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國都一直都是曆朝曆代軍事、政治與經濟中心的所在地，中國第一個王朝夏朝的都城定都河南登封告成，由此可見，我華夏自有政權以來，便有了“國都”的概念，此後又陸續誕生了千百個國都。

　　而實際意義上，國都并非“首都”，“首都”一詞在我國首次提及應源于1927年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蔣介石将南京定為國民政府的“首都”。

　　那麼後來新中國最終定都北京，又有怎樣曲折不為人知的經曆呢？我國當初對首都的選擇有沒有其他的候選地址呢？

　　本篇文章筆者将通過細緻的分析，将新中國定都北京的來龍去脈，通過引經據典，以嚴謹的口吻告訴大家。

　　1948年9月，正值民族轉折大決戰前，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九月會議，會議上主要讨論了兩個問題：

　　一、就戰略大決戰進行規劃與布局。

　　二、讨論新中國建立之後，首都的所在地。

　　嚴格來說，這也是我黨第一次以會議的形式提及定都的問題。定都的概念，是毛澤東首次提出來的，對此聶榮臻在其回憶錄（《聶榮臻回憶錄》）裡這樣寫道：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毛澤東同志認為，太原是一定要打的，但北平盡量不打，原因有二：

　　一、我們要保護曆史與文化古都，連日本人當初都沒有做的事，我們更不能背離祖宗去做。

　　二、新中國建立之後極有可能建都北平，而槍炮一響，北平極有可能淪為廢墟一片。

　　值得一提的是，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是聶榮臻在西柏坡參加會議期間第一個提出來的，并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

　　聶榮臻

　　聶榮臻由此判斷，新中國極有可能定都北平。而另一面，北平守将傅作義不僅展示出了極大的談判意向，其女兒傅冬菊更是我黨内線，這便為我軍和平解放北平提供了更大的助力與信心。

　　九月會議之後，黨的各個機關基本上已經把北平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後的首都進行宣傳，毛澤東在派彭真與葉劍英赴北平組織市委工作時，葉劍英便已經通過毛澤東的講話預料北平将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毛澤東對二人說：

　　這次接管北平，國際上都在看着我們，影響很大。你們務必要像接管沈陽、濟南一樣，取得更加好的成績才行，不要落後。同時也要防範出現一些“左”的錯誤。

　　所謂“左”的錯誤，即指采取暴力手段激進維穩。

　　1948年12月，葉劍英被任命為北平市市長期間，多次在公開演講中向黨政機關和人民群衆表示：

　　我們一定要把北平的建設工作搞好，因為它以後很可能就是我們的紅色首都！

　　1949年1月，在我人民解放軍對北平實行“圍而不打”戰略準備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前夕，中共中央又特下指示：

　　争取傅作義将軍起義，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北平，不破壞北平的一磚一瓦！

　　北平和平解放之後，當時定都選址問題并未蓋棺定論，能否最終定都北平對中央來說還有待商榷。

　　況且我黨對首都的選擇，除了北平之外，還有另一個稱心之選，那便是有“東方的莫斯科”之稱的哈爾濱。

　　熟悉曆史的朋友知道，東北是我黨與解放軍第一個解放的省份，而哈爾濱則是我黨第一個解放的大城市。實際在1948年的早些時候，我黨曾一度将其設為“特别市”，是有心将中共中央的黨政機關遷移至哈爾濱的。

　　當時考慮将哈爾濱定為中共中央的政治與經濟中心，主要原因有二：

　　一、早在1945年，哈爾濱便已經成為我黨第一個解放的大城市，我黨與解放軍在此群衆基礎深厚，紮根很深，屬于大後方性質。

　　二、哈爾濱，北接蘇聯，一旦國際與戰事有變，蘇聯紅軍便可朝發夕至，絲毫不用擔心安全問題。

　　然而，随着解放戰争的擴大與東北戰局的發酵，時勢很快決定，我黨定都哈爾濱的決定已經不再成熟。一方面是國民黨軍隊大量增援東北，搶占了重要城市與其交通要道，這樣便将哈爾濱之前軍事、政治、交通各方面的優勢拉垮，定都哈爾濱的決定已經不再理性且成熟。

　　對此，在遼沈戰役發起之前，四野總司令林彪還特意發電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問詢此事：

　　是否将中共中央機關遷移至哈爾濱？

　　但得到了毛澤東的嚴詞拒絕，毛澤東表示：

　　中共中央必須留在關内，而我亦暫不能離開！

　　由此可見，中央定都哈爾濱的設想，此時基本已經夭折。

　　當年的哈爾濱

　　然而，直至此時，我黨對于是否放棄哈爾濱轉選其他城市為首都，選擇哪個城市為首都，仍舊是迷茫與猶豫的。

　　為此，1949年2月，北平已經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局特意電請東北工作部部長王稼祥同志至西柏坡參加黨的七屆二中全會。

　　衆所周知，王稼祥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其多次在黨和紅軍的生死關頭與偉大轉折時期，堅定地站了出來，支持毛澤東與其正确思想與路線，使我黨避免了更大的損失，因此毛澤東一直對其十分信任與倚重，每逢大事，總會問其意見。

　　此次會議期間在涉及定都的問題上毛澤東對其也表現出了毫無例外的信任，毛澤東與王稼祥就新中國建立之後，定都的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讨論。

　　毛澤東說：

　　稼祥啊，我們的解放戰争很快就要取得全國勝利了，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定都何地至今仍是未知數，你對此有什麼意見嗎？我們中國曆史上的王朝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定都在洛陽、開封或者南京和北平，他們是四大古都嘛！有些同志認為我們也應該效法古人，但是我毛澤東不這麼看，我們還是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嘛，曆朝曆代的首都都有其時代與局限性，我們的新中國是新篇章，首都也應有其發展中應當适應的新環境嘛，對此中央雖然已經有了一些考慮，但是都還不成熟，也還沒有定性，我們希望聽聽你的意見啊！

　　毛澤東的講話，溢于言表，就是希望聽聽這位從東北哈爾濱過來的同志，對于新中國定都有什麼樣的看法。

　　而對于毛澤東的發問，王稼祥顯然也是有備而來，其一共給出了十多個可能作為首都的備選城市，在對南京、開封與西安不适合做首都進行了細緻的分析與說明之後說：

　　主席，我認為不管是過去的王朝還是曾經的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雖自稱虎踞龍盤，地勢險要，但到底都是短命的。雖然這樣說有曆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當然不信這一套。但從當前國際形勢來看，南京太靠近沿海了，而且他是蔣的根基所在地，于我們不利啊！因此我建議，我們的首都最理想的地點應該是在北平啊！

　　首先，北平地接南北，具有極其優異的地理與戰略位置，其北接東北，南銜中原，一旦局勢有變，漫長的國境線能夠給予一定的緩沖。除此之外，他的東面雖然是渤海，但渤海卻是内海，有遼甯與山東兩個半島拱衛，可無後顧之憂。此外，北平是六朝古都，從人民群衆的心理上來說，也樂于接受嘛！

　　顯然，王稼祥的講話一語中的，新中國的的首都，就是應該建立在軍事、政治、經濟與地理位置優異的情況下去考慮，顯然北平确實是最優選。

　　王稼祥

　　毛澤東聽了王稼祥的分析後十分欣慰地表示贊同，毛澤東回複道：

　　稼祥，你的話一語中的，我是贊同的。我們以後就是要定都于北平。蔣介石政府定都南京，是因為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那就是廣大的工人階級與勞動群衆。

　　那麼，王稼祥提出的備選城市都有哪些呢？它們又為什麼不适合作為首都呢？

　　王稼祥列出的備選城市分别是哈爾濱、西安、延安，上海，成都，開封、北平、洛陽，重慶，廣州與南京，而最終經過會議的一輪篩選，主要剩下哈爾濱，西安、開封、洛陽、南京與北平。

　　選擇哈爾濱的理由，上文已經給出，而其他五大古都，能夠上榜也是順理成章，那麼新中國為何最初定都北京？而不是西安，開封或者南京呢？

　　這裡我們要從軍事、政治、經濟、交通與地理位置等方面來做綜合具體的分析。

　　首先是西安。

　　西安作為四大古都之一，曾先後有十多個王朝建都于此，其中著名的有漢、隋、唐，這些王朝定都于此，是存在其極其優異的合理性的。

　　西安

　　但從客觀來看，這些王朝定都于此，都有其必然性與偶然性。

　　首先從必然性來說。連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都曾這樣說到：

　　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

　　也就是說自古以來搗亂的都是東南一帶的人而成大事的人往往聚于西北。

　　這是為什麼呢？

　　接下來太史公又說：

　　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由此可見，太史公認為，關中之地，富得流油，這是其之所以為國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資治通鑒》中張良則對定都西安的優越性，做出了全面的分析與說明：

　　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裡，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裡，天府之國也。

　　一句話：關中有地可耕、有險可守、有河可灌。

　　古代封建王朝，戰略防禦與勸課農桑，從來是統治者發展國力的重中之重。

　　從偶然性來說，先是關中西周戰勝了中原商朝，後是漢朝擊敗了江東的楚氏，這些都是曆史的偶然性。

　　但随着千百年來漢族政權的統一與版圖的并攏，西安作為一個遠離東南沿海富裕城市的所在地，早已經不再适應漢人政權發展的需要，更不适合新世紀首都發展的剛需。

　　随着千百年來的發展，中國經濟與政治的中心早已從最開始的西部戰略防禦，慢慢轉向中部，并慢慢向東部與沿海黑土地城市戰略擴張與轉移，因此定都西安是不順應潮流與大勢發展的，更不順應國情與民心所向。

　　其次是南京。

　　南京是六朝古都，從魏晉南北朝的東晉、宋、齊、梁、陳，到五代十國的南唐，再到後來的明朝，太平天國，均定都于此。

　　南京

　　當然，東晉、宋、齊、梁、陳，到五代十國的南唐定都于此，是因為這是其土生土長的所在地，就和當初三國東吳一樣，是無法選擇也割舍不開的。而明朝定都于此，則恰恰是漢人将發現中心從西部向東部轉移的經典體現。

　　然而，就像毛澤東曾經說“南京是蔣介石江浙派系的發源地！”

　　那樣，我國建都南京便意味着存在着許多暗流湧動的政治不安因素。衆所周知，國都自古以來就是軍事重鎮，是一個國家的權威與主權象征，而從位置上看，南京距離長城以北太遠，距離日本也太遠，這些都是不利因素。

　　而倒過來看，南京距離港澳台又更近，這些都是不利的地緣政治，而相比其他城市來說，我黨在南京的群衆基礎與根基更淺，一旦局勢有變，更加難以得到蘇聯與大後方的支持。

　　最後是洛陽與開封。

　　雖然洛陽号稱九朝古都，而開封則是宋朝時期最繁華的城市，但是洛陽與開封也有其時代與地理位置的局限性的，其長期以來均是經濟落後，且與交通各方面問題都是短期内難以改觀的。

　　洛陽

　　首先，正如上文所說，新中國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已經完成了從西部向中部再向東部沿海地區的轉移，定都中原并不符合國情，更不符合潮流與大勢。

　　其次，洛陽、開封，是我們的母親河黃河流域的中段，是曆年洪澇最為肆虐的所在地。因此，定都此地，洪澇則是跨不過去的一大難題。

　　相形之下中央最終确定定都北平。

　　那麼定都北平，到底有哪些實實在在的合理性呢？ 抛開其他因素不說，筆者舉一例來說，便足以知道毛主席的高明之處。

　　衆所周知，新中國開國大典那天，我空軍受閱戰機，看起來雖有幾十架，可實際卻僅17架，且在中外史上都極其罕見的是，這些飛機在毛澤東的命令下都是挂實彈受閱的，目的就是為了抵禦國民黨來犯之敵。

　　當時蔣介石已經龜縮台灣，但也曾企圖利用飛機對我開國大典進行轟炸并進行了缜密的安排。

　　蔣介石辦公室主任俞濟時後來曾回憶，針對我國開國大典的轟炸，蔣介石先命令其與空軍司令周至柔交換了意見。

　　周至柔認為轟炸必須中途加油，其次當時中共已經有空軍了，長途奔襲，極有可能有去無回，且收效不大，徒增傷亡，建議取消。然而，周至柔還是組建了一支空軍突擊隊，随時待命。

　　當時，蔣介石最北邊的空軍基地在金門島，到北京直線距離有1700多公裡，在不中途加油的情況下，有可能連北京都到不了便機毀人亡了。因此周至柔認為，必須請求美國人的援助，允許空軍中途備降韓國釜山美空軍基地加油。

　　然而當蔣介石向美方提出這一請求時，立馬遭到了美方的嚴詞拒絕。

　　筆者分析，原因有二。

　　一、當時美蘇冷戰，美國不願意得罪新中國，過早在亞洲樹敵。

　　二、美國對蔣介石政府的做法并不贊同，認為其做法毫無意義。

　　最終，蔣介石還是取消了派飛機對我新中國開國大典進行轟炸，而是選擇在收音機上見證了我新中國的誕生。

　　而回過頭來看，金門與南京的距離則顯得險要無比，蔣介石完全能夠實現其狂轟濫炸的目的。

　　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對新中國定都北京的戰略布局是無比偉大的。

　　最終，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最終一緻通過定都北平，并将北平改為北京。

　　《禮記·中庸》曾說：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顯然，中國共産黨就是通過這樣走一步看三步的超前眼光與偉大戰略布局，才做到了未雨綢缪，防範于未然，并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與人民的解放。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也說：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沒有事先的計劃和準備，就不能獲得戰争的勝利。

　　由此可見，我們新中國首都的确立，是無數偉大優秀的共産黨人智慧與心血的結晶。紮進去細究便會發現，它實際上是自古以來我中華民族最先進、最智慧，集軍事、政治、經濟、地緣政治與國際形勢等方面最全面的戰略布局，其中可學習的東西，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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