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統治者重視理學,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重開科舉時,即規定科舉考試科目從《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中出題,答案以朱熹的注解為标準,從此,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國家科舉考試的标準教材,明、清兩代的科舉考試也以朱熹的注解選拔人才。“四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标準教材,一方面,奠定了“四書”在中國傳統經學中的核心地位,使四書的研究出現繁盛情況;另一方面,士人為了晉身仕途,學習“四書”,受儒家倫理綱常的熏陶,這樣便禁锢了他們的思想,為統治者選拔忠心順從的官員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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