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美] 高彥頤 著

李志生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明末清初巨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遷，促進了“才女文化”的繁榮。其中最突出的是坊刻的興起、讀者大衆群的出現、對情感的重新關注、女性教育的提倡、女性出遊機會的增多及女子特性的重新定義等。

本書作者指出，明末清初的江南閨秀遠不是受壓和無聲的，她們在男性支配的儒家體系中創造了一種豐富多彩和頗具意義的文化生存方式。作者通過儒家理想化理論、生活實踐和女性視角的交叉互動，重構了這些婦女的社交、情感和智力世界。透過婦女生活，本書提出了一種考察曆史的新方法，這種方法是以具體了解婦女是如何生活為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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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文人：如有威望的男人一樣的職業作家

第二類“職業女性”——職業作家的流動性，也很難與儒家社會性别理念的内涵相吻合。王端淑不平凡的生涯，證明了女性職業作家面對的是怎樣的更為複雜的通融情況，這種通融介于家内和公衆領域之間，同時也介于男性和女性領地之間。

有着八位兄弟的王端淑，生于紹興府山陰縣一個博學家庭。其父親王思任（1575—1646，1595年進士）是一位著名的小品随筆作家，他以其深刻的幽默而著稱。當1646年清朝軍隊橫行于紹興時，王思任因年紀過大而未能參加海上的忠明抵抗，但他在門上貼出了“絕不投降”的标語，拒絕接受清朝的剃發令，并退至山中絕食而死。王思任的氣節及其忠明的信念，對其女産生了長久影響。

王端淑作為作家的職業生涯和造詣，與黃媛介十分相像。王端淑之父的仕途為經常的賦閑在家所打斷，王端淑受教于父親，她對曆史和儒家經典非常精通。如黃媛介一樣，端淑是一種艱深的漢代文體——漢賦的專家，也是一位有造詣的畫家。王端淑是一位塾師，也被邀赴京教授宮中的女性，但這一邀請被她拒絕。兩位女性都為李漁的劇作寫過序，李漁是她們共同的朋友。兩人都受過良好教育，都比她們的丈夫有名望和被更多地雇傭。綜合這些，她們構成了明末清初女文人的典型範例，這些文人女性憑着自己的文學和藝術天才謀生。

兩位女性所走的路非常相近，所以她們很有可能于清代早期旅居杭州時見過面。通過興盛于西湖周圍的詩社和其他文人組織，她們明顯有着許多共同的朋友，包括李漁，西湖是當時藝術贊助網的中心。盡管沒有文字材料證明她們之間存在着深厚友誼，但兩位有才華的女性偶爾會對相互的作品進行評論。在一篇精心解釋黃媛介詩句的詩作中，王端淑贊揚了其藝術技巧：“竹花吹墨影，片錦貯雄文，抹月含山谷，披雲寫右軍。擊音秋水寂，空響遠煙聞，脂骨應人外，幽香紙上分。”通過将媛介與著名書法家王羲之（321—379）130和宋代優秀詞人黃庭堅（1045—1105）相比較，王端淑明顯是有目的的。如我們将看到的，上層寡婦商景蘭首先将黃媛介置于一個女性譜系中，與此相反，王端淑則視她的朋友，可能也是她自己為男性書法和詩歌天才的傳人。

王端淑也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較之家内女性，女作家的生活方式和關注點與那些公共領域中的男性更接近。王端淑是一位極為多産的作家和詩人，在清朝征服後不久，她便以職業藝術家的身份出現。圍繞着其決定的争執顯示，在她的家人眼中，女性職業藝術家的地位是成問題的。毛奇齡（1623—1716），一位來自其同鄉紹興府的學者，就她的動機生動地寫道：“今玉映以凍饑輕去其鄉，随其外人丁君者牽車出門。将栖遲道路，而自銜其書畫筆劄以為活。”毛奇齡說得非常清楚，王端淑現身于社交界是迫于其家庭的窮困。但他們絕不是其時唯一受到改朝換代劫掠的上層家庭，這一事實反映，這些家庭中的男性沒有供養家庭成員的能力。

盡管不曉得丁聖肇族人的反應，但端淑的兄弟們則都因其現身于社交界而略感窘迫。端淑出發前，她的哥哥們曾試圖勸阻她。她将這些争論寫在一首長詩中。她哥哥反對的理由是：“長兄诘小妹，匆匆何負笈。昆弟無所求，但問諸友執，且父海内外，如何人檐立。兄等制衣裳，各弟出供給，舍此去倚誰，睹悲氣亦唈。”端淑回敬道：“阿翁作文苑，遺子惟圖籍，汝妹病且慵，無能理刀尺，上衣不敝身，朝食不及夕。”她申辯說，她隻能“舌耕暫生為，聊握班生筆”，意即她隻能以教書和寫作為生。

王端淑繼續為其于公衆領域曝光的合理性進行辯解：“諸兄阿弟幸無慮，當年崇嘏名最著。”黃崇嘏是一位頗具才情的女性，她曾假扮男子一年，并使自己成了前蜀的一位官員，她是女性僭入公衆領域的一位令人尊敬的先驅。一旦當公衆領域中的女性意識到穿或不穿男性的外衣，她的家内領域和他的公衆領域間的嚴格的意識形态界限都在事實上是可以超越的時候，她們就可以起到替代男性的作用了。将穿着男女兼有外衣的黃崇嘏視作自己的偶像，王端淑看起來正是要将自己扮演成那樣的角色。

王端淑的反駁令她的兄長啞口無言。“兄弟聞予一篇言，面赤各各相偷觑，兄辭有事暫先回，弟輩尚欲往他處。”端淑繼續道：“萬分無奈擇初三，攜書哭别含悲去。”最後，她還不忘取笑她的兄弟：“慎哉始信毛詩雲，兄弟之言不可據。”不管他們當初是怎樣的反對，端淑的兄長們後來還是對她的出版曆險給予了支持并為她寫了賀詞式的序言。王端淑的成功不但沒有給她的家庭抹黑，反而為王家的聲望添了光。盡管其父思任早在端淑公衆職業生涯開始之前就已死去，但在一篇評論中他就預言，隻有她有着他繼承人的才華：“身有八子，不及一女。”他帶着自豪，非常清楚地視她為兒子的替代者。

女作家如黃媛介和王端淑，被她們的男性親屬意識到了是在從事男人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感覺是客觀正确的。在王端淑的例子中，她僅是出于生計，而追随父親出售作品和書畫。盡管所有文人偶爾都會應那些能夠付得起錢的男、女的請求，而撰寫墓志銘或傳記，但王思任是以此酬金為固定收入的。思任被說成是“錢癖”。依他的一位朋友所說：“遂東有錢癖，見錢即喜形于色，是日為文特佳。然其所入者，強半皆谀墓金，又好施而不吝，或散給姻族，或宴會朋友，可頃刻立盡，與晉人持籌燭下溺于阿堵者不同，故世無鄙之者。”除了教育，端淑很可能也受益于其父的社會關系。由王思任開始，為錢而寫成了這個家庭的傳統；盡管端淑是女兒，但隻有她才是他最有才華的繼承人。

不僅代替了兒子，而且在文人圈中，端淑也成了丈夫的替代者，盡管她的丈夫丁聖肇經常伴其左右。如，端淑為其丈夫代筆向南明朝廷上奏文，試圖為他的父親——一位死去的東林黨人——恢複名譽。實際上，王端淑以其丈夫的名義，撰寫了大量的詩歌、書信、挽歌、傳記和墓志銘，以至于有些不了解情況的讀者以為他沒文化。她甚至替他坐在其詩社舉辦的賽詩會上。非常明顯，王端淑喜歡這樣的一種角色颠倒，她采用男性的聲音寫詩，其中一首幽默地題為《效閨秀詩博哂》，使自己置身于女詩人的典型風花雪月題材之外：“煙爐宿火熏鴛褥，堕燕新泥污繡鞋，步出素屏聊遣悶，凄涼又聽鳥喈之。”

王端淑不僅擅長男性喜愛的風格和心安理得地裝出男性的聲音，她還在傳統上被視作男性的題材上勝出。這一點最突出地表現在1648年和1649年她所寫的一系列傳記上，這些傳記是為殉難的忠明之人所寫的。對男性來說，頌揚投井、跳河或咒罵兵士以防被奸的女性是很常見的；端淑循着男性的慣常作法，頌揚了九位這樣的忠誠殉國者。殉國者中的四位明确說是會稽人；因此王端淑可能是從口頭文字得知他們行動的。但更不尋常的是，她寫了為垮台的王朝而死的六位男性的報道。

端淑描述了當時的心态：“自管文忠至金陵乞丐六傳，皆予戊巳間之率筆也。時以喪亂之後，家計蕭然，暫寓梅山，無心女紅，聊借筆墨，以舒郁郁，愧未成文，恐不免班門弄斧之诮。”盡管她不能明說，但她的“挫折”更多地來自于她隻能欲言又止的對明室的忠誠，而不是其個人的經濟困境。在端淑對忠明英雄的描繪中，她有意區别于男性所寫的正式祭文，男性祭文着重于這些殉難者的家庭血統或公衆職業生涯，而她則着眼于導緻他們作出決斷的事件和内心鬥争。她對關鍵時刻的個人信念非常感興趣，她并沒有将忠誠視作一種抽象的道德。作為一位忠明之士，她同樣被兩個性别和所有階層成員所表現出的氣節感動。

……

乍看起來，職業女性作家和藝術家似乎在威脅着其時流行的社會性别安排。有什麼能比女性養家更是對“三從”的有力颠覆呢？然而，就像這樣的社會性别倒置現象可能給女性的夫、兄帶來的窘迫一樣，它并沒有破壞社會性别體系的前提。在贊揚王端淑作為女性是如此的不平凡，以至于應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男性時，她的男性支持者在不言而喻地堅持着将男性歸于更高價值層面的社會性别等級，他們視男性有很高的文化成就、關心公衆事務、英雄化情感的文學展現等。盡管單個女性因此獲得了解放，而在通常情況下，這種解放是其同性成員在沒有危害其良家身份的前提下不會獲得的，但社會性别體系的總體不平衡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強化。

>>作者簡介

高彥頤（Dorothy Ko），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曆史系博士，現為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Barnard)學院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和《硯史：清初社會的工匠與士人》等。

作者：高彥頤

編輯：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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