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能成大事者，必定有堅韌的心性、無畏的精神、聰慧的頭腦，最重要更是能夠殺伐果斷，做事絕不婦人之仁。

張居正作為大明第一内閣首輔，輔佐皇上管理這一艘封建巨輪，做事從不心慈手軟，問路斬樵，很有一套對待小人的手段。

張居正，出生于湖北江陵，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農家子弟，自幼便以神童蜚聲鄉裡，十歲通讀四書五經，十六歲中舉。

因才能出衆，在明穆宗的時候就頗受信任。

穆宗死後，遺命張居正等三大臣輔政年幼的萬曆皇帝，張居正更是連續十年擔任内閣首輔，也就是宰相，手握要權。

上台後的張居正非常清楚，眼前的困難可謂前所未有，帝國已經千瘡百孔，亟待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加以拯救。

張居正生活在明代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這是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政治腐敗，土地兼并嚴重，賦稅不均，民不聊生。

皇帝生活奢侈糜爛，不理政事，當時的世宗一心隻想長生不死，修齋建醮，醉心青詞，寵信權相嚴嵩。

嚴嵩由于“贊玄功”和善于撰寫青詞，得到世宗的寵信，專權二十餘年，“位極人臣，貪渎無厭”，财産達數百萬兩，金銀器皿數十桌，窖藏金銀珍寶五庫。

當時貪污成風，上行下效，真正“清白之吏不概見天下也”。

王世貞曾記明朝中葉天下的富赀：嚴世蕃積赀滿百萬，“嘗與所厚，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皆有百萬之富。

他們的财富都是直接間接從千百萬老百姓身上榨取得來的。

結果是“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

那時明代國庫空虛到令人無法想象。

嘉靖十五年以前，世宗營建的經費已經到達六七萬兩，後來還增了十幾倍，歲費達到了二三百萬。

他還到處派人采辦珍貴物品，來填補他日益擴大的貪欲。

除此之外，軍費是最大的開支，嘉靖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百九十萬”，“歲入不能充歲出之半”。

到了三十七年,“賦入太倉者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

嘉靖時期太倉銀歲入不足歲出,年年虧空，嘉靖三十年虧空達三百九十萬兩。

隆慶元年，也就是1567年，戶部尚書馬森指出：太倉現存銀，僅足三月，京倉現存糧，僅足二月。

他無可奈何地說：“今日催征急矣，搜括窮矣，事例開矣，四方之民力竭矣，各處之庫藏盡矣，時勢至此，即神運鬼輸，亦難為謀”。

張守直說“天下錢谷之數，計一年所入，僅二百三十萬有奇”，而隆慶二年用四百四十餘萬，三年則三百七十九萬，把全國的府藏二百年的積存，都收歸太倉，仍然不足九邊一年之用。

國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不可謂不是人人寒心。

在隆慶三年的時候，明穆宗還向戶部索要白銀三十萬兩。

張居正直接直言進谏，說：“計每歲所入，……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少銀一百五十餘萬，無從措處。”

為了改變太倉庫入不敷出的窘境，隆慶時期的中央政府還是積極地采取過各種改革措施，試圖增加太倉庫的歲銀收入。

比如内庫财政開支消減，部分财政收入直接被劃歸到太倉庫等等。

然而，太倉庫的财政狀況卻依然令人擔憂，入不敷出的情況依然持續。

就是在這樣危急存亡的情況下，張居正在萬曆初年走向了權力的中心，擔任首輔，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财政改革。

張居正就任首輔之後，國庫的财政情況已經到了他不得不放下一切事物騰出手來專管一通的時候。

他當時力薦的戶部尚書王國光告訴張居正，國庫的銀子已經告罄。

這讓張居正感到十分詫異，他問王國光，在高拱離任前，不是還說有四十萬嗎？

王國光冷哼一聲，說那都是張守直說的假話，幾日以來已經将所有賬目都查實了，國庫裡實際上隻剩下二十萬兩銀子。

所謂的肆拾萬輛，是把高拱答應多給殷正茂的那二十萬兩也算在裡面了，可是那筆銀子早已劃出去三個多月。

聽完這話，張居正心下一冷，國庫可以說已經是油盡燈枯，王國光堂堂一個戶部尚書，口袋裡竟然是一兩銀子也摳不出來，國朝兩百多年來，可謂是前無古人！

國庫裡沒銀子就意味着官員的俸祿發不出，張居正冥思幾天，想出了個用胡椒、蘇木折俸的方法。

此計一出，可謂是風波頓生，還上演了一幕問路斬樵的好場面。

問路斬樵，是民間流傳的一個關于韓信的故事。

有一次劉邦正急行軍趕路，走到秦嶺發現棧道已經被銷毀，根本找不到出去的路。

韓信看到路邊有個砍柴的樵夫，于是便走上前去向他問路，如此劉邦一行人才順利出去。

但謹慎的韓信思考一番之後卻把那個剛剛好心給他們指路的樵夫給殺了。

對此韓信解釋道，并不是她短行，實在是不得已，因為如果留下樵夫很有可能會洩露他們的行蹤，成大事者不可婦人之仁。

對于剛剛上任的張居正來說，婦人之仁也是他最需要摒棄的東西，要挽救這個财政已經在崩潰邊緣的國家，他必須使出非常的手段，丢掉一些婦人之仁。

這時候已經到朝廷官員的俸祿都發不出的地步了，所以張居正想出了用胡椒蘇木折俸的手段。

胡椒和蘇木兩樣物品國庫一直收藏頗豐，足夠供應；二來，胡椒和蘇木一直都是由榷場專營，民間不許散賣，因此，拿它們折俸，官員們很容易就能夠變現。

張居正還囑咐王國光，告訴他說，胡椒和蘇木股價不菲，所以折俸的時候不要太摳，多給官員們讓一點利，這也算是安撫他們。

不得不說張居正此舉考慮得十分周到。

因為這個折俸的事情，還有許多官員十分不滿，前來鬧事。

錦衣衛主管糧襪的官員章大郎大鬧儲濟倉，将大使王崧推倒摔死，結果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如不嚴辦章大郎，則無法平息官員的憤怒。

而章大郎如此蠻橫，皆因其舅系乾清宮總管太監邱得用。

當初，張居正決心懲治兇犯，但邱得用用一幅李太後所摹寫的價值萬金的《心經》送給馮保後，馮保借京官對胡椒蘇本折俸的不滿，敲打張居正，張居正深知馮保的老辣手段，不得已用“誤傷”二字為章大郎開脫此事。

因為當務之急不是和馮保鬥智鬥勇，而是解決胡椒、蘇木買賣的問題，怎樣切實地幫官員們折現才是最重要的，不然這樣的官員之間的械鬥一定會再度出現。

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正當張居正對這件事感到一籌莫展的時候，有個小人撞了上來，解了他的燃眉之急，那個人就是郝一标——京城最大綢緞店七彩霞的老闆。

1. 内閣差使給張居正府上送了三十斤胡椒蘇木，是管家遊七簽收。

到了下午就有幾波人拐彎抹角找到遊七，想要用高出幾倍的價格收購首輔府上的胡椒、蘇木。

遊七雖然很心動，但想到堂堂首輔要靠變賣胡椒和蘇木來生活，說出去名聲不好聽，所以都婉言謝絕了。

知道幾天後遊七被張居正罵了個狗血淋頭，限令他急速賣出胡椒、蘇木，他才不敢再怠慢。

但是他找下人出去轉悠了一趟，發現滿大街都是背着胡椒和蘇木找買主的人，遊七這才感到事情開始棘手。

他也拉不下臉來去街上叫賣，于是就想在家等着人上門，誰知一連幾天都沒人來買。

正在這時候，徐爵來張居正府上有事，遊七便請他幫忙，徐爵一口答應，第二天就把郝一标帶了過來。

郝一标來了之後和遊七好一頓寒暄，然後二話不說就讓随從把那一袋子蘇木和胡椒拎走，留下了兩百兩白花花銀子。

這個可市場價高了好多倍，遊七高興得不行，送客到門口的時候徐爵又往遊七手上塞了一沓紙，那時兩百兩的銀票，告訴他不必客氣，是郝一标孝敬他的。

遊七既貪，又怕其中有詐，但是一想到郝一标那麼有錢，便心安理得收下了。

張居正問他把東西賣給誰了，除了私下收受的那兩百兩銀票，遊七都一五一十說了。

本以為能得到老爺的誇贊，誰知道又是一頓臭罵。

遊七磨磨蹭蹭回轉來，站在張居正面前，懷裡像揣了隻兔子。

張居正看了看他，問：“伛氣了？”

張居正一向嚴厲，這麼輕描淡寫問一句，就算是遮過了剛才的那頓火氣。

遊七深知主人的脾性，恭謹答道：“老爺罵得對，小的這就去找郝一标退銀子。”

“值多少就是多少，多一兩銀子也不能要。”張居正态度仍是堅決，但口氣緩和多了,“遊七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多拿一點點銀子，也算是受賄，要不了多久，這事兒就會傳遍京城，後果不堪設想，你知道嗎？”

“小的知錯了。”遊七唯唯諾諾。

“知錯了就得改，再犯一次，我定不饒你。”張居正說着，就轉了話題，“你怎麼認識郝一标？”

“是徐爵介紹的。”

遊七說，郝一标家裡開綢緞莊，蘇木是上等的染料，他正好用得着，随後又說郝老闆還提到他一年用的蘇木就有大幾千斤。

聽到這話張居正興奮了起來，又問遊七郝一标這次收購了多少。

遊七坦言自己不知，但張居正似乎沒有聽到，站起來開始在房間裡踱步，自言自語道：“這些時候，我聽說有的官員拿到胡椒和蘇木卻賣不出去，因此怨言不少，如果有人大量收購，這怨氣豈不是能夠冰消瓦解？”

張居正知道郝一标花重金買下他府上的胡椒蘇木還給賄賂遊七的用意，他本是好意，但其實也暗藏着攀附權貴的心思。

郝一标是個小人，還是個有錢的小人，何不問路斬樵，坑他一把，解了官員們折俸的燃眉之急。

于是第二天徐爵便又幫他們竄了個局。

其實郝一标這龐大的家業也是靠走關系走起來的，京城十八衙内、内府二十四監局，沒有哪個關節他打不通。

這次胡椒蘇木折俸，已經花去了郝一标一萬兩白銀，那些王侯勳貴以及重要衙門的堂官，凡是他認識的，他都花了高幾倍的價格買了他們的東西。

現在首輔還要他救濟那些不相幹的窮官，郝一标着實不願意幹，但是赢得首輔的信任，等于開了一個金庫，隻要他能松一松手，一年中該有多少生意，随便那一塊給他他都能好賺一筆！

其實張居正并沒有給郝一标作出任何的承諾，這都是郝一标在臆想，然而就是這種虛無缥缈的畫餅，就讓他大出了一通血。

自己需要蘇木的話都放出去了，他根本不可能拒絕張居正的請求，所以就這樣，張居正不費吹灰之力，隻利用了郝一标這個想要攀附權貴的心理，就解決了折俸的問題，不可謂是不高明。

張居正犧牲郝一标一個人，換來了朝廷官員情緒的穩定，這怎麼算都是一本萬利的買賣。

張居正除了問路斬樵，以利誘等手段對待小人之外，也會籠絡小人，這亦是他的用人之道。

在明史學界有這樣一種說法，萬曆新政的成功取決于三個人：張居正、皇帝生母李太後、大太監馮保。

人們将這三個人稱為“權力鐵三角”。

馮保有“笑面虎”之稱。

表面上笑呵呵的，内心卻暗藏殺機。

他有仇必報，又很貪财。

但馮保也有一個優點,對内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對整個公文的制度也了如指掌，而且還能夠約束部下，顧全大局。

在他執掌東廠期間，除了借“王大臣案”對高拱下毒手，幾乎沒有濫用過職權和制造過大冤案。

但馮保的性格很複雜，如果嫉惡如仇肯定很難和他相處，但是張居正必須忍住，因為一旦得罪了馮保，就會失掉和太後、皇上聯系的樞紐。

所以張居正對馮保多有遷就，甚至對他收受賄賂都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張居正這樣偏袒馮保的行為自然也引起許多人的不滿，但是張居正不是要做一個好人，而是要做一個好官。

想要為朝廷和老百姓辦點實事，他就不得不這樣做。

一個官員向馮保行賄，想謀得兩淮鹽運使這一肥缺。

馮保便向張居正推薦這個人，張居正明知道這人是個貪官，仍一口答應。

這令其他人大不理解。

所以有人質問張居正：“你不是要反腐敗嗎？為什麼還要重用一個腐敗分子？”

張居正回答說：“如果我用了一個貪官，換回的代價是能懲治更多貪官，這個人你用不用？必要時，宮府之間就得做點交易。”

宮就是朝廷，府就是内閣，内閣在明代稱為政府。

在整個明代，宮府之間矛盾都比較突出，導緻國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頭，甚至産生動蕩。

張居正籠絡馮保，并不是一味遷就，有時也采取牽制和約束的态度。

大内的财政從來就是一本糊塗賬。

二十四監局個個都有敲詐勒索的渠道以及侵吞公物的方便。

太監作奸自盜，即使被人告發，外廷的司法機構也無權幹涉，須由太監的自身機構——内宮監或東廠處置﹐但這些機構常常缺乏秉公執法之人。

因此，太監的特權往往大于外廷的官員。

京城各大寺廟道觀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宮裡頭的朱衣太監。

張居正上任後，很想治一治大内的種種不法行為，特别是财政的漏洞；但他知道這件事弄得不好,便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且，沒有馮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

張居正于是不止一次在太後與皇上面前給馮保戴高帽，說他如何廉潔奉公，然後又讓禮科就内廷财政問題給皇上寫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個内廷的各種物品的庫存，一一重新登記。

凡被太監“借”走的，一律限期歸還。

皇上将此奏章送回内閣讓張居正拟票。

張居正拟票之前，找來馮保商議，馮保盡管不樂意外官插手内廷的事務，但認為張居正的态度友好，于是同意清理内廷财務。

皇上批旨之後，内廷财務動了一次大手術，僅清回來的瓷器就有一萬多件。

經過這一次清理，内廷的開支節省了不少。

雖然，以前内廷财政和國家的财政名義上其實是分開的，但是架不住皇上經常下旨從戶部掉錢，你說皇上都開口了，誰敢拒絕呢？

于是，國庫的本是用來給官吏俸祿、水利建設、軍費開支的太倉銀是不是就會被皇帝支走給嫔妃打制頭面首飾、賞賜宮女。

張居正上任之後，堅決要兩處分竈。

供用庫銀子來源于哪兒？一是皇上莊田的收入；二是全國礦山開礦的收入。

在明代，開礦都是小打小鬧，因此收入還不太多。

國庫太倉銀的收入主要來自于民間各種賦稅。

在馮保的配合下，張居正完成了皇室與外廷财政上的“分竈吃飯”。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實際上限制了皇室的權力，改家天下為國天下。

這麼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實，相比之張居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滿足一下馮保那些小私欲，對他來說根本就算不上什麼。

老成謀國之計，在某些清流看來，張居正與太監往來，喪失了一位儒家知識分子的骨氣與尊嚴。

對此，張居正說：“古今大臣，侍君難，侍幼君更難。為了辦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嘔心瀝血，曲盡其巧。好在我張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麼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張居正為大明鞠躬盡瘁，即使是小人，他也要發揮他最大的用處，讓小人為自己所用，為大明的利益所用，這就是張居正高明的政治藝術。

張居正是一個好官，但他卻對貪官、内廷太監的作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這些問題，他免不了被人诟病，但正如他所說的，想當一個好官，就不能當一個好人，不管自己聲名怎麼被污蔑，隻要能夠為百姓做好實事，他便無怨無悔。

《張居正·水龍吟》熊召政

《張居正籠絡小人》

《張居正選人用人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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