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最大的城堡迷當屬19世紀的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他從小熱愛戲劇和建築，對政治不感興趣。因此，他最大的不幸是當了國王（還記得羅馬皇帝尼祿嗎？）。可以說，他當政20年始終沒有進入角色，自己設定的畢生事業一個是瓦格納的歌劇，另一個是新天鵝石城堡。這座城堡是路德維希二世為自己設計的理想的騎士世界，也是他對現實世界的抗議。原來在他的統治下，普魯士統一了德國，而巴伐利亞喪失了主權。後來他又被巴伐利亞議會宣布失去執政能力，并被迫接受心理治療，最後投湖自殺。與路德維希二世同樣具有藝術細胞的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宋徽宗。這位中國皇帝不僅會鑒賞藝術，本人還是畫家和書法家。他最大的不幸也是做了皇上。後人評價“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如果說路德維希二世是因為無所作為而喪失了主權，那麼宋徽宗則是因為錯誤估計形勢，非要從女真人手裡奪回北京，結果自己反成了女真人的階下囚，客死他鄉。其慘烈不亞于那位巴伐利亞國王。不過，路德維希二世給世人留下了新天鵝石城堡，他也因此而不朽，并因這座童話城堡而得到了“童話國王”的美名。

　　新天鵝石城堡

　　今天的城堡迷仍然大有人在。巴黎附近有一個作坊，那裡聚集了一批向往騎士時代的能工巧匠。從1987年開始，他們完全按照幾百年前的建築條件一磚一石地修築城堡。這意味着沒有建築設計師，沒有大規模運輸，木料、石料完全就地或就近取材，這是真正的環保。

　　在将近1000年前，城堡不僅是騎士抵禦外敵的碉堡，也是他聲色犬馬的樂園。我在上面說過，騎士這份工作風險很大，随時可能犧牲生命。因此，他們學會了及時行樂，而且非常講究排場。騎士文學對此有細緻的描述。傳說生活在6世紀的圓桌騎士首領亞瑟王不僅能制伏怪獸和巨人，還是歌舞盛宴的主人。在這樣的派對上，貴婦人的首飾使鮮花黯然失色，她們在樂手和歌手的靡靡之音下，與騎士和侯爵輕松地交談。6世紀尚且如此，幾百年之後的宮廷舞會更是富麗堂皇。1814年9月歐洲列強重新劃定邊界的維也納會議便是一場持續了9個月的舞會。跳舞的間歇商議國事。

　　維也納會議

　　參加國王和公侯的歡宴，騎士學會了舉止得體。因此，騎士風度也為歐洲的社交禮儀開了先河。15世紀，荷蘭的埃拉斯穆斯31第一個将言談舉止上升到教育的高度，在歐洲巡回講學，還将行為規範歸結出書。他認為，在公共場合粗野無禮屬于人格缺陷，必定會影響到生活的其他領域。如果大家都不講禮讓，将導緻社會秩序紊亂。而在埃拉斯穆斯苦口婆心的200年前，禮讓就成了騎士風度的要則。比如在比武場上，看到對手筋疲力盡時，應當給他喘息的機會。雙方都在樹蔭下喝口水、擦擦汗，甚至可能寒暄幾句。在沒有裁判的情況下，騎士能做到公平競争，實屬不易。也許後來球賽的中場休息就是那麼來的。上面提到中國周朝末年和春秋戰國時期的俠士精神便是歐洲的騎士風度，危難中對君主忠誠、戰場上待敵人公平、日常生活中禮讓謙恭，這就是理想的俠士和騎士。

　　不過，公平競争并不意味着避免傷亡，上面我說過比武和戰争沒有質的區别。騎士的比武、征戰大力推動了歐洲中世紀整形外科手術以及假肢制作的發展。葛茨的假手就是最好的例子。當時德國的紐倫堡聚集了一批能工巧匠，是歐洲中世紀的矽谷。

　　雇傭兵的制度也是從騎士而來。有了戰事，一方出錢，另一方出力，不分國界。越是武藝高強，身價越高。這和今天歐洲足球俱樂部的招兵買馬沒有什麼區别。今天的一級方程賽車也是一樣，選手都是不懼風險的英雄。勝者自澆香槟酒，享受美女的親吻。這不就像騎士比武之後的勝者在美女簇擁之下狂飲嗎？

　　為錢而活的雇傭兵

　　今天，被英國女王授予“騎士”稱号仍然是一項殊榮。相關的儀式還能看到幾百年前的痕迹。很多歐洲國家内閣成員的宣誓就職儀式也保留了“在上帝幫助下”的字眼。

　　還記得我上面提到的那首“君身屬我兮”的騎士時代的愛情詩嗎？今天的有情人從字面理解了“我今将君兮，心頭鎖”的詩句，把刻有兩人名字的鎖拴在萊茵河、多瑙河或其支流的橋欄上，發誓永不分離，之後把鑰匙扔進河裡。這個習俗樂暈了鎖廠老闆，我卻很想做個統計，看這些情侶有多少對仍然沒有分離。

　　上面說的多多少少是表面的東西，那麼騎士精神到底是什麼呢？崇尚自由：我行我素、天馬行空，就像裴多菲詩中說的，為了自由，生命和愛情都可以抛棄；忠心耿耿：國王一聲令下，日夜兼程奔赴戰場，騎士想不出“城堡正在施工”“莊稼還沒有收割”之類的借口；憐香惜玉：當然這不是男女平等的體現，但對1000年前的騎士不要苛求；慷慨大方：慷慨與揮霍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對騎士來說也不重要。

　　德國的騎士問題專家戈特爾特（Karl-HeinzGöttert）另外提出了四點：正義感、智慧、勇敢和适度。32正義感也就是敢于向社會不公挑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濟貧，強盜騎士葛茨可以說是一個樣本。另一個文學人物是西班牙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诃德。其實，塞萬提斯的原意是寫一部反騎士小說，諷刺堂吉诃德在一個沒有騎士的時代仍然夢想着做騎士。但事與願違，堂吉诃德反倒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騎士的勇敢顯而易見，一對一的拼搏不是膽小鬼的遊戲。但“智慧”這個概念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雖然騎士的每一場戰鬥都是鬥勇鬥智，但多少騎士稱得上智慧，很難确定。如果說正義感、智慧和勇敢這三個屬于内在的品質，那麼“适度”可以說是内在涵養的外在表現。這與我上面說到的騎士風度有直接的關系。12世紀中期一部拉丁文的教科書對言談舉止有詳細的建議。比如，在上級面前講話要起立，談話時要脫帽，不應嘲諷他人的失誤，吃飯時不要争搶，這些規則沿用至今。13世紀流行的一部《侯爵須知》對談話的藝術有特别的要求：不搶話，有幽默感，不藏暗箭。

　　這四點其實也不是騎士時代的發明，而是古羅馬人早就教導我們的。上述四個特性就是西塞羅（Cicero）提出來的。這位古羅馬最著名的哲學家和雄辯家出生于一個騎士家庭，他對理想騎士的描述彙集在《論責任》一書中。而這本書是他在接連失去了女兒和孫兒的巨大悲痛之中寫成的。曆史上有多少名著是作家為排解抑郁而創作的，這應當是個很有意思的課題。1000多年後的騎士則以西塞羅的理想作為激勵。

　　摘自《從查理大帝到歐元》歐洲的統一夢

　　作者：張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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