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城市更新是城市發展的永恒話題，在經曆了以投資驅動和增量發展為主的城市發展階段後，我國城市進入了以轉型為發展思路，以存量資源為載體的發展階段。在以内涵提升為核心的“存量”、乃至“減量”的空間規劃新常态下，城市更新更加注重城市内涵發展，更加強調以人為本，更加重視人居環境的改善和城市活力的提升。

　　城市更新三人行暨2020清華城市更新論壇籌備系列座談第3期邀請到未來 聯合創辦人和創意總監黃偉文做主題分享。

　　文丨黃偉文（未來 聯合創辦人和創意總監）

　　一、深圳舊改更新已有30年

　　我們先看一下深圳這些年的發展，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深圳的地形地貌，到90年代的深圳速度，國貿和帝王大廈周邊發展起來，到2000年之後有更多的高樓崛起。深圳的地形地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還在不斷沖擊新的高度。

　　同時，深圳也是一個發展規劃和建設比較好的城市，獲得了一系列的榮譽，比如聯合國人居獎、世界建築師協會阿伯克隆比榮譽提名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設計之都，還有硬件矽谷，社會主義示範區等一系列的榮譽。

　　當然這個榮譽裡面，深圳也有它的代價。原來的綠水青山在所謂的開山炮中會有大量的改變。

　　進入90年代，也就是特區建設10年後，其實已經開始了拆舊村的改造。然後就接着拆新村，包括新的建築，比如80年代最好的一些體育館，一直到現在，連二三十年的高層建築都要成為更新拆除的目标。

　　這是深圳城市更新的一個軌迹，今年正好是特區的40年，如果說深圳是個奇迹般成長的城市的話，它的舊改從90年代開始，舊改更新也有30年了。

　　二、個人參與舊改更新的研究與方法總結

　　我為什麼會接觸到這個題目？我在清華的時候，跟着導師朱自煊教授也參與了一些保護項目的研究。畢業後我到深圳，先進入城市規劃院，正好趕上當時90年代舊村的改造規劃，後來就開始做一些獨立的研究。獨立研究最早邀請“都市實踐”聯合做了一個崗廈概念的改造規劃。又獨立做了華強北立體步行街的改造概念，還參與了皇崗村改造研究。之後我又發起了一個崗廈村改造的所有的檔案收集及開放研究的項目，叫“崗廈羅生門”。前些年又接觸工業遺産的改造比如金威啤酒廠等，逐步的就提出“新遺産新價值”的概念。

　　這4年參與湖貝村這樣一個城市更新的廣泛讨論與研究，再通過“深圳城市\建築雙年展”這個平台，做一些舊村的更新，最後就總結出了“六維評估”的這樣的一個方法。

　　三、六維評估模型

　　1、空間維度

　　這是94年我參與的北京法源寺片區的改造設想。當時的改造設想就提出，可否把這種曆史建築的保護和城市肌理的延續結合起來，也包括提供多元的空間尺度，來引導片區的開發。當然這隻是一個概念。

　　後來到了深圳以後，在94/95年就接觸到了大沖村的改造。當時我跟我的同事就做了這些現狀的整理，然後提出這麼一個規劃概念。這個規劃概念最重要的就是——我把圖像做了一個“諾利地圖”的圖-底反轉——就是去研究村裡頭的空間，努力把村莊已有的空間肌理融合在新的規劃中。圍繞這些老的村莊肌理串聯了系列公共空間和公共項目。

　　這個改造概念在90年代，在規劃院包括在廣東省的規劃評優裡頭還算不錯，但是後來的規劃實際上是往右圖這個方向走：用正交的網格取代原有網格朝向，行列擺放建築，鏟除已有肌理痕迹。右邊就是非常著名的大沖村改造項目實施後的航片。

　　1996年我在規劃局的中心區開發建設辦公室，接觸到中心區範圍内的崗廈村這個題目。當時在2000年左右我們想推動崗廈改造，而且還希望是一種漸進式的、有延續性的方式，所以我當時邀請了參與過上海新天地改造的宋照青及其團隊，探索一些新的方法來做規劃。他首先也是整理裡頭的路網，然後再做一些拆除，形成院落單元及坊巷新肌理。但是這個規劃被規劃委員會認為沒有解決拆哪家留哪家的公平性問題，也就不了了之。

　　因為這始終是中心區的一個痛點，我也不斷的在思考這個問題。有時候就到了現場，上到屋頂上就突發奇想：也許我們可以從一個屋頂跳到另外一個屋頂（像後來的跑酷運動），然後就進一步暢想這些屋頂可不可以連起來，變成一個新的公共空間。村民如果需要新的開發的話，可見縫插針建一些新塔樓。我覺得這是一個邏輯特别簡單、但需要發揮想象力的方案——把既有建築利用起來，把公共空間建到屋頂上去，然後再插建一些新的塔樓，滿足村民繼續發展需求。

　　我就開始邀同事（張建輝、郭永明）做一些更基礎的獨立研究，比如說這麼一片城中村肌理，基本上由10×10米的地塊、兩三米的或者甚至寬到8米的路網縫隙組成。這種肌理是被批評的，因為不符合消防日照等規範，村民樓擴建以後間隙越來越小，變成握手樓或者是叫親嘴樓。

　　那怎麼解決消防問題呢？我就發現村民樓每八排你隻要去掉兩排，消防間距各方面就會大大改善，你去掉的部分也可以有不同的去法，去成風車型或者是個院落式，最多拿掉30%，都可以留下70%。留下的70%，你可以把它連接起來，變成一個集合住宅。也可以增加停車，比如在院落裡頭停車，然後在停車的上面做成可以共享的公共空間。

　　所以基于原有肌理的改造，讓社區變得符合規範，符合消防，在空間技術上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具體方式包括：篩選、間拆、縫合、加梯/插建、擡院/停車、屋頂補齊，把屋頂連起來變成一個花園。

　　在02/03年我以這個設想跟都市實踐進行了一次合作，對崗廈街區做了表現更加細緻更加漂亮的改造。這些成果彙總成成果，參加了世界建協的一個面向城市問題的“慶典城市”競賽活動。當時我們提出“有機整改”主張，不要全部推倒重來。在這個基礎上，都市實踐還編了一本書，就叫“村城•城村”，裡面關于城中村的綜述及改造文章是我來寫的。

　　可是崗廈村的改造并沒有順着這個方向走，中間有諸多不同版本的方案。當時我在規劃管理部門與項目各方進行了比較困難的溝通，最後隻能提出一些公共空間的保留和貢獻率，比如說每個街坊中心要提供一個公共空間，是否還應該有呼應原有網格的步行連接。目前的城市更新已經完成了，就是右邊這個效果圖的樣子。

　　我在不斷在思考，為什麼這樣的一種關于空間尺度連續性及多樣性的概念很難引導實施？我後來通過土木再生民間研究機構得到崗廈開發商金地大百彙公司支持，發起了“崗廈羅生門”這樣的一個檔案收集和開放再研究的項目。

　　當時有一位香港大學杜鵑老師的研究生文凡加入這個研究。他研究了崗廈村原來的小空間異常豐富活躍的特點，然後對實施方案和現狀的空間進行一個對比，不斷用不同比例尺來比較，在同樣的一個大小尺寸範圍内，現狀及實施方案到底差别在哪裡？

　　随尺度比例不斷放大，你會看到實施方案，從大路網對空間的分割、到建築體量的大型化，缺乏多樣性空間，也缺乏居住與公共街巷的親密關系。

　　放大到1:100的尺度，你會看到現狀還是一個城中村的村民樓單元及街巷，但是在實施方案你看到的僅僅是一個大商場的入口及扶梯，空間會變得進一步的單一。

　　如果再放大，左邊還可以看到現狀内部小空間的很多變化，但是右手邊那就是一個門口樓梯。所以研究者文凡有一個結論說：“很少有人能夠意識到尺度背後的意義，它不僅在物理空間層面上關系着我們對于城市環境的體驗，或者說是城市形象，也在社會空間層面上影響着公平性，并且對應着不同的城市經濟發展的模式，當城市越來越大，無論是範圍上還是空間尺度上，這種建築尺度和城市空間的擴張，并沒有激發城市的複雜性。”

　　這是從空間維度評估城市更新與通常的從審美角度看城市的不同，後者一般認為城市更新讓原來的城市面貌從髒亂差變好看了就是一種空間改進。

　　2、經濟維度

　　我們繼續崗廈這個題目，我們和都市實踐一起做的這些改造現狀建築的概念看起來挺浪漫美好的，為什麼不能實現呢？為什麼最後現狀建築必須變成一堆廢墟？其實這裡頭還得從經濟維度來看。

　　崗廈的整個曆程，村民從1984年建240平米的樓開始，然後到了90年代之後開始建480平米甚至更高的樓。他們的财産不斷的在增值。大概在08/09年的時候，他們面臨更新的選擇，是否推倒重來？這時候市場的物業價值進一步飙高，由于他們自己的物業是沒有手續的，在市場的成交價格不會很高。假設在09年他們自己1000平米的面積，可能當時的市場價是值800萬，但是如果通過更新，面積基本上是1:1，甚至再多一點1賠1.1，更新完以後得到的新樓的面積，同樣是1000平米，按市場價，已經到了6000多萬，現在又過了五六年會更高了，你有一棟這樣的樓房就是億萬富翁了。這還沒算發展商的利益，說明城市更新的經濟動力是非常強大的。

　　包括比較早進入改造的漁民村，當他們在羅湖的深圳河邊建起兩層半的小樓的時候，鄧小平84年是到過這個村的，然後有過感慨說，中國農民如果都能建起、住得起這樣的樓房就不得了了。但是在小平看過這個項目之後的十幾年後，他們就已經把小樓推倒，建成右下圖的小高層集合住宅。

　　漁民村屬于深圳比較早開始更新的城中村，大概是04年就完成了改造（當時還不叫城市更新）。如果比較他們财産的增值，也大概是6倍的樣子。當然這是按當年完成改造之後的價格，如果按現在的價格，可能會更高。

　　另外一個是漁農村。鄧小平92年到深圳曾到皇崗口岸去深情眺望香港，這個村正好就在他的眼皮底下。這個村被拆除的時候新聞影響很大，因為它是被炸掉的，而且農民樓都炸不倒。最後完成了更新，村民都非常高興，同樣得到了6倍以上的财産的增值。

　　這個蔡屋圍村同樣是這樣。過程中曾出現了一個村民釘子戶，一直堅持了很多年，最後拿現金走了。但是資産的增值，如果是要房子的話，增值是7倍以上。後來我們訪談村民，村民都很高興，覺得釘子戶最終虧了。

　　大沖村也是同樣的，給村民帶來了六、七倍以上的資産增值。有的甚至有10倍以上的資産增值。

　　可見推動城市更新的經濟動力是令人發狂似的。在各方參與的經濟博弈裡面，你會看到，獲利更大的那一方的聲音是很強烈的，而成本付出方都有哪些？受損的那一方（城市／市民／租戶／新移民？）其實你是聽不到他們的聲音的。所以在城市更新裡頭，利益天平是非常傾斜的。

　　這個是另一個由傅娜及合作者開展的“崗廈羅生門”研究，重新訪談崗廈村拆遷後的租戶的影響。她們發現，其一是這些人的居住地點的變化，都會搬到關外去。第二個就是他們交通方式的變化，以前他們會有更多的步行、自行車和利用公共交通，搬遷之後，他們的出行方式需要更多地依賴的是小汽車和公共交通，所以交通方式已經在改變。這些改變實際上是增加了城市的成本和負擔。

　　這張圖表明深圳就業密度基本上在原特區内高，居住的高密度更多落到關外。這時就會帶來一個巨大的通勤問題，所以深圳人有“英雄難過梅林關”之說，因為梅林關正好是深圳許多這種原來一線和二線之間關卡的一個，形成城市卡脖子的交通擁堵，包括軌道交通的擠爆。這種交通負擔同樣也是城市的經濟負擔，不僅是市政交通的投入要增加，另外其實城市的運行成本也是增加的。

　　我們看城中村原來的布點，在農業時代，它有一定規律，從每個村會有一個出去耕種的範圍，耕種範圍是步行大概走一個小時内，到你的田裡頭去耕種，或者到水邊去捕魚，然後回來。這是農業時代的定居點及出行範圍。

　　深圳開放之後變成一個移民城市，越來越多人要來租房子，自然會落腳到村裡，這時村子已被城市包圍形成城中村，同時變成了村民建設的廉租房、保障房。而這個範圍正好和城市開發的熱點有非常好的匹配。這些村莊提供的廉租房、保障房，容納了超過一半的深圳人口。他們住在那裡，到那些臨近的開發熱點比如華強北、車公廟工業園上班，正好也是農業時代的一個步行半徑内。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農業時代的居民點會成為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的一個可支付住宅、或者說保障房、廉租房的天然布點，很好彌補了城市規劃在這方面的盲區和缺失。

　　但是随着土地價格越來越高，城市更新的步伐不斷地去摧毀這些社會住宅布點，随之需要把城市道路建的更多更密，然後公共交通、地鐵的投入會更大。這就是城市更新和城市的總體經濟成本之間的關系。

　　3、時間維度

　　以最近湖貝村的更新為例。這個村在羅湖，華潤公司在2016年做的更新方案，隻留了一個祠堂和相當于1/3舊村的範圍。

　　當時我參與了其中一個評審會，覺得好像有點問題，提出了不同意見，回來也發了一個微信，然後引發一些公共讨論，媒體也跟進做一些報道。問題在哪呢？這個曆史可追溯到明朝早期将近600年曆史的古村，根據深圳大學楊曉春老師的調研報告，有價值的老村範圍大概是17,000平米多，旁邊還有一個老的公園，這兩點都是被更新方案所忽視的。

　　深圳活躍的建築專家、文化人、社會活動家們以及體制内的獨立思考者就發起了一個叫“湖貝古村120”（緊急搶救）的活動，自發召開工作坊給政府或者開發機構獻計獻策。這些創作活動達成了一個共識，就是有價值的老村範圍要保留，公園要保留。

　　工作坊不同建築師的方案一天就産生了十幾個，也推動了政府和開發單位做了一定的調整，把保護範圍從6000平米擴大到1萬多平米。當然這個矛盾還是存在，開發商的設計機構把它當成一個因為高賠償的開發所以技術上無法對舊村做大面積保留的難題。

　　有的媒體也報道政府部門的觀點，有一個論調被放出來，說湖貝舊村不是文物保護單位。言下之意就是，把它拆掉也是合法的，因為它不在文物保護名單裡。我參與那個評審會上某些建築專家也對深圳曆史村落很不屑，認為毫無價值。

　　這就是我要在時間這個維度上要重點讨論的概念：文保和非文保的區别？如何對待非文保的曆史遺産。遺産都是前人留下來的，能叫做世界遺産有其标準，中國也跟進建立了自己的文物建築标準。這裡頭的中外官方遺産概念，都是把遺産裡頭的突出的、優秀的選出來保護，其它的就沒有法律去管它了。

　　所以，世遺的概念也好，文物建築的概念也好，實際上是萬裡挑一的。那挑剩下的99.99%到底怎麼辦？與得到法律保護的建築是什麼關系？是不是毫無價值？這個是我們專業圈都需要面對和回答的。

　　實際上北京在50年代就開始碰到這個問題。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這方面做了很大努力，想着怎麼保護和利用好北京城牆，因為當時城牆也還不是文物保護單位。後來北京發布24片四合院保護區規劃，某種程度加劇了不受法律保護的四合院的消失，也包括梁林的北京故居。我的老師朱自煊正好是梁思成的學生，他也繼續開辟這個領域的先行探索，就是曆史保護和城市設計的關系，推動了一種叫曆史文化保護型的城市設計。

　　曆史保護其實不必縮窄或限制在文物建築價值這樣一個層面上，因為文物建築隻是人類遺産金字塔的頂端，剩下的99.99%雖然沒受到現有法律的保護，但是它還是有其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價值，是沒被發現或者是可能被忽略的，實際上還是可以去挖掘、利用和放大。

　　當然這種保護可以不必參照文物保護那種刻闆方式，它可以變得更加開放靈活，可以新舊并置、疊加，會有很多靈活的處理方式。所以我覺得有必要發展出一種叫“新遺産”的方法論，就是要從多個方面，不僅從外觀、審美，還有從功能、經濟、材料、生态、技術、文化、場所，甚至是社會、權利，等多種維度來考慮、挖掘和利用好一個未受文物建築、曆史風貌建築法規保護的普通老舊建築的價值。

　　我嘗試建立一個坐标，橫軸是時間，縱軸是建築生命狀态：活着或者死掉，還有永生。

　　曲線1：普通的建築自然有一個生命的曲線，就是不斷的衰敗，然後死掉。曲線2：人類有了曆史建築保護的概念以後，其實是想把優秀曆史建築變成一種木乃伊來固化起來，讓它的生命曲線永遠保持一種水平不變狀态，這是一種傳統遺産保護觀。曲線3：但是我們中國又特别喜歡複古、喜歡修舊如舊，實際上是重新開始的新建築，但是它會冒充一個老建築，甚至也進入到遺産保護的行列裡去，所以這又是一種曲線。曲線4：當然還有一種斷崖曲線，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深圳也大量發生的，就是人為的拆除毀滅，更快地終止建築壽命。曲線5：還有另外一種，就是我們建築圈有一種傳統願望，希望自己的新建築也能夠永生不朽，所謂的百年大計、50年不落後，甚至現在已經提到千年了，這是另外一種不朽的建築曲線。曲線6：與之相對的另一種，希望建築是臨時的、可變的、可回收的，希望建築全生命周期中更靈活，适應性更強。曲線7：當然中國古代建築，包括亞洲有期日本的傳統建築，還有另外一種維持自己生命周期的曲線，就是過若幹年大修一次，這是一種新陳代謝式的維持建築生命周期的曲線。其實現在看天安門城樓經過幾次落架大修可能都已經不是原來的天安門城樓了。曲線8：在這諸多曲線裡面，需要發展一種新的遺産曲線，這種遺産曲線有延續性，又有可變性。 在這建築生命坐标的4個象限裡面，左上就是傳統、正規遺産觀念，就是希望建築狀态不變；左下就是拆舊，想毀滅的就毀了；右上就是一種假的複古或者是一個刻闆的保護，讓它不要變，建築要永生；右下象限我覺得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建築應該是盡量延續的、生命周期内又是可變化的，也強調建築的臨時性及可循環。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建築遺産生命曲線及主張，也是我們要做建築時間維度的探索領域。

　　所以2015年我提出了“新遺産新價值”概念，而且在深圳金威啤酒廠、還有梅林賽格日立電子廠的更新項目裡做了一些應用，并且在當年的深圳雙年展做了一個外圍主題展。

　　比如說金威啤酒廠，當時生産線已經移走了，要全面拆除更新。深圳政府規劃部門也逐步意識到這些工業遺産的寶貴，希望說服開發業主能保留一些有意思的瓶瓶罐罐，比如說這些釀酒的筒罐。我受邀組織開拓開發商思維的工作坊，請不同團隊參與工作提出不同設想。在現場我突然有個想法，說你要增加的新面積，其實不一定非要把整個片區鏟除才可以做。正好工作坊現場有建廠老模型在那裡，我就把要新建的體塊變成泡沫塊，讓它架在老模型的上面，然後就提出了這個新舊可以上下疊加的更新概念。

　　在深圳寸土寸金的地方希望有高增量開發是很正常，過去都是以鏟除現有建築為前提，現在我們想提出另外的實現方式，就是你可以以現有建築作為新開發的基礎（包括作為曆史體驗、商業、車庫、設備房等用途），然後去加建擴建你的新建築，這樣新舊可以疊加或并置。這是一種經過專業論證更加高效、環保從而也是更經濟的保持建築時間維度連續性的方式。

　　有了這些探索之後，我當時以“土木再生”為平台，發起“湖貝請留門”（與“崗廈羅生門”成門對門系列，後來還有“去串圍屋門”的客家遺産調研）的課題征集，也吸引了很多研究者來參與。

　　當時我們提出這個研究步驟就是要有社會、經濟、空間，包括運營、政策各方面的維度。我們也建議了一些方案，如視頻動畫所示，主要就是想拓展曆史建築保護的範圍，或者不叫保護叫保留。仍有使用價值的建築不要被拆除，像村民樓都其實隻有二三十年，本來炸藥都不太容易炸倒的建築，包括計劃拆除範圍的高層建築、政府辦公樓，這些還沒有到使用壽命期限的建築，其實完全可以跟新開發的面積（這些新建築占地也就30-40%，還有70-60％間隙）實現共生。老村其實可以跟新建築更緊密和互補地共生在一起。

　　在時間維度上，對建築曆史價值的認識和利用，我認為是應該有更放寬的、更靈活的方式。參加湖貝保護運動的有很多非常專業的曆史建築研究者，他們看重的是曆史建築的保護。但是我剛才提的“新遺産”概念，就不僅僅是面對曆史建築、有文物和藝術價值的建築，而是要更廣泛的去考慮建築的經濟、社會及環保價值如何通過時間維度來展開和表達。

　　4、社會維度

　　同濟大學的徐磊青老師和他的408團隊也主動參與了土木再說組織的湖貝村研究。就用他們的例子來講社會維度的認知和更新方案的關系。

　　他們從上海來，難能可貴的是對湖貝村的原村民，潮汕租戶，甚至顧客等人群，都進行了大量的調研訪談，讓我們深圳人（慚愧！）了解到，跟湖貝有關聯的到底是哪些人？

　　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把各方面不同人群的利益訴求整理出來，然後提出一個新的方案。徐老師他們方案其實還不僅僅是希望有曆史建築的保留，還包括社會生态的保留，産業生态的保留，想把這個地區已有的經濟活力（曆史悠久的水産及其它批發零售）也能夠延續下去。這是因為他們有了這樣的調研之後才能更好理解這些要素對城市的價值，同時也保留了它的空間多樣性。以上湖貝不同方案都證明從技術上保留更多有價值的建築是完全有可能的，沒必要僅僅是從文物保護的角度，關鍵是有沒有具備認識這些社會價值的視角和方法。

　　湖貝項目牽動了更多的社會參與，包括更多的研究者以及年輕人，而且“湖貝120”也做了更多的研究和展覽，所以這個項目的社會維度也包括所引發的公共關注和公共參與，它變成了一個公共話題。最後比較欣慰的就是，開發商和政府有關部門經過兩三年的博弈（包括一些政協、人大人士的關注和介入），将保護範圍擴展到湖貝古村的全部，因而可以有更好的宣傳，最終體現了這個項目在社會影響方面的效益。

　　這就帶出社會影響評估的課題，就是空間和社會的關系到底是什麼？我們接着嘗試了另外一個題目，就是在一個建築開發項目開始的時候就做社會影響評估。

　　這是深圳建科院在坪地低碳城要建的一棟新一代實驗辦公樓，所在基地主要跟城中村社區相鄰、跟生态環境也有關聯，葉青院長接受我的建議，願意去嘗試做一個建築項目的社會影響評估（可能是中國首例）。

　　我們到村裡頭跟村民分組進行一些讨論，了解他們的訴求，收集大家意見，包括小朋友們的參與，包括要做很專業的一些問卷調查和整理。得過吳文媛老師指導的研究員萬妍設計了最大差異化調研表，更精确了解周邊社區市民對項目的看法和需求。這些需求會影響建築的底層布局，最後建科院方案也開始響應這些調研和訴求。所以這就是社會和空間這個關系的一個良好的互動嘗試。

　　當然還有就是2017年的深圳雙年展，主題是“城市共生”，安排在南頭古城／城中村裡。這是非常有正面意義的，尤其相對照的是那一年恰好北京在驅趕低端人口、封堵很多鋪面——跟現在地攤熱完全不一樣。但是即使是深圳做這樣的一種特别有社會價值的嘗試，其實也同時面臨着和本地村民或者本地商家、甚至是擺地攤者的關系，展覽也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和生計。這些影響其實也被媒體特别是一些對社會影響敏感度比較大的一些機構所注意和報道，土木再生也做了關于展覽社會影響的評估。所以也提出這個問題：哪怕是我們願望良好的，而且也非常專業的展覽，怎麼跟社會、跟本地居民，跟本地收入比較低的人口發生關系？其實也是需要考慮的。

　　這幾年深圳還有一個更大的所謂城市更新航母項目：白石洲城市更新。發展商要啟動這個項目更新的時候，也來跟我讨論過合作進行調研的可能。我給他們提了6個維度的建議，重點是提出研究這個項目的社會影響，可惜這個項目沒有下文。

　　去年夏天白石洲開始要租戶搬遷，意想不到的一個影響非常大的事就出現了。裡頭上千家庭的小孩讀書問題，引起了特别強烈的反響。深圳大學另外一位陳竹老師也緊急做了租戶調研。這些租戶基本上有一半是10年以上的老住戶，他們都有家庭，他們最關心的就是拆遷對小孩上學的影響，面臨着小孩沒地方上學的焦慮（深圳有未居住滿一年不能申請就近入學的規定）。調研也了解了拆遷對商戶的影響，對他們的生計的影響，也包括對他們的權益有沒有在租賃合同裡頭得到一些保護或者得到設計的調研。

　　這些問題有時候是發生了我們才意識到，但是我們希望如果當初能夠提前做社會影響評估的話，也許能避免這樣的沖擊和焦慮，包括對開發項目自身的不利影響。

　　比如就有一些藝術家參與進來，為這些小朋友發出聲音，做了這麼一個叫“深圳娃娃”的公共藝術行為。作者堅果兄弟從白石洲要搬家的小朋友那裡收集來玩具，運到深圳邊界上，然後用大型挖土機從深圳這一邊扔到另外一個城市。這或許在隐喻深圳成長的這些小朋友，他們的成長環境并不那麼友好。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城市更新項目的社會影響評估應該怎麼做，是時候要考慮了，并不是非要到社會不穩定才可以做社會風險評估。

　　5、生态維度

　　城市更新的生态維度，我就說一個例子。2015年底深圳的餘泥渣土大滑坡，死了一些人，連累官員問責過百。滑坡出現的淤泥渣土有200多萬方。基本上深圳每年産生3000萬方淤泥渣土，而當時庫容量其實隻能夠滿足三年五年。

　　這個淤泥渣土的出處：一個是修地鐵，一個就是拆遷，還有一個就是挖地庫。這些都是城市更新的生态維度課題。

　　可不可以改變這種大拆大挖的方式以避免生态悲劇呢？完全是有可能。

　　我畫的這個斷面是我做過的一個得到實施的城市設計——“多地面開發模式”斷面。從技術和經濟上，完全有可能把建築從地面擡起來，不管是原有地形地貌，還是老舊的城中村房子，其實都可以共生在一起，這從技術上是沒問題的。但是從别的方面，觀念、包括政策上這個又怎麼考慮，這是另外一個治理維度要解決的問題。

　　6、治理維度

　　治理維度我覺得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共治與政策。我們的人口結構中，能夠發出聲音的那個階層與人口比例對比是倒挂的。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能夠發出聲音的階層實際上是社會頂層的精英，但是社會結構真正的模型是倒T形的，越到底層越大，但越到底層他們的聲音是聽不到的。圖中城市規劃所供應的居住土地，其實并沒有适應這樣的人口結構，導緻我們一個方面是依靠城中村，為這些大量底層人口提供居住場所，另外就是現在要補課建設大量保障房。

　　這種人口結構和不管是規劃、土地政策等等治理方式存在的分裂，是需要彌補的。那怎麼樣發現和彌補呢？就是要建立大型規劃建設活動都應該做社會影響評估的機制。國内正在逐漸展開一些有社會影響的設計創新活動，也包括深圳成長出一個“山寨城市”機構，在開展社會影響力評估的一些研究。

　　我知道像清華大學的社科院院長李強，更早也在推動建立社會影響評估制度。這是在環境評估成為一種制度之後，特别急需建立的。因為建設活動影響到的社會、影響到的人，其實并不比影響到的環境更弱。所以重視環境評估同時，也應該同等地去重視社會影響評估。我這幾年也曾努力借深圳政協平台去推動建立社會影響評估機制。

　　深圳當然對城市更新的反思也不斷在進行，發布了城市更新的十三五規劃，通過政策逐步減少這種拆除類的城市更新，然後推動整治類的城市更新。特區内将不再進行這種推倒重來的、拆除式的城市更新。對有曆史價值特色的城中村——實際上這類客家圍屋的村子深圳還有很多，主要是比較偏遠，不為人所知，需要一些新的方法進行保留，再展開保護、活化和再生（土木再生“去串圍屋門！”就是針對這一缺乏關注的領域）。

　　深圳在頒布了這些規定之後，有意思的就是原村民又出來抵制，拉橫幅要抵制綜合整治，要求城市更新。這也是他們的聲音——能發出聲音總是好的。現在也已經有了城市綜合整治的探索。比如水圍村模式、玉田村模式等項目。

　　四、漸進經濟增長與社區可持續發展

　　在城市更新兩種類型模式中也要做六個維度評估來進行比較，比如說拆除類型的，在6個維度上，可能經濟很強，但是在生态、社會，包括曆史方面很弱。在整治類型項目中可能是另外一個圖形曲線，可以兼顧得更好，更加均衡。所以我們要提倡的是一種均衡，用六維評估方法反映出來。

　　五、拓寬可持續發展為六個維度

　　這六個維度的評估其實是跟我們可持續發展的三個要素（經濟、社會、生态）是對應的，也跟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即天、地、人這三者的關系也是密切相關的。六維評估的底層最終是要把古今中外好的價值觀給延續下來。這種價值觀我們可以歸納為，就是你不要把你不希望的給别人，你要給子孫後代留下發展的餘地和空間。

　　所以我們在進行每個規劃動作的時候，都要對已有資源及規劃造成的影響進行六個維度的評估。這六個維度我正在逐步建立各評估因子，而且希望是從定性走向量化。

　　有了這六維評估框架後，開展的城市規劃、更新和整治可能結果就不一樣。這是2017年我做的一個龍華區客家圍村的整治，同時成為雙年展的一個分展場。

　　這裡面時間維度上考慮了遺産曆史的挖掘，我們發現，每個村隻要肯定用心去挖掘它的曆史，可能都是讓你大吃一驚的。還有二三十年的這種廠房，是不是也是一種可以利用的遺産。包括爛尾樓，可不可以也改成一種可利用的遺産？這個爛尾樓的結構我認為是所有中國南方村民建築的原型，來源于柯布西耶現代建築原型“多米諾”。包括對消失的教堂，集體記憶的糧倉，是不是可以梳理出來再現出來。坍塌的房屋也有一些活化計劃。

　　生态維度我們也不能忽略，那就幫這個村提升他們的公共衛生，把公共廁所和農業結合起來。村子裡頭的河流也有整治方案。

　　社會及治理維度，有各種公共參與、各種教育的推廣等等。

　　最終來說，實際上每個村每個地區的規劃、更新、城市設計，其實都是多維度的。尤其是從建築專業出來的從業者，其實要拓展自己的認知及知識維度，要把其它社會、經濟、治理、生态，包括曆史維度都要涉及到。

　　我利用這種方法也進行别的一些城市規劃，比如一個新區開發怎麼去用這個維度？包括怎麼看拆除深圳體育館，怎麼用六個維度來評估拆與不拆的比選方案？

　　包括城市燈光秀，還有這次新冠疫情，都可以進行六維的提問和評估。這些評估不一定是要量化的，也可以是一種感性的判斷，不同人的感性判斷疊加起來，它也會成為一種量化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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