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東方IC 資料圖

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成為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3名獲獎者之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也有人表示“名至實歸”。

伯南克曾在2006年至2014年擔任美聯儲主席，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救火隊長”。擔任美聯儲主席之前，伯南克曾是普林斯頓大學一名經濟學教授，而現在伯南克又重返研究界，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擔任高級研究員。

伯南克何以從大學教授變身為美聯儲主席？他的理論對分析應對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局勢有何啟示？

“學而優則仕”

伯南克可謂“學而優則仕”的典型。

1953年，伯南克出生于美國佐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狄龍長大，是少數猶太家庭之一，并參加了當地的猶太教會堂。1975年，伯南克以優異成績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并于1979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博士學位。

此後，伯南克于1979年至1983年擔任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并于1983年至1985年擔任該校經濟學副教授。在斯坦福大學期間，伯南克發表了一篇關于大蕭條的重要論文，這篇論文認為相比于貨币供給的下降，金融系統的失靈是造成大蕭條的更本質原因。

1985年開始，伯南克來到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經濟學和公共事務教授。1996年後，伯南克擔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系主任。2002年，伯南克被美國總統小布什任命為美聯儲理事。2005年6月，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2006年2月，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就任美聯儲主席，并于2010年2月開始第二輪任期。他的第二任期于2014年1月結束，由珍妮特·耶倫繼任。

作為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領導了美聯儲應對2006-2010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大衰退。在他任職期間，美聯儲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來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在這一過程中，美聯儲購買了數萬億美元的抵押支持證券和長期國債以刺激經濟增長。伯南克還通過召開季度新聞發布會解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的決定，提供短期利率前瞻指引以及采用2%的正式通脹目标，來提高美聯儲決策的透明度和溝通能力。

複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孫立堅對澎湃新聞表示，伯南克和前幾任央行長不同，是學術型出身的央行行長，他嚴格地按照自己所掌握的經濟學規律在執行着政策工具。也正是如此，伯南克的很多工具可能被部分短視的、不了解當下經濟規律的人認為是“撒錢”，認為伯南克僅僅是一個“空降兵”。

“大蕭條迷”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論

“弗裡德曼對伯南克的影響很大。”

據東方證券财富管理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介紹，伯南克在MIT讀碩士期間，斯坦利•費希爾（Stanley Fisher）教授推薦他閱讀了彌爾頓•弗裡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經典作品《美國貨币史》。伯南克因此成了“大蕭條迷”。

“無論是在《美國貨币史》還是在學術論文中，抑或是在公開演講中，弗裡德曼都一以貫之地堅持，如果不是美聯儲執行了錯誤的緊縮政策，大蕭條就不會發生。”陳達飛說道。

在對大蕭條的反思上，伯南克是弗裡德曼的信徒。他深刻認識到，美聯儲在1929年股災前和大蕭條早期的3次緊縮加劇了大蕭條的嚴重性。

對于1933年以後的長期停滞，伯南克認為弗裡德曼的解釋是不充分的。他認為信息不對稱條件下銀行體系的崩潰所導緻的信貸不足是主要原因，其碩士畢業論文和早期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都是從銀行信用的視角對大蕭條的闡述，後來發展成了“金融加速器”理論：經濟衰退會吞噬信貸流量，反過來會加劇經濟的衰退程度。這也是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成果。

自2002年8月被任命為美聯儲理事後，如何防範通貨緊縮就成了伯南克的關切。大危機發生後，避免大蕭條重演就成為伯南克時代的美聯儲的優先事項。

陳達飛表示，如果說弗裡德曼的貢獻是讓人們認識到了“貨币是重要的”，那伯南克的貢獻就是讓人們認識到了“信用是重要的”，或“金融是重要的”。因為在古典或主流經濟學範式中，貨币與信用都是不重要的，典型說法是“貨币是一層面紗”，銀行等金融中介隻是渠道等。不僅如此，伯南克還厘清了金融作用于經濟的方式，加深了學界和政策層對金融的本質的理解。

在研究“大蕭條”的過程中，伯南克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什麼有的國家衰退程度深一些，而另一些國家要淺一些？決定因素是什麼？

他研究發現：第一個因素是實施金本位的時間長短——那些較早放棄金本位的國家能夠及時地增加貨币供應量，因此得以及早擺脫通貨緊縮。這與弗裡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國貨币史》中表達的是一緻性的；第二個因素是銀行業危機的嚴重程度，形成了“金融加速器”理論，描述的是金融的正反饋效應或順周期性，與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性”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常務副書記兼副院長、教授王晉斌也對澎湃新聞表示，伯南克在反危機研究和經濟政策、貨币信貸傳遞渠道以及金融在經濟發展和波動中的理論上（金融加速器理論）都有傑出貢獻。

處理金融危機：果斷推出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舉措

伯南克擔任美聯儲主席兩年後，華爾街引爆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

“伯南克在2006年接任美聯儲主席可謂恰逢其時，”陳達飛認為，伯南克早年學術生涯對“大蕭條”的研究加深了其對“金融的本質”的理解，為其在應對2007-2009年金融風暴過程中提供了指南，正好學以緻用。

當時，伯南克毫不猶豫地采取了其學術成果所指的方向，向市場大量注入流動性，緩解了當時可能會爆發的更加惡劣的金融體系崩潰。在這一過程中，美聯儲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來實施量化寬松政策，購買了數萬億美元的抵押支持債券和長期國債以刺激經濟增長。

“當時存在着不要讓央行做如此積極舉動的論點，這包括：自由主義經濟學派所支持的市場‘無形之手’，放任市場自然恢複，而人工幹預則無必要；流動性注入的負面效果或導緻通脹；央行救助在次貸産品上不謹慎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或帶來道德風險，即受政府會在危難時刻總會出手相救的預期推動，金融機構今後會敢于冒更大風險。”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胡捷對澎湃新聞說道。

而伯南克長時間對于大蕭條等方面的研究則給了他信心，使他對于利弊的權衡把握得更準，更果斷。

“伯南克的研究與2008年美國所面臨的情況緊密相關。伯南克之所以有把握這麼做，是因為他對于大蕭條期間的研究給了他堅定的信念。”胡捷說，在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金融危機加經濟危機，導緻銀行批量的倒閉。而當時的美聯儲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沒有積極地向銀行施以援手注入流動性，使得很多經營本身并沒有太大問題的銀行，都由于流動性的枯竭而倒閉了，加深了整個體系受到的創傷，延長了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的恢複周期。

孫立堅也表示，伯南克能夠看到經濟下行的根源來自于金融脆弱性。

“以前大家都認為經濟不好的時候，隻要降息就可以了，更多的是認為貨币政策的操作空間很大。但是後來凱恩斯學派自己也發現遇到了流動性陷阱的問題，出現了銀行惜貸現象。貨币政策已經寬松了，但是企業部門、家庭部門的債務負擔還是那麼重。”孫立堅說，伯南克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論，說明了銀行的惜貸問題不解決，央行寬松的貨币政策就不能夠解決實體經濟的消費活力和企業投資意願。所以伯南克認為，要修複銀行抵押品不足的問題，就要修複今天銀行的資産端。

在擔任美聯儲主席以後，伯南克運用了寬松的貨币去購買抵押品，包括了美國長期國債和美國的房地産抵押支持證券。

“這兩種大量的購買是跟任何央行的舉措不一樣的，基于自己的‘金融加速器’理論基礎上，伯南克做出了QE（量化寬松）的金融和貨币政策創新。”孫立堅說，通過央行修複“加速器”受到的破壞，隻要破壞的因素好了，那麼“加速器”就成為了提升經濟的加速器，而不是“雪上加霜”的“加速器”。

王晉斌表示，伯南克在次貸危機問題的處理上開辟了新的視角，堅持提供流動性是防止危機擴散的關鍵。

談及伯南克的量化寬松舉措所帶來的諸多影響，胡捷表示，以伯南克2008年所主導的“救市”而言，并沒有引起高通脹。

“至少從消費品的角度是沒有的。當時達到的效果是，以量化寬松為代表的操作緩解了流動性危機，救活了金融機構；同時，2008年至2020年3月，美國M2廣義貨币發行量并沒有以央行基礎貨币的同比增速增長，意味着央行的貨币注入金融機構之後，金融機構并沒有去基于新獲得的現金做更多的貸款，因此在同比上沒有過量派生貨币的出現。2008年-2020年，美國CPI物價指數一直控制得非常好。”胡捷說，注入流動性的操作沒有引起消費品價格的大幅增長，一是因為全球化供應鍊的保障，美國貨币增發所導緻的消費品需求增加，可以很快的被全球的供應體系滿足；二是科技的進步促使了勞動生産率的提升。

胡捷還表示，伯南克的操作也帶來了日後資産價格的上漲，而這種效果是受到争議的。當時，金融機構通過流動性注入獲得的資金，由于沒有用于放貸，則被拿去“炒股”去了。由于股票供給是有限的，更多的資金進入了有限的市場，擡高了股票的價格，緻使2009年之後的美國股市總體一路走牛。

伯南克的理論與實踐的當下啟示

胡捷表示，美國人雖然對大蕭條等曆史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第一次大膽實踐就是在2008年。可以說，伯南克“破天荒”地把理論研究的成果付諸實踐，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此舉在當時有很多國家競相效仿。

“如今，到2020年的3月的時候，鮑威爾也是做同樣的事情。”胡捷說，未來所有的國家都會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現代經濟體央行、金融體系的工作原理是類似的，所有銀行都有同樣的脆弱性，而所有央行也都具備同樣的潛力，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去救助銀行所面臨的流動性危機。

陳達飛表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鮑威爾在應對新冠疫情沖擊時更具有勇氣。這與人們對大危機的爆發以及對後危機時代“漫長的複蘇”的原因的反思有關系。美國後疫情時代複蘇的彈性和韌性在很大程度上與美聯儲的救助行為有關系。回想2020年3月美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沖擊的劇烈程度，當時市場主流聲音認為，“大蕭條”再襲已不可避免。但事後看，算得上是“虛驚一場”。

“我将其稱為‘一場未兌現的金融風暴’。”陳達飛說，正是因為伯南克、蓋特納和保爾森等關于“滅火”經驗的傳授，才有鮑威爾執導的這場漂亮的“滅火行動”。但這一年來，失控的通脹不僅抹去了美聯儲2020年的成績，更是在撼動自沃爾克時代以來建立的聲譽。所以，美聯儲是“手持火柴的滅火人”——在滅火的同時，也可能留下新的“火種”。

關于啟示，陳達飛表示，有句話說：“不要調戲通脹，否則它會嫁給你的。”美聯儲這兩年犯的錯誤很大程度上與其2020年新貨币政策框架有關系。它是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線”一直休眠的前提下的，認為通脹消失了，工資向通脹的傳導也消失了。在這個預設條件下，其政策重心放在“最大就業”目标就好了，所以疫情期間，美聯儲一直強調通脹是臨時的，以就業“未實質性複蘇”為理由而不斷推遲非常規政策的正常化。這是美國通脹動能至今仍在的一個重要解釋。

“我們不得不承認伯南克是解決危機，而不是解決經濟過熱的大師級央行行長。他解決經濟下行危機的處理方式，是獨到和強大的。”孫立堅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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