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開卷有益

　　我一邊跟男朋友吃飯，一邊經受着随時的拷問。總有一個強大的聲音說：“學費都欠着，你有什麼資格談戀愛？”

　　第一次聽到學生這樣說時，艾苓教授感覺自己的心髒被狠狠地撞擊了一下。

　　艾苓任教于黑龍江綏化學院，這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來自貧困家庭。她吃驚地發現，雖然“寒門再難出貴子”等類似的話題多次引爆熱搜，但大多隻是似是而非的概念，很少有人去真正關注寒門學子這個群體的命運細節：

　　他們到底來自什麼樣的家庭？

　　為什麼說窮孩子和富孩子“腦電波”都不一樣？

　　這些答案隻能從活生生的故事中去尋找。

　　從2017年開始，艾苓教授邀請她的學生親口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曆，就像進行一次冒險的社會實驗。

　　“這可能會冒犯到他們，或者再度揭開傷疤。”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們的響應特别熱烈，即使多年前已經畢業的學生也主動參與進來。艾苓教授說，因為他們之前從來沒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她從中挑選了56個孩子，追蹤了他們從出生到上學，從畢業求職到結婚買房等人生關鍵階段，試圖梳理出他們為了實現人生躍遷所做出的驚心動魄的努力。

　　他們的故事，集合成了這本《我教過的苦孩子》，由真故圖書出版。

　　讓我們走近當事人的故事——

　　故事一：請别叫“老闆”，我不是商人 受訪者檔案：楊傳術，男，“75後”，綏化師專音樂專業2000屆畢業生。

　　小時候，做夢都想有支笛子，那是我接觸的第一件樂器。

　　1991年，我14歲，班級同學拿了一支笛子，别的男生搶到手裡都亂吹一氣，根本不成調。我跟笛子的主人商量：“能借給我玩一天嗎？”

　　他說：“行啊。”

　　那個晚上，我先找到音階，慢慢地把熟悉的幾首歌都吹下來了。還笛子的時候，我暗下決心：我也要有一支笛子！

　　我是家裡的老小，上面有三個哥哥、三個姐姐，父母年歲大了，都是農民。我不可能管他們要錢買笛子，隻能從零花錢裡攢。

　　那時候，每天午飯帶大米飯拌大醬，吃出胃病來，再吃大米飯胃疼。别的同學中午買麻花，五毛錢兩根，我沒錢買，父母和姐姐偶爾給的零錢，我一毛一毛地都攢起來了。

　　夏天的中午，我專門到學校後面的莊稼地裡找“幽幽”吃，後來才知道它的學名叫龍葵。哪塊地有幾棵黑幽幽秧，哪塊地有幾棵黃幽幽秧，我一清二楚，吃着今天的午餐，還要計劃明天的。天冷以後，我帶炒熟的苞米粒充饑，自己炒的苞米粒爆不開花，我們叫苞米啞巴。

　　這樣攢了一個學期，我攢了三塊七毛錢。學校快放假了，我找了一個小夥伴跟我一起進城買笛子。40公裡的路程，我倆一人一輛大自行車，騎了兩小時。終于找到第三百貨商店，那裡有賣笛子的，最便宜的四塊二。

　　我跟女售貨員商量：“我就三塊七，你能賣給我嗎？”

　　她說：“我們是國營商店，不講價。”

　　小夥伴身上有一支鋼筆，他跟商店門口賣瓜子的奶奶說：“他想買笛子，還差五毛錢，我把鋼筆押在你這兒，你能借我五毛錢嗎？過兩天我們把錢給你，你再把鋼筆給我。”

　　奶奶想了想，使勁搖了搖頭。

　　沒買成笛子，已經到了中午，肚子開始叫。我們看見對面有賣冷面的，一碗五毛，我倆吃了人生當中第一次冷面，一人兩碗，連湯都喝幹淨了。花掉兩塊錢，一時半會兒不用惦記買笛子了。

　　大姐家屋裡有根晾衣竿是竹子的，我趁姐夫不在家鋸下來一段，再把晾衣竿恢複原樣。回家以後，我把爐鈎子燒紅，在竹子上面燙出八個孔。竹笛的孔在距離上有很多講究，我完全不懂，自己造的笛子音階不準，但我還是愛不釋手，每天都吹。

　　讀完高一我辍學了，考上村小學民辦老師，教一年級孩子數學、語文，半年工資600元。家裡欠村裡的錢，工資直接扣掉了。這樣的生活，我心有不甘，正好收音機裡說哈爾濱有家藝術學校寒假招生，給發大專學曆證，我想去學。哥哥姐姐湊了一千多元錢，我直奔哈爾濱。

　　1995年1月，我18歲，人生第一次去省城，第一次見到鋼琴，第一次知道美聲唱法和民族唱法。這種短訓班頒發的大專學曆證，是藝校自己畫的餅，等于廢紙一張。可我還是感謝藝校，因為在那裡遇到了吉他。

　　吉他是我同學的，他在宿舍邊學邊練，盡管磕磕巴巴，我還是被吉他的特殊音色迷住了。培訓快結束了，我已經從生活費裡省出近200元錢。

　　那個周日一大早，哈爾濱有晨霧，天冷路滑，我拉着那個同學陪我買吉他。先坐公共汽車到火車站，再從火車站走到秋林公司，錢一直攥在手心裡，我興奮得連跑帶颠。

　　秋林公司的吉他有很多，我在紅棉吉他裡選了一把最便宜的黑色吉他，150元。交錢的時候，那些5元、10元帶着我體溫的鈔票都冒着熱氣呢。回去的路上，我抱着琴袋格外小心。公共汽車上人很多，我像懷抱嬰兒的母親那樣躲着人流，生怕别人不小心擠壞我的寶貝，這是我人生中第一件真正的樂器。

　　爸爸參加過遼沈戰役，當過炮兵，回鄉種了一輩子地，他不喜歡我唱歌，認為那是不務正業。媽媽正好相反，小時候聽過兩遍的歌我就會唱，媽媽說我将來可能在唱歌上有出息。

　　回家以後，我跟父母說吉他是跟同學借的，每天睡覺前都把它放在被子外面。冬天的早晨屋裡冷，吉他渾身是霜，放到腿上像一坨冰，我不管，爬起來抱在懷裡就彈。左手手指每天壓着琴弦，很快壓出血泡，時間長了，指尖磨出了繭子。

　　我沒有老師，連五線譜都不認識，同一首歌，簡譜和五線譜兩相對照，慢慢認識了那些形狀不一的蝌蚪。喜歡的歌曲，我邊聽邊記譜，在吉他上反複練習。

　　1995年8月，辍學一年後，我抱着吉他回到高中校園。

　　有個親戚瞧不起我，當面跟我說：你要是能考上大學，我如何如何。這樣的刺激，也是我學習的動力。

　　1997年8月，我被綏化師專音樂專業錄取，媽媽特别高興。很可惜，爸爸沒能看到我走進大學校園，他在我上大學前就去世了。

　　離家前，媽媽拉着我的手問：“我以後能在電視上看到你唱歌吧？”

　　我說：“能，肯定能，老媽你就等着吧。”

　　開學剛一個月，媽媽和幾個哥哥姐姐突然出現在藝術系辦公室，跟老師打聽我的學習情況，我預感不妙。老姐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咱媽已經是肺癌晚期，今天再做一次複查。”

　　綏化中醫院的複查結果還是肺癌晚期，我從醫院裡沖出來邊跑邊哭，一直哭到學校。媽媽才62歲，我還沒用工資孝敬過她呢。

　　我跟輔導員于維良老師說：“我媽媽現在是肺癌晚期，她唯一的願望是在電視上看我唱歌，請您想想辦法，幫我實現媽媽的願望。”

　　他說：“你放心，我會想辦法的。”

　　1997年12月末，于老師找來學生樂隊，請來學校的攝像老師，在200平方米的電教室專門為我舉辦了一場個人音樂會。我的演出服裝都是東一件西一件借來的，會唱的歌都唱了一遍，觀衆是1997級音樂專業和美術專業的學生。我後來看到錄像，很多同學哭了，他們還為我捐款一千多元。

　　寒假回家，我借來鄰居的放像機播放錄像帶，告訴媽媽：“我上電視了，這是咱綏化電視台的節目。”

　　媽媽邊看邊笑邊咳嗽，說：“我早就知道老兒子有出息，準能上電視。”

　　1998年的寒假，我天天生爐子、做飯、燒炕，每天都把會唱的歌給媽媽唱一遍。我還讓媽媽給我講小時候聽過的故事，我用小錄音機偷偷錄下來，直到今天我還保存着那盤留有媽媽聲音的磁帶。兩個月後，媽媽去世。

　　那時候，我特别羨慕在食堂幫忙打飯的貧困生，他們可以在食堂白吃兩頓飯。我去找食堂的領導，人家說不再要人，我吃飯便成了問題。

　　我把每頓飯的夥食标準控制在2元錢，一碗冷面是2元，一碗馄饨也是2元。早餐2元可以吃一碗米粥、三個包子。我個子大，三個包子吃不飽，我改吃四個包子，喝很多開水，食堂開水免費，可以随便喝。即便這樣控制，每個月夥食費也要180元。

　　實在沒辦法，我試着貼出一張廣告：教彈吉他，兩個月學費60元。第一批招來13個學生，各系、各年級的都有，這不僅解決了我的吃飯問題，我還逐漸走出情緒低谷，建立起自信。

　　我至今感謝我的同班同學。當時教室裡有台電視機，電視台每天晚上都播古天樂主演的《神雕俠侶》，大家都在追劇。我教吉他沒有别的地方，隻能在晚自習時間占用教室。隻要我的學生來了，他們都會讓出教室。

　　當時沒有一本系統的吉他教材，有些零散教材我試着用，彈着教着發現教材錯了，心裡很愧疚。我隻能先教學生彈歌，他們在成長，我必須更快成長。

　　暑期快到了，教務處蓋紹普老師知道我假期沒地方住，聯系宿管科讓我免費住，還借我一間教室，讓我在那裡培訓學生。

　　到2000年大學畢業前夕，跟我學吉他的學生已經有七八十人。

　　畢業前夕，北京某藝術學校校長向我發出邀請，歡迎我過去教學。“北京”“藝術學校”“教學”，這些關鍵詞太誘惑了，我跟學生說：“我要去北京發展，你們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我帶着僅有的幾百元錢，背着吉他直奔北京。

　　我在那家藝術學校待了三天，各處看看，校長許諾月工資2000元，當時看還可以。第四天，校長要跟我簽合同，合同期是10年，10年内不能離開，我要是違約，違約金是5萬元。5萬元長什麼樣，我根本不知道，太可怕了。

　　我跟校長商量：“合同期能不能短點兒？10年的時間太長了。”

　　他說：“不行。”

　　我說：“請讓我在學校再住幾天，我找别的工作看看。”

　　我去琴行，想做調琴師，人家不要。我去餐館，想端盤子刷碗，人家看看我也搖頭拒絕。

　　我隻好買票回哈爾濱，想留在省城看看。我在某琴行找到工作，每天工資30元，我在附近的小旅館住宿一天10元，加上吃飯入不敷出。堅持到第10天，我終于熬不下去，用手裡的餘錢買了回綏化的車票。

　　那天傍晚，我背着吉他走出綏化火車站，心中百感交集：二十天前走的時候信心滿滿，如今回來身無分文。面子是小事，我必須先解決吃住問題。

　　我給一個學生打了電話，向他借了100元錢，當晚在七中胡同找到群租房。十多平方米的房間六人合住，上下鋪，有廚師、服務生，也有進城務工人員。另一個房間還住着兩個人，八個人共用一個衛生間。利好消息是月租60元，可以先欠着。

　　那時候手機用戶少，主要通信工具是固定電話和傳呼機。我在電話亭打了一圈傳呼，呼回來二三十個學生，不愁吃住費用了，但我必須練本事，對人生重新定位。

　　我練琴的地方是出租房的衛生間，有人要用，我拿琴出來。沒人使用，那個陰暗潮濕、味道複雜的兩平方米的空間就是我的。幾個月的時間裡，吉他的指闆那兒讓我彈出坑來。

　　2001年，有個書商約我編寫一本吉他教材，我如期完成。他用1.5萬元買斷版權，2002年9月出版。這本教材大概賣了幾百萬冊，現在還在賣，很多人通過教材認識了我。

　　收入多了，我換了住處，還養了一隻貓。除夕夜裡，我一個人煮凍餃子，放鞭炮，聽張震講鬼故事。

　　2003年冬天，我認識了我愛人，她是一位醫生。我當時還窮，隻能在自行車後座上綁個毛墊，騎車接送她上下班。處了一個月，她說：“别處了。”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隻能說：“好吧。”

　　她媽媽看出來我是潛力股，問完我的想法，回頭做女兒的工作，效果極好。目前，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

　　2004年我開了琴行，2008年購置了專門的音樂教室，還有一間800平方米的“商服房”待交工。國内有上千家吉他生産企業，主要為國外企業代工，我們太缺中文自主品牌的吉他了。2011年，我注冊了“傳術音樂”商标，考察了很多企業後，确定了自己的加工企業。我的琴行現在賣的都是“傳術音樂”樂器，吉他型号有二十多種，終身保修。除了吉他，還有架子鼓、電吉他、電貝斯、數碼鋼琴、尤克裡裡等。

　　我是全國吉他、架子鼓考級評委，綏化學院音樂學院客座教授，每年跟我學琴的學生有四五百人。除了傳授演奏技能，我還跟學生講做人，講做人要有責任心、上進心、感恩心和敬畏心。學生們參加吉他大賽，多次獲得全省和全國的一等獎。

　　第一把吉他我早就不用了，放在卧室裡，現在用的吉他幾千元、幾萬元的都有。在我眼裡，吉他不隻是一件樂器，它還是一個生命，曾經一見鐘情，後來靠它謀生，現在它更是我的另一個伴侶，後半生肯定不離不棄了。

　　别人叫我楊老闆，我不喜歡，我不是商人，我是一個音樂教育工作者。

　　故事二：被 看 受訪者檔案：女，“90後”，綏化學院财務管理專業2014屆畢業生。

　　因為有雙拐，我一直被看，在各種眼神中長大。

　　北漂生活開始後，我每天比同伴早起半小時化淡妝。同伴不理解，我說：“那麼多人看我，我要對得起他們啊！”

　　我老家在黑龍江西部農村，我小時候特别淘，掉進辘轳井，吃過蒼蠅藥，都化險為夷。六歲那年掉進熱氣騰騰的粥鍋，這次出了大事。我穿着毛衣毛褲，掉進去以後，鍋蓋還蓋上了。

　　爸媽把我送到某地燙傷醫院。人家孩子進來，住幾天就走了，我一直在那兒住下去。家裡沒錢，借高利貸給我治病。

　　燙傷不疼的時候，我跟媽說：“媽，你一定要給我治啊，要不然我死了，你得多心疼啊！”

　　渾身疼的時候，我就喊：“媽，别治了！我從樓上跳下去得了，太難受了！”

　　住三個月院，家裡貸了兩三萬元，燙傷也沒治好。爸媽把我拉回家，試了很多偏方。聽說有獾子油，還得把月經用紙燒成灰。我媽不敢靠前，她下不了手，都是姑姑動手塗抹或者外敷。

　　燙傷以後，我的左腿蜷縮。住院的時候，大夫不顧我的哭号天天做拉伸。回家以後，親戚說：“這孩子能不能活下來還兩說，别讓她死前再遭罪了。”

　　一個月後，燙傷開始愈合，左腿卻再也伸不直，逐漸萎縮。

　　我七歲開始上學，從家到村小學中間隔着一個屯子，我媽天天背着我上下學。趕上雨天，家裡也沒傘，我把書包放在胸前，趴到我媽後背上，到家的時候，我倆都成了“落湯雞”，書包也濕透了。

　　三年級的時候，我家在村小學那個屯子買了房子。我爸用樹杈給我做了一副木頭拐杖，我開始學着拄拐上學。我在長高，拐杖會磨短，發現短了我爸再做拐杖。

　　家裡地不多，光靠種地還不了多少錢，那些高息欠賬越滾越多。聽二姨說建三江地廣人稀，我小學畢業那年，我家搬到建三江投奔二姨。走之前，我媽一家一家去跟人家說：“放心，不管是本錢還是利息，有錢了我一定還你！”

　　初中以後，我開始住校。教室在四樓，學校公廁在操場角落，去一次不容易，我不敢喝水。當然還有别的麻煩，二姨家表哥教訓過欺負我的男生，我哥給我買了第一副鋁合金拐杖，那些年不記得摔過多少跟頭。有一次地上有水，我沒注意，整個人摔下樓梯，現在小腿骨上還有一個坑。從那以後，看見地上的水，我就繞開走。

　　爸媽每年種一百多畝地，下雨天都不閑着，上山挖野菜，曬幹了賣錢。這麼拼命幹，還債用了16年，兩三萬元的本金不知道滾了多少倍。

　　我大三那年寒假，2012年春節前，媽跟我們說：“剛還完8000塊錢，咱家再也不欠外債了，今年過年就簡單點兒吧。”

　　我家過年一直很簡單，沒有大魚大肉，那個春節就更簡單了。

　　寝室同學對我特别好，開始很照顧我，後來發現我根本不需要照顧，就把我當成正常人了。她們經常讓我幫着拿這個拿那個，我喜歡幫她們一點兒小忙，挺開心的。

　　她們把我當成正常人，别人不會，我必須給自己準備硬件才行。第一遍翻看考研的高等數學書，看不懂。看不懂我也看，那段時間，頭發不停地掉。

　　我每天五點起床，去食堂吃完飯，直接去教室自習。如果是下雪天，宿舍和教學樓外面的第一行腳印一定是我的。

　　到長春讀研後，我開始準備注冊會計師的考試，每門課的教材至少看五遍。第一年，我過了三門，第二年過了餘下的三門。

　　2016年10月18日的校園招聘會上，北京某單位招助理。人事是個非常年輕的女孩子，她跟我聊了幾句，直接讓我進入面試。

　　一起進入面試的有五個人，部門經理的面試題目是利用“雙十一”策劃一次營銷活動。五個人中留下兩個人，沒有我。

　　我不甘心。招聘活動結束，我直接問部門經理：“是因為我的身體原因嗎？”

　　她說：“不是。你坐着面試，我根本看不到你的身體。你的策劃方案語言很美，但缺少具體可行的内容，我們需要的是可操作的方案。”

　　我說：“我平時不網購，缺少這方面經驗。”

　　她說：“那隻能這樣了，很抱歉。”說完，她們趕往吉林大學，籌備下午的招聘。

　　中午，室友幫忙訂飯，我吃了兩口，起身就走。

　　室友問：“怎麼不吃了？”

　　我說：“吉大招聘會下午兩點開始，我必須再試一次。”

　　在吉大招聘會現場，部門經理問：“你怎麼又來了？”

　　我說：“我還是想再參加一次面試。”

　　她說：“你等等，我們商量下。”

　　她們商量了一會兒，部門經理答複說：“你不用再面試了。你的情況，我們回去以後要跟總裁彙報，你回去等信兒吧。”

　　我繼續找工作，繼續碰壁。

　　一周後，夜色降臨時分，我正在公共汽車站等車，手機突然響了，是北京的手機号，一個溫柔的女聲說：“恭喜你，你被我們公司錄用了。實習工資3000元，畢業以後轉為正式員工，工資起點是7000元。如果同意，請你12月20日過來實習。”

　　四周人聲嘈雜，我大聲說：“好的！我同意！”那個時刻幸福得想哭。在颠簸的公共汽車上，我迫不及待地跟家人和朋友分享了這個消息。

　　我和一位師妹坐卧鋪去北京實習，有個大叔聽我倆聊了一路，快到北京站的時候說：“你倆下了火車趕緊買回程票，這點兒工資怎麼在北京混啊？我都奮鬥十年了，才在燕郊買了房子，沒看房價還漲嗎？”

　　我們笑了笑，沒理這茬兒。報到以後，住單位租來的宿舍，開始了我的助理工作。

　　2017年6月初，畢業答辯後，我陪我爸在哈爾濱做病理檢查。那天早晨，我去取病理檢查單，看見“癌”字，渾身一軟，一屁股坐在地上，流淚滿面。

　　第一個電話我打給寝室大姐，她說：“沒事，别急，有病治病。我沒錢，但我能幫你借到，你放心！”

　　大姐在醫院的朋友找到我，跟我解釋：鱗狀細胞癌比較好治，不用着急。

　　我的大學同學太好了，兩三天的時間裡，四個同學湊足六萬元。我爸手術那天，三個姐妹抽時間過來，一直在手術室外面陪我。

　　我爸的術後效果很好，住院期間隻能吃流食。為了增加營養，我用針管往食管裡推肉末，手推不動針管，我用前胸的整個力量推。我爸看見我那樣，掉眼淚了。

　　長年用拐，我的兩隻手都磨出了繭子，左手拇指和食指附近磨出一圈兒。我媽那天摸到這些繭子，也掉眼淚了。

　　我說：“放心吧，我馬上就轉正了。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家會越來越好！”

　　以前我糾結過，各種糾結始終放不下。研二的時候突然發現，我隻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别的事順其自然就好了。頓悟以後，我開始留長發，化淡妝，“雙十一”的時候還跟同學合買了口紅，兩支口紅才40元。化妝，給了我快樂和信心。

　　工作以後的最大改變是不再害怕。以前總怕這做不好那做不好，擔心别人是否認同，現在完全不會了。我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會找到解決的辦法，所有的困難都會過去。況且，别人的微詞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而我站的角度是做好事情，僅此而已。

　　我的微信簽名差不多是這些年經曆的總結：我總是做我不會的事情，好讓我多一件會做的事。

　　被看這麼多年，我已經習慣了。有的人特别不禮貌，直勾勾地盯着我看，我會回敬過去，一直看到他不自在。

　　大多數時候我不在意，看就看吧，反正我長得漂亮。

　　後記：泥濘中的摸爬者（節選） 文：艾苓

　　在這本書裡，我試圖告訴讀者：他們是什麼人？從哪兒來？來綏化學院前經曆了什麼？他們的大學生活有哪些收獲？畢業後過得怎麼樣？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刨除書裡50個故事的56個答案，我還想試着為這個群體勾畫一幅群像。

　　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是下崗職工、農民和農民工子女，來自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城市、農村、林場、農場，家裡多子女、單親或者有病人，部分人遭遇過校園欺淩，來綏化學院上大學，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車或者第一次出遠門。

　　他們自卑，敏感，朋友不多，坐在教室角落，很少主動跟老師互動，内心時常糾結。讓他們糾結的可能是囊中羞澀，可能是自己的方言，可能是别人的某句話，可能是自己無法克服的緊張。

　　有個女生看起來特别陽光，大學畢業四年後有個心結還未打開：五年級某次課間，小學老師跟大家解釋，她這次考試沒考好，因為她爸爸去世了。話音剛落，本來喧鬧的教室突然靜下來，誰都不說話。

　　她問我：“為什麼呀？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到現在我也想不明白。”

　　我問：“你希望大家怎麼做？”

　　她說：“我希望他們該怎麼玩還怎麼玩，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我說：“一年級的孩子或許會那樣。五年級的孩子大緻明白死亡是怎麼回事，他們在用靜默表達自己的同情和無措。”

　　“原來是這樣啊。”十幾年後她終于釋然。

　　貧困生群體的大學生活各有各的收獲，不乏溫馨，也不乏精彩，很多人兼職嘗試經濟獨立，他們在各種疼痛中獲得成長。

　　這個群體畢業後過得怎麼樣？這是我最想知道的。他們求職順利嗎？工作什麼樣？日子過得好不好？

　　總體來說，我把這群人的努力稱之為“摸爬式努力”。

　　有人賣過服裝，在服裝店門口大聲吆喝。有人賣過保險，一個月沒簽一份保單。有人想考公務員、事業單位或者在編老師，屢敗屢戰，屢戰屢敗。有人在年會上準備抽獎，被同事叫停說：“她是臨時工，這次抽獎沒她的份。”

　　他們哭過，怨憤過，但沒有退路，隻能在泥濘中繼續摸爬。幾年或十幾年後，他們終于帶着一身泥漿爬出來，過上有别于父輩的更高質量的生活。

　　一對出身貧寒的情侶，大學畢業兩年後貸款在農場買了房子，雖然隻有60平米，在頂樓七樓，但裝修完畢的那天，女孩高興得一塌糊塗：“我倆去新家，把屋裡擦幹淨。他出去買東西，我在地闆上打滾，陽光照在地闆上，好像跟着我一起打滾，那種感覺太幸福了。”

　　盡管生活還很艱難，很多人開始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會。他們中沒有“成功人士”，但每個人都很了不起。

　　教育能否改變命運？接受高等教育的貧困生命運如何？綏化學院的寒門學子已經給出回應：教育一直是改變個人命運、家庭命運甚至民族命運的最好投資！

　　在國家脫貧攻堅的大背景下，上學機會不再被家長選擇，而是被中高考選擇，2017屆畢業生告訴我，她和兩個妹妹都上了大學，她們在中小學都有貧困補助。

　　從2000屆到2020屆，梳理貧困生采訪劄記，我還看見21年間的巨大變化。

　　有位班長曾經告訴我，班級評選貧困生的時候，有個女生低着頭走到前面，大概一分鐘時間什麼都沒說，後來哇的一聲哭了。那次同學投票，她票數最多。快畢業的時候聽說，她才出生二十幾天，媽媽就離開家再沒回來。

　　這種不堪，這種貧困生評選方式已經成為曆史。當衆訴苦互相比困，已被教育部2016年叫停。此後的貧困生評定，開始尊重個體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個人及家庭隐私。學生提交證明材料後，填寫申請表和承諾書發到微信群，班級同學投票表決。

　　以往，信息閉塞，勤工儉學方式單一，想做家教得舉着牌子到大街上站崗。網絡普及後，校内兼職QQ群、微信群信息很多，貧困生更願意選擇與專業相關的兼職，為求職積攢履曆。

　　以往，去大城市找工作的前期費用讓很多人止步，老家附近的穩定工作是貧困生的首選。進入全媒體時代，貧困生的視野和格局正在逐漸打開，自主創業、自由職業已經被90後接受。

　　寫這篇後記的時候，綏化的春天剛剛開始，有人管護的草坪草已經齊刷刷長出來，在山坡的陰面，在城市的背陰處還有少量殘雪。但隻要走近些，再走近些，便能看見殘雪中頂着枯葉站起來的一棵棵小草，春天來了，它們都在拼命地站起來。

　　這些寒門學子就像這些殘雪下的春草，他們可能遲到，但從未缺席過春天！

　　祝福每一個勇敢的你！

　　祝福每一個貧困生！

　　祝福每一個學子！

　　如果不能前程似錦，那就俯下身去鋪設自己的前程，你蹚出來的每一步都是未來的風景。

　　摘自《我教過的苦孩子》，一位教授對貧困生群體近20年的追蹤記錄。沒有奇迹，隻有一點一滴地層層突破，不斷累積确定的幸福和成就。作者将其稱之為“摸爬式努力”。幾乎每個故事都直戳人心，催人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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