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視頻不在華美，有真知則名；文章不在名氣，有灼見則靈。這兒有獨立思考，無人雲亦雲；這兒絕不蹭熱點，絕不炒夾生。學習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弘揚中國文化。

　　談起清朝的滅亡，一般都會從軍事原因、經濟原因、科技原因、文化原因、政策原因等幾個方面來論證。有人提出是因為閉關鎖國、制度落後，而學習西方正好是南轅北轍。雖然，從這些方面論證也有道理，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沒有體現這個朝代滅亡的特點。凡是朝代興衰在許多方面有共同的因素，但是各個朝代的滅亡也有其自身的特點。而本人認為清朝的滅亡在特點方面的論述就很不夠。在這兒有必要認真探讨一下。

　　我下面也結合民族、制度、經濟、軍事、文化等多個方面，盡可能地體現特點，來論述清朝的滅亡的原因：

　　第一、滿族少數民族的統治,排斥漢族、忌憚漢族。這是其滅亡的深層的民族原因。滿漢矛盾貫穿于清朝的自始至終，隻是在不同階段其表現不同。曆史上沒有少數民族能長期統治漢族而不垮台的。由于是異族統治，處處設防漢人。元朝是蒙古族人統治，才短短“九十年，國祚廢”。清朝是滿族人統治，卻曆經“十二世”兩百六十多年“清祚終”。這個統治不可謂不長。金人奪取明政權後，采取了軟硬兼施的方式，一方面用極其殘暴的血腥鎮壓手段鎮壓漢族，“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大興文字獄。一方面對漢人上層人士進行籠絡，祭孔廟、祭明孝陵等等。在制度上繼承了明朝的許多做法，如科舉制度、六部制等。

　　排斥漢族、忌憚漢族，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甲午戰争。清政府不願意北洋水師勝利，想牽制李鴻章等漢人的勢力。雖然當時政府隻能借助漢族勢力，才能勉強支撐，但是如果甲午戰争勝利了，以李鴻章為首的漢族集團，聲勢必将如日中天，形成更加強大的漢族政治勢力。可現今清政府如此羸弱，賣官鬻爵、貪腐成風的八旗子弟，根本無法與漢族勢力對抗。因此隻有打壓漢族勢力，才能避免逼宮事件的發生。北洋水師不是不能赢也，是不準其赢也。不是不能打勝，是不能讓他們打勝。所以有錢也不給北洋水師。甲午戰争在未開打之前，就注定了其失敗的命運。通過列強勢力打擊和削弱漢族勢力，以滿族利益犧牲國家利益，這是延長其統治的愚蠢手段，無異于飲鸩止渴。

　　北洋水師艦船

　　為延長其統治，仿效君主立憲，西元1911年5月，清廷搞了一個皇族内閣，在十三名國務大臣中，漢族隻有4名，蒙古族1名，滿族卻有8名。如此一搞，讓漢族官僚對清廷徹底失望。

　　第二、取消科舉制，失去了正常的官員選拔制度。這是其滅亡的制度原因。已經延續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是中國曆史上考試選拔官員的一種基本制度，它的取消，堵塞了人才的上升通道，尤其是堵塞了下層年輕人、貧窮學子的上升空間。升官的大多是出國留學的人和有家庭背景的人，而這些人卻是有錢人。科舉制廢除于西元1906年。西元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奏請立停科舉，以便推廣學堂，鹹趨實學即數理化類。清庭招準自西元1906年開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亦即停止，并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課書，責成各督撫實力通籌，嚴饬府廳州縣趕緊于鄉城各處遍設蒙小學堂。

　　在廢除科舉制後，新的用人機制并未建立。人們發現了更大的問題。首先是科舉制被廢除後，清朝并沒有建立新的選官制度。全國選拔官員沒有統一的标準，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局面。其次是選拔上來的官員是五花八門，也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最後是由于沒有統一的選官渠道，很多官職出現空缺後，沒有新的官員來上任，人才缺失越來越嚴重；第四是整個社會思想非常混亂，科舉在當時不僅是選官這麼簡單，也是用儒家學說統一、控制當時思想的重要途徑。而科舉制廢除之後，由于沒有新的統治思想，西方思潮泛濫，所以整個社會思想異常混亂。

　　科舉考試是官員的選拔機制，代之以新式學堂教學方式，制度上存在嚴重缺失。用學堂教育方式，取代私塾教育這本身是曆史的進步，但是取代科舉制，從而取消選拔官員制度，這本身就是南轅北轍。

　　第三、财權向地方的轉移，中央集權的财政體制開始被削弱。這是清朝滅亡的經濟原因。武漢大學曆史學院楊國安在《集權與分權：清代中央與地方财政關系及其調整》中說，“從起運與存留（這兩個概念我們簡單把它比作中央财政與地方财政）的比例來看，清代中央有逐漸加強集權之趨勢。清初，存留與起運各占一半，随着軍費開支和中央财政的匮乏，中央政府開始對地方存留進行削減，地方存留所占比例逐漸減少。康熙中葉至嘉慶、道光年間，地方存留一般不超過25%，嘉慶末年甚至僅為17.4%。中央與地方财政分配比例從對半分配變成了頭重腳輕的局面，形成集權型的中央與地方财政關系。”嘉慶道光之前，财政僅在支出時分為起運與留存，收入則統一。可以說并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财政，中央地方府衙經費均納入國庫系統，經戶部核準支用，事後以奏銷審核。太平天國雖被鎮壓，但以湘淮系為主導的地方督撫已成尾大不掉之勢，其顯著表現即是财權向地方的轉移。戰時為便宜行事，清廷準許統兵大員自行籌饷募兵，曾國藩首先自設糧台，庶務（各種雜事）皆出将帥一人意旨，之後個例漸為常例，臨時變成常設，善後局、報銷局、籌款局、支應局等一并出現。

　　厘金原本是為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而開征的一種臨時稅種，屬于在商品的産、運、銷等三個環節同時征收的商稅。後來在全國推廣并成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來源，與田賦、鹽課、關稅等一起構成晚清的四大支柱收入。由于地方權重，厘金逐漸成為地方财政收入，而中央政府無法左右。

　　因太平天國起義，鹹豐、同治年間中央财權的下移，是時勢的必然結果，也是集權削弱在财政體制上的直接映射。而對于厘金的争奪則是地方分權的重要标志，使得清前期單一的财政中央集權體制開始瓦解，進而分化為中央戶部與地方各省兩個并行發展的财政系統。

　　第四、清政府兵權旁落、喪失指揮機構。兵權是中央集權最重要的内容。八旗及綠營堕落腐敗，漢族地方武裝興起，軍機處撤消，兵權旁落，又喪失了高效的軍事指揮系統。這是其滅亡的軍事原因，這也是其滅亡的最主要原因。

　　在太平天國時期，清廷準許統兵大員自行籌饷募兵，地方武裝興起。值得注意的是，西元1900年至1901年，八國聯軍侵華南方各省亦聯合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條約，已經出現了獨立的苗頭，緻使整場戰争變成了北京的皇族勢力與列強之間的較量。大清的主力幾乎全被打殘，慈禧太後逃跑到西安躲了一年多。

　　隻有袁世凱的新軍，因為事先被調到了山東鎮壓義和團，沒有遭受任何損失。相反，袁世凱還在山東招兵買馬，将軍隊擴充到了14000人。慈禧不得已将袁世凱調任為了直隸總督。西元1904年，在袁世凱的建議下，清廷發布了《奏定陸軍營制饷章》，開始統一全國的軍制，準備在全國編練新軍36鎮，每鎮12512人。但是到西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大清全國一共隻編練了25鎮，合計17萬人。其中袁世凱統率的北洋六鎮有7.4萬人，由大清中央劃撥經費，發放糧饷，所以武器最為精良。其它19鎮，約10萬人。各省總督可以自籌資金，沒有中央支持。由于中央不給錢，這些新軍的人事任免權，自然掌握在了各地總督的手中，也就為後面的軍閥割據創造了條件。

　　裁撤軍機處。西元1910年10月3日，清末立憲運動的議會準備機構——資政院召開第一次會議。當時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都已經死去，皇帝溥儀年齡還小，沒辦法治國理政，便由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沣出席會議。在資政院會議上，來自各省的代表提出頒布憲法、組織内閣；其中奉天代表更是要求第二年就召開國會，并提出軍機大臣的職權不明，要求由責任内閣代替軍機處。“軍機大臣職權不明”，是資政院代表們要求撤銷軍機處的理由之一。西元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裁撤軍機處，成立由13名國務大臣組成的責任内閣。到此為止，已經運行了180餘年的軍機處被撤銷，煙飛雲散，代表中央集權的軍事機構不複存在。軍機處雖然後期政府職能與責任内閣有重疊，但是職權不明就要裁撤，顯然是不合适的。當時應當借職責不明之機，精簡職權，恢複軍機處本來的純軍事職能，既消除重疊，又強化軍事職能。軍機處撤銷後7個月清政府滅亡。

　　第五、《辛醜條約》的簽訂，清政府徹底淪為洋人的政府。這是其滅亡的政治原因。從西元1840年鴉片戰争以來，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直到《辛醜條約》的簽訂，進一步加深了中國人民的經濟負擔，同時中央财政進一步削弱。《辛醜條約》規定：1、中國賠款價息合計9.8億兩白銀（具體為賠償4.5億白銀，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約9.8億兩），2、劃定北京東交民巷為使館界，允許各國駐兵保護，不準中國人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保證嚴禁人民參加反帝運動；4、清政府拆毀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線設防的炮台，允許列強各國派駐兵駐紮北京到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

　　《辛醜條件》的賠款，稱為庚子賠款。其債權國為八國列強，那麼清政府計劃如何償還呢？沒辦法，隻能硬性攤派到各省，根據條約，前九年，即西元1902到1910年，每年攤還1882萬兩左右，另還要付利息，本息合計2182萬兩左右。以後每年遞增，數額在2000萬至3000萬不等。以西元1902年為例，其中300萬兩由戶部承擔，其餘1880萬兩由19省攤負，當然各個省份攤負的數量并不一樣。

　　《辛醜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龐大、主權喪失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該條約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嚴重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至此，清政府的合法性已經徹底喪失，所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就有了正當性。

　　第六、在西方船堅炮利面前，屢戰屢敗的事實，逐步動搖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否定自己的一切。這是推動其滅亡的文化心理因素。從否定自己的武器，否定自己的制度，否定自己的文化，進而否定自己的人種。即從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到文不如人，再到人不如人。

　　有一種說法，晚清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巨大變動引起了思想文化的激烈鬥争，集中體現于舊的落後的思想文化與新的先進的思想文化的碰撞之上。這種說法，基本上是錯誤的，思想文化的激烈鬥争，并不一定表明是先進與落後文化的思想的碰撞。工業先進的成果，并不一定是先進文化的結果。用工業先進，推導其文化就一定是先進，不一定合适。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生産工具與整體文化之間存在一定的不一緻性。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也有不适應的時候。比如說當今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從林則徐、魏源等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後來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到北洋艦隊的失敗，發現有了長技也還是要失敗。這就将落後從工具轉到了制度層面，懷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懷疑“中體”，到懷疑文化，直到懷疑人種。面對不斷的失敗，各個階層，都在進行反思，但是，結論卻是錯誤的。實際上老百姓都是比較善良的，包括一些知識分子，他們哪裡知道，這主要是深層的民族矛盾導緻的失敗。實際上與武器落後、制度落後關系不大，更何況後期的清政府在武器方面并不真的落後。

　　第七、逼宮退位，改朝換代，和平更替。慈禧、光緒兩個政治強人，同時死去，支撐清朝的重要人物已經不在。袁世凱借武昌起義之機，擁兵自重，依靠洋人的支持，逼宮許願，淩逼軟弱的革命黨人，攫取政權于孤兒寡母之手，改朝換代于逼宮退位之中。這有一點點像宋朝得天下于孤兒寡母之手的意思。這是清朝滅亡的偶然原因。

　　第八、武昌起義是清朝滅亡的導火索。這是其滅亡的直接原因。我們說上面七條，都與清朝滅亡有關，都對統治不利，但是沒有導火索，它還不會自動滅亡。這個導火索，激發了潛伏已久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銳，進一步加重了對清政府統治制度的不滿情緒，因漢族地方勢力有了獨立的财政，有經濟力量的支撐，又有了獨立的武裝，且具備了足夠實力，又因清政府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徹底喪失，所以15省紛紛以獨立的方式響應起義，加上袁世凱的逼宮許願，清政府迅速垮台。

　　從上述分析，我們知道清朝的滅亡，起因是太平天國起義，為鎮壓起義，清政府同意統兵大員可以自行籌饷募兵，這本是臨時個例。地方初步形成擁有财權和兵權的獨立政權，中央集權開始弱化。雖然太平天國被鎮壓，由于列強的多次入侵和清政府的不斷失敗，加上賠款需要，臨時籌饷募兵的權力無法收回，又因為其他19鎮編練新軍的需要，加上厘金的征收，個例漸為常例，臨時變成常設，中央集權開始喪失。自始至終的滿漢矛盾，又加速了中央集權的喪失。清政府在辛亥革命這個導火索的作用下，很快就土崩瓦解。

　　實際上清朝的滅亡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時，地方漢族勢力在财權、兵權方面逐漸加強。滿族統治者後期為維護自身統治，通過以削弱漢族勢力，不惜因此犧牲國家利益的做法，将滿族利益淩駕于國家利益之上。這也從根本上嚴重損害了自身的利益，加速了清朝統治的滅亡。清朝滅亡主要原因、起決定作用因素就是地方割據的形成和中央集權的喪失。這個也從反面給我們啟示，國家政權想要穩定長久，中央集權是基本保證，而要使這個基本保證存在，就要嚴格限制地方專權。

　　（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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