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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古代社會，被父系氏族所主導的男女關系中，女性的地位日漸下降，不論是個人生活、社會交往甚至男婚女嫁，都要依附于男性。在曆史長河中，貞節是否堅定、是否純潔，也是自古以來人們評判女子好壞的一種标準，其所謂的道德規範包括：童真、婦貞、從一之貞，其中從一之貞是指不改嫁、不再嫁。

　　随着社會的發展，貞節觀對女性的要求也愈發嚴格，甚至達到了宗教化的程度，宋朝程朱理學大力提倡女子要遵循“三從四德”，這一荒謬的理論，不僅将女子的思想禁锢在“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的牢籠中，而且為後續數百年的女性意識覺醒帶上了一個沉重的枷鎖。

　　但在宋代的婚姻記事中，女性改嫁的例子尤多。雖說受到程朱理學所束縛，但其在宋代并不是統治階級所承認的正确思想，因而在前唐的文化、思想環境的影響下，宋朝對女子改嫁之事并不呈現批判的态度。

　　一、宋代的貞節觀念受大唐遺風影響，對改嫁現象不再苛責 貞節觀的萌芽期具體是在什麼時期，曆史學家一直無法定論，但大部分人認為是在春秋時期。父權觀念充斥着整個春秋時期，《左傳》記載了“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渎也”，即各有家室的男女，不可以互相生情，否則便有違人倫，而這可以視為早期的貞節觀理念。

　　盡管不同時期，社會民衆對貞節觀的理解和要求都各不盡同，但大體而言，封建社會所提的貞節觀，更多的是封建禮教社會從道德層面束縛女子的一種手段，所謂貞節，即從一之貞，守一人而終，說的更直白點，就是一旦女性嫁人，便不得随意改嫁，古語中的“嫁雞随雞，嫁狗随狗”可謂是這種理念的俗語表現。

　　因此，古代的貞節觀，主要指的便是女子的改嫁問題，曆朝曆代，這都是封建社會要求女子遵守的道德觀念之主，并貫穿了整個封建王朝的始終。曆代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大多對待貞節觀的社會道德層面，采取粗犷式的态度。

　　不管女子年齡大小、生存能力，隻要能堅定地獨守空門，至死不嫁，往往就稱之為貞女節婦，更有甚者為之樹碑立傳，大肆宣揚，将這種行為視為唯一正确的貞節觀，并盲目鼓勵其他女人效仿，這便是封建社會中兩性關系不平等的集中體現，婦女因此遭受的封建壓迫堪稱殘酷。

　　但到了宋朝，這種理念卻大有改變。宋代商品經濟的飛速發展，讓傳統的封建禮教思想大受沖擊，重禮輕義的思想在貞節觀方面也有所表現。不僅是皇帝的敕令诏文，又或者大臣的上谏奏章，乃至文人逸士的詩詞作品，大都認為寡婦不必為了所謂的貞節獨守空門。

　　他們認為，守寡行為對生活并無實際幫助，反而束縛人的思想，“肌腸雷鳴無可奈，禮法雖存何足賴”，生活永遠比守節更為重要；即便是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一方名儒，也對這種觀念非常贊同，比如程頤、司馬光等人。

　　二、上至帝王，下至平民，對改嫁不再持鄙夷态度 作為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宋朝的皇帝對婦女改嫁的行為，不僅沒有明文反對，更多的是表示理解支持。早在北宋初年，宋太祖就曾鼓動左衛将軍王承衍之妻樂氏改嫁；宋英宗時期，禮部侍郎因病暴斃，宋英宗也是勸說其妻再嫁良人，從多位君王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宋朝，帝王對女婦女再嫁，并沒有鄙視的态度，這也導緻自上而下的社會風氣的變化，傳統的貞節觀也在帝王親眷的一身表率中悄然改變，宋朝的公主中便出現多位改嫁者，甚至連皇後，也有再嫁之婦，比如宋太祖的胞妹便改嫁高懷德

　　“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妹也。初适米福德，福德卒。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燕國長公主，再适忠武軍節度使高懷德，賜第興甯坊。”

　　在皇帝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宋代的士大夫階層，對待貞節觀的态度，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他們不僅在理論上為婦女改嫁制造有利輿論，而且也不乏在實際行動上支持婦女改嫁的行為。比如有士大夫資助改嫁女子，甚至有多人求娶乃至争娶改嫁女子，也有鼓勵自己亡夫親屬改嫁的，士大夫對女子改嫁的态度和行動，突破了傳統封建禮教的禁锢，反映出宋人更加務實的生活理念。魏泰《東軒筆錄》記載了王安石在其兒子死後，幫其兒媳擇婿的事情。

　　“王荊公之次子名為哄，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為妻，妻逾年生一子，以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鬥哄，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婿而嫁之”

　　這一事例說明王安石并不反對女子改嫁，而且，王安石為了給女子改嫁提供理論依據，還提出了“伯魚妻改嫁”說，借此說明孔子兒媳尚且如此，女子改嫁又有何不可。

　　在皇帝以及士大夫的影響下，民間對待女子改嫁的态度，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宋代，夫家尊長也關心并支持寡媳再嫁，考慮更多的仍是兒媳的生活問題，也願意讓她擇夫另嫁。宋代出現這種自上而下貞節觀念的轉變，在整個封建社會都是極為少見的，諸多客觀因素促成宋代女子改嫁之風盛行，而且遍及各個階層：從皇後、公主到一般士大夫，兼之下層百姓之妻女。而這種影響面廣泛的社會觀念的轉變，必然要反映到法律上，特别是朝廷統治者的意識理念變化，自然會通過法律的形式，将自己的意志貫徹到社會的實際應用之中。所以宋代法律出現了許多有利于婦女改嫁的規定，大多是前代所沒有的。

　　三、宋代律法明文規定女子可以改嫁 在北宋初年，關于女子改嫁社會普遍還是持否認态度的，即便喪夫，也沒有老子和孩子需要撫養，也不能輕易改嫁。到了宋英宗時期，汝南郡王認為，不許女子改嫁，不符合天理人道，請求革除舊例，在皇親國戚的谏言影響下，宋英宗的态度也逐漸動搖，英宗治平年間下诏：

　　“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少縣官已上,即許為婚姻”

　　雖然仍對改嫁有一定的條件限制，但畢竟徹底打破了不許改嫁的禁令。宋神宗元豐元年，皇帝下诏：

　　“宗女毋得與嘗娶人結婚，再适者不用此法”

　　宋神宗的這道诏令，進一步降低了女子改嫁的條件，而且，宋神宗對宗室之女改嫁的對象，如果是官員，就會在已有官職的基礎上再升一級，實際上已是公開鼓勵官員求娶宗室改嫁女子。

　　自北宋中期以後，宗室女子逐漸被允許改嫁，法律所規定的改嫁條件，也在不斷放松，作為皇家顔面的宗室女尚能如此，民間女子改嫁的自由權，在宗室女改嫁風氣的帶動下，也逐漸放開。宋帶律法對民間女子改嫁的規定并不算苛刻，主要的限制也都符合當時的道德層面的基本約束。

　　1、男方委妻而去過期不歸者，聽妻改嫁男子娶妻，但如果長時間在外，根本不回家一同生活，那麼大宋律法是允許女子改嫁的。宋真宗時期下诏：

　　“不逞之民娶妻,給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給者,自今即許改适”

　　直接從法律層面規定，如果男子娶妻，卻遊手好閑，浪蕩過日，無法盡到做丈夫的責任，而妻子也難以維持生計的，允許離婚再嫁，後來又進一步對無賴混混做出了專門的律法條例，不讓他們的惡行影響到妻子的政策生活，可以提出離婚改嫁，都受律法保護。

　　2、丈夫外出不歸者，任妻改嫁

　　南宋時規定:“其夫出外三年不歸，亦聽改嫁”。如果男子娶妻，外出三年都不回來，在杳無音信的情況下，默認妻子可以改嫁。

　　3、縮短丈夫亡後改嫁的時間法律原有“夫亡六年改嫁”三條，哲宗又規定：

　　“女居父母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并聽百日外嫁娶。”

　　逐漸縮短了丈夫亡故女子改嫁需要等待的時間，律法層面尚且允許女子再嫁，家法族規作為律法的補充，也不對女子再嫁進行過多的約束。

　　範仲淹訂立的《義莊規矩》從北宋一直推行到南宋，其規定：

　　“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二十貫，再取不支”

　　女子改嫁待遇比男子再娶還要好得多。當時流行的休妻文書，雖屬民間文約，但朝廷也認可其法律效力。

　　《宋義鑒》載：“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

　　結語 宋代女子改嫁盛行的原因，不僅僅是法律層面的許可，在道德觀念方面，整個社會的包容度也是很高的，女子改嫁現象也沒有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雖然宋朝女子改嫁，其自主權和決定權幾乎沒有，而且戶婚律中的“七出”、“義絕”的規定，使女子的離婚權受到嚴格限制，但是宋代社會對女子改嫁的寬容、開明态度，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宋代是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但畢竟仍然受封建禮教所桎梏，而在那個看似無情的年代，卻也能做出這樣頗具人情味的社會改變，本身已經是封建王朝中不可多得的耀眼之光！

　　參考文獻《宋史》《齊家之道》《資治通鑒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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