫人鮑翠玉變賣自己的首飾，并找同學借貸而來。鮑家兄弟的資金，大部分也都是借來的。張蟾芬說：“鹹恩先生亦已告貸。”高鳳池也說：“鹹昌先生的半數是由我借出的。”

高鳳池回憶，商務“當時僅置備三号搖架（即四開機，本書作者注）三部，腳踏架三部，自來墨手扳架三部，手揿架一部，其餘略辦中西文鉛字器具，所有3750元資本幾乎完全用完了”。受制于資金的限制，不僅設備是東拼西湊，廠房也是極為簡陋之地。不過也别小看這點設備，其中有一大亮點，就是那三部“四開機”，價值不菲，印刷能力強，是小作坊印刷業務的“台柱”，日後發揮作用極大。當時國内印刷機構所用印刷機，還停留在人手驅動等小型制作模式。夏瑞芳熟悉印刷設備，一開張即不惜重金，購買三部先進的四開機，足見其辦印書館确有雄心，絕不是隻想小打小鬧養家糊口。

四開圓盤印刷機

商務印書館創辦之初的地址是江西路南首的德昌裡末弄三号，從這地址的名稱即可想見其偏僻。他們租用了三幢兩廂房及後連披屋，這種房子相當于現在連綴在一起的幾間平房而已。印書館的中西文排字車間就設在後連披屋内。開業之初，還招收了幾名職工。

就這樣，上海江西路德昌裡末弄的一家小小印書房，120年前的商務印書館，在夏瑞芳、鮑鹹恩和郁厚坤三人的張羅下，于公元1897年2月11日正式開業了！

因為是印刷廠，商務印書館的業務就是承接一些排字印刷業務。當時主要做的是承印商業表冊、賬本、名片和教會圖書，以這些零星的業務，勉強支撐着這個小廠。創業股東裡面，夏瑞芳、鮑鹹恩和郁厚坤三人在印書館工作，高鳳池、鮑鹹昌當時還在美華書館，高鳳池已做到美華書館的中方經理。張桂華仍在電報總局學堂任教。

草創時期，一切都是親力親為。夏、鮑、郁三人本是懂技術的印刷工人，排字和印刷都是自己動手。由于未設編輯部，鮑鹹恩還兼做文字工作。夏瑞芳更是總攬全館事務，不知疲倦。他們量力而行，隻雇用了幾名工人，這個小小的印書館就這樣正常運轉起來了。

（二）求生發展大不易

借了親朋好友這麼多錢，這幾位操持商務印書館的年輕人心頭并不輕松。特别是作為領頭人的夏瑞芳，對此有着清醒的認識和擔當。鮑鹹恩在購買設備時看到有限的資本轉眼花光，心中惴惴，對夏瑞芳說：“你我所有的一點積蓄已盡數放在這上面，拉入的親戚朋友也是不少，如果失敗下來，自己果然受不了，又如何對人呢？”夏瑞芳深以為然，對此的回應則是全身心投入公司的生産和經營，不計辛勞、 不計報酬、全力以赴。

夏瑞芳之子夏鵬回憶：“那時夏鮑兩家家眷，都住在順慶裡，關于裝訂折書的工作，是女太太的義務職。鮑府上的二位大公子，放了暑假，要上搖架做工。”此時與夏瑞芳有過業務交往的著名暢銷書作家包天笑，後來曾進入商務工作，他在回憶錄中提到夏瑞芳時也說：“業務繁忙時，他也能卷起袖子，脫去長衫，在字架上工作的。”

夏瑞芳當時的工作狀态，高鳳池在回憶中有生動的記述：“一身兼幾個職務，從總經理，校對，‘式老夫’，買辦，出店為止，一個人都得做。如何說做‘式老夫’呢？那時到了月底需要開支，就由夏瑞芳先生親自一家家去收賬款。如何說做出店呢？那時要用紙張，需到浦東棧房去取，從黃浦灘乘舢闆打浦東來回，約一角錢。有一次黃浦江發大風，非常危險，瑞芳先生回到公司時，所有衣服被風浪打得濕完濕完”。

據高鳳池等人回憶，商務創辦之初，夏瑞芳經常工作到晚上八九點鐘，而其月薪隻有24元，根本不敷家用。繁忙工作之外，他不得不兼職為保險公司兜攬一點保險生意，以補貼自家的生活經費。夏鮑兩家的家眷，都住在印書房附近，一有空就過來義務勞動，以節省館内開支。

這個時期最為困難的事，是資金周轉捉襟見肘，無錢承接業務。張桂華回憶：“最初一二年中，兜攬承印最感困難。原因系添辦材料，均無現金。幸有發起人高翰卿先生代渠等擔保。”高鳳池對此也有具體的記述：“起初一二年接到生意，最感困難的事，是臨時添辦材料。那時我在美華書館已任華經理，經手進貨事務，情形較為熟悉，關于商務添辦材料的事，常常幫一點小忙，稍微可以便宜些，有時代他們辦一二條青鉛，有時配數件連史紙，數量總是很微小的。沒有現錢由餘擔保。”

印書館内務由夏瑞芳等人支撐，對外的困難有高鳳池襄助解決， 幾位創業股東“皆抱破釜沉舟百折不撓之志”，齊心協力，不辭勞苦， 一年時間，生意即漸有起色，最感困難的時期就要過去了。

責任編輯：褚欣桐

作者簡介

黃嗣：出版人，編審，現任長江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業務部主任，曾任長江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辦公室主任、長江文藝出版社總編輯。從事出版工作20餘年，發表文藝評論和出版理論研究文章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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