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震（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内容提要：李之才以卦變名家，其相生卦變與反對卦變以專言象數、不釋文辭為原則，對此前緻力于解說卦爻辭的卦變傳統作了根本改造，對舊有傳統輾轉相生、兩爻相易的卦變方法也有調整。李之才傳人邵雍罕言卦變，前人對邵雍易學中所謂卦變内容的認識多出誤解。邵雍罕言卦變的根本原因在于卦變說以乾坤為本的理論前提存在困難。通過提出一分為二的成卦學說，邵雍将陰陽确立為根本，将乾坤還原為諸卦，确立了不同于卦變說的理論前提。這一改造實現了對卦變說的奠基與兼容，成卦與卦變被整合入邵雍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的易學體系之中。

關鍵詞：李之才/邵雍/卦變/成卦

标題注釋：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65批面上資助(2019M650760)。

北宋學者李之才(1001-1045)①在世時聲名不彰，卻在易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這一是因為李之才提出了獨特的卦變學說，後世言卦變者多宗之；二是因為李氏之徒邵雍闡揚師說，創辟出宋易中極為重要的先天一脈。史傳于李邵事迹言之頗詳②，但就學說内容而論，李之才易學的具體内涵如何，邵雍易學在哪些方面對李氏有所繼承，又作了怎樣的改造與發揮，這些問題還不乏疑問，仍有待于探讨。本文認為，卦變說是李之才易學的主幹。通過卦變說，李之才對此前易學傳統作了深刻改造。邵雍則以其成卦說反思了卦變說的理論前提，實現了對卦變說的奠基與兼容。

一、李之才以前的卦變說

卦變是一種以解說卦之來源為目的的易學體例。一般而言，卦變指由兩個陰陽性質不同的爻彼此位置互換而造成的整體卦象的變化，即由一卦變為另一卦。《彖傳》所謂“上”“下”“往”“來”，被後世許多學者認為是卦變說的開端。不過，《彖傳》中的卦變說十分簡略，既沒有講明某卦自某卦來，也沒有系統說明這種體例能否普遍地應用于六十四卦，更沒有道出此種變化的理據何在。

漢代是卦變說成型的重要時期。荀爽、虞翻以《彖傳》為本，建立了系統、成熟的卦變理論，其中又以虞翻之說最為突出。虞翻的六十四卦卦變說有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明确提出卦變以乾坤為本。《系辭》雲“阖戶謂之坤，辟戶謂之乾”“乾坤其易之門”，以乾坤作為變通的門戶；西漢京房提出“乾坤者陰陽之根本”③，《乾鑿度》亦雲“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④，《參同契》進一步點出乾坤與諸卦的關系，“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⑤，荀爽與虞翻遂将乾坤明确當作卦變體系中其他各卦由以生成的根源。荀爽往往直接用乾坤兩卦的升降解釋諸卦卦變，虞翻則認為乾坤隻是生出了十消息卦，十消息卦進一步生出其他五十二卦。但無論如何，乾坤為本乃是荀虞二人共同遵循的原則。這樣，以乾坤兩卦為根本，卦變說就改變了此前《彖傳》隻以上下往來談及兩卦關系的情況，獲得了一個确定的邏輯基礎和起點。

第二，建立了消息卦生雜卦的框架。十二消息卦首見于孟喜卦氣說⑥，京房将其應用于占算⑦，虞翻進一步認為十消息卦生出雜卦，并詳細說明各卦分别從何卦生出。這樣，六十四卦都被收攝在卦變體系當中，由此建立了一個覆蓋周遍、層次分明且具有宇宙論象征意義的卦變體系。

第三，完善了兩爻相易的卦變原則。《彖傳》涉及的卦變均是兩爻相易。荀爽的乾坤升降之說也以兩爻相易為主。但《彖傳》言之不詳，荀爽文字多佚，将“兩爻相易，主變之卦，動者止一爻”⑧作為卦變說建構原則的是虞翻。這樣，卦變具有了普遍性與一緻性的原則。

黃宗羲曾言：“古之言卦變者莫備于虞仲翔，後人不過踵事增華耳。”⑨後來的卦變說是否隻是踵事增華，或有可商。但虞翻以後，凡言卦變者無不受到虞氏的深刻影響，卻是事實。然而，虞翻的體系雖然龐大複雜，卻不能一貫。林忠軍先生指出，在虞翻的卦變說中，有七卦屬于特例：

二陽四陰之卦的屯、頤、小過、蒙本當來自臨、觀，而虞注來自坎、晉、艮(屯自坎來，頤、小過自晉來，蒙自艮來)。二陰四陽之卦的中孚本當來自遁、大壯，而虞注自訟來。三陰三陽之卦的豐、旅本當來自泰、否，但虞注來自噬嗑、贲。⑩

所謂特例，即按卦變原則本應作如此解，卻按其他規則來統攝之。虞翻卦變說除上述七種特例外，還存在一爻動生出兩卦的情況，以及一陰五陽、一陽五陰之卦卦變體例不統一的問題。(11)

虞翻卦變說不能自洽并非偶然。這在根本上是由卦變形式與目的之間的矛盾決定的。(12)卦變作為一種純形式的變化，原本隻與卦象有涉，隻要遵循恰當的原則，六十四卦完全可以按照兩爻相易的方法排列成一個秩序井然的體系。然而，卦變的最初目的并不在于描述卦象本身的規律，而是要用卦變關系對卦爻辭作出解釋。卦爻辭雖然是依象而系，但辭與象畢竟不是一事，其間難免有彼此扞格之處。這時，卦變形式就要服從于解經的目的，通過犧牲卦象規律的一貫性、系統性來成全對特定卦爻辭的解釋。這就是虞翻卦變體大思精卻不免自相枘鑿的原因。歸根結底，虞翻卦變說的上述矛盾反映《周易》象辭之間的固有張力，這種張力對于《周易》來說是根本性的、無解的。虞翻将《彖傳》的卦變說發揚光大，從而使這種矛盾更大限度地呈現出來。虞翻之後，蜀才等人雖然對卦變說有所修補改造，但由于徘徊于形式與内容、卦變與解經兩端之間，上述矛盾一直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二、相生卦變

真正意義上的新卦變說，是北宋李之才提出的。李之才的文字散佚幾盡(13)，幸南宋的易圖學著作對其學說有所記錄。諸書所載李之才易學有兩端，皆為卦變說：一為相生卦變，二為反對卦變。本節先論相生卦變。

李之才有《六十四卦相生圖》，收于朱震《周易卦圖》(14)。《六經圖》《大易象數鈎深圖》《周易圖》(15)以及林至《易裨傳》(16)亦載此圖。諸圖形制名目有别，但内容一緻。不過，諸書因書籍版式問題，所收圖式往往分割離析，不便閱讀。郭彧先生根據《周易卦圖》本《六十四卦相生圖》作有整理圖(如圖一)(17)，頗便寓目，可資參考。

《周易卦圖》所載《六十四卦相生圖》雲：

凡卦五陰一陽者，皆自複卦而來。複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凡卦五陽一陰者，皆自姤卦而來。姤一爻五變而成五卦。凡卦四陰二陽者，皆自臨卦而來。臨五複五變而成十四卦。凡卦四陽二陰者，皆自遁卦而來。遁五複五變而成十四卦。凡卦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卦而來。泰二複三變而成九卦。凡卦三陽三陰者，皆自否卦而來。否三複三變而成九卦。(《周易卦圖》，第275-276頁)

李之才的上述卦變方法，從生卦結構說，是以乾坤為根本卦，首先由乾坤生出複姤、臨遁、泰否六卦，再由此六卦生出其餘五十六卦；從陰陽爻數說，是先将除乾坤外的六十二卦分成五陰一陽、五陽一陰、四陰二陽、四陽二陰、三陰三陽、三陽三陰六類，然後再以複姤、臨遁、泰否六卦作為六類的代表，認為同一類中的其他各卦都是從其代表卦衍生而來。這種卦變方法，前人以“相生”名之。所謂相生，即乾坤、消息卦與雜卦輾轉相生之意。

對比李之才的相生卦變與虞翻卦變說可發現，兩者整體上頗為相似。李之才以乾坤為諸卦之祖，以消息卦為生卦之父母卦，以兩爻相易實現卦變，以陰陽爻數區分卦之大類，此皆繼承自虞翻。不過，李之才與虞翻之說也有重要不同：李之才将虞翻十消息卦改為六消息卦，調整了各消息卦所生之卦，并将虞翻說中存在矛盾的屯、頤等七卦按卦變原則分别置于恰當位置(18)。朱震比較兩種卦變後指出，兩說相合者“三十有六卦”，“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周易卦圖》，第276頁)，兩者的區别十分明顯。

圖一 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圖》整理圖

李之才對虞翻卦變說的調整看似瑣碎，但并不是枝末之見。從根柢上講，李氏的改動中貫穿着一個不同于前人的基本見識：任何一套卦變體系都不可能同時兼顧辭與象兩端，因此卦變方案必須在解經與明象兩套标準間作出取舍。李氏的方法是，不再考慮解經的目的，而是完全遵從卦象自身的形式規律，由此形成的卦變方案不存在任何矛盾之處，這就與虞翻強卦變以從經文而造成諸多特例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說，李之才的相生卦變是對虞翻卦變說形式化、邏輯化、系統化的發展。這種脫離文辭、直明卦象的卦變說，是卦變說曆史上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李之才又有《卦變反對圖》，見朱震《周易卦圖》。(19)其又收入于楊甲撰、毛邦翰補《六經圖》和佚名者撰《大易象數鈎深圖》以及林至《易裨傳》，前二者題作《六十四卦反對變圖》(20)，後者題作《李氏卦變反對圖》(21)。諸本所收此圖亦多分裂離析，故此仿前引郭彧先生《六十四卦相生圖》整理圖形式，将《卦變反對圖》整理為如圖二形式。

圖二 李之才《變卦反對圖》整理圖

所謂反對，是說兩卦卦象彼此颠倒，如屯之反對為蒙，需之反對為訟。此類卦象共有二十八對。除反對卦外，六十四卦當中又有不反對卦，即一卦上下颠倒卦象不變，如乾之反對仍為乾，坤之反對仍為坤。此類卦共有八個。

李之才将反對與卦變關聯起來。其反對卦變的具體方法是：以乾坤為基本卦，首先乾坤相交，得坎離、小過中孚、頤大過六個不反對之卦；繼而乾坤分别下生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合計三十卦，每卦各自反對，共得六十卦；最後六十卦加上乾坤等八個不反對卦，再減去三陰三陽重出的泰否、既濟未濟四卦，即得六十四卦。

與相生卦變相同，反對卦變同樣以描述卦象而非解說經文為目标，同樣嚴格遵循以陰陽爻數區分卦之大類的原則——反對卦變之下生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正相當于相生卦變之五陽一陰與五陰一陽、四陽二陰與四陰二陽、三陽三陰與三陰三陽。兩種卦變都是李之才對傳統卦變說所作形式化、邏輯化、系統化改造，内在有其一貫之處。但二者也有區别。與相生卦變相比，反對卦變雖未明言，但事實上同樣安排了消息卦的位置，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之卦分别從複姤、臨遁、泰否變來，這在結構與名義上都同于相生卦變。不同的是，反對卦變不再僅僅遵循兩爻相易原則，而是提出反對為卦原則作為輔助。以乾卦一陰下生六卦為例：乾實際上是先生出姤，姤兩爻相易得出同人與履，再由姤、同人與履分别反對，得出夬、大有及小畜。這樣，反對作為生卦的方法實質性地參與到了卦變之中。這是反對卦變最大的特色。不過，這畢竟隻是枝節性調整，若就整體宗旨、原則與結構來說，反對卦變仍不脫離相生卦變的脈絡，可認為是後者的一種特例或變形。

四、邵雍易學與李之才卦變說

李之才的卦變學說頗有影響，南宋項安世曾言：“世之言卦變者皆自挺之出。”(22)邵雍傳李氏之學，按常理來說，邵雍自然會祖述李氏卦變。前人論邵雍學術，往往亦持此為說。然而，邵雍著作中實難尋覓李氏卦變說的痕迹。

前人認為，《觀物外篇》論複姤之語與相生卦變有關：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複，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于複而陰起于姤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複。蓋剛交柔而為複，柔交剛而為姤。自茲無窮矣。(23)

前輩學者認為上述兩句是論相生卦變(24)，實為誤解。從内容上看，上引兩段講的不是卦變，而是《伏羲六十四卦圓圖》。在《伏羲六十四卦圓圖》中，複姤兩卦處在乾坤前後，分别是左半圈陽生與右半圈陰生的開始。所謂“陽起于複而陰起于姤”“根于乾坤而生于姤複”，不是說複姤兩卦生出五陰一陽與五陽一陰之卦，而是說複姤兩卦是陰陽流行的起點。朱子早已指出，這是“就圖上說循環之意”(25)。據此，《觀物外篇》論複姤之語，實與卦變無關。

《觀物外篇》又曰：

諸卦不交于乾坤者，則生于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邵雍全集》第3冊，第1240頁)

張行成認為邵雍此語是“發明李挺之變卦圖”(26)，以其所論為反對卦變(27)，此觀點似可商。從數量上講，在反對卦變中，複姤、臨遁的生卦總數明顯多于泰否。若《觀物外篇》此語是論反對卦變，邵雍為何以偏概全，專言泰否而不及複姤、臨遁？從結構上講，反對卦變的消息卦起自複姤，泰否自複姤、臨遁來而非相反，這與“諸卦不交于乾坤者，則生于否泰”之說也有不合。本文認為，“諸卦不交于乾坤者，則生于否泰”與反對卦變無關。明人黃畿注意到，《觀物外篇》此語似是就《伏羲六十四卦方圖》(以下簡稱方圖)而言(28)。在方圖中，乾坤、否泰分居圖之四隅，兩線對交，劃分全圖。就大方位言之，不交于西北、東南乾坤一線之卦，即可認為當屬東北、西南否泰一線，此即所謂“乾坤定位，否泰反類”(《邵雍全集》第4冊，第350頁)。依此理解，《觀物外篇》此語隻是對圖式的解說，不涉及對卦變的具體說明。與張行成相比，黃畿此說更為合理。事實上，在卦變說體系下，“諸卦不交于乾坤者，則生于否泰”是難以嚴格實現的，因否泰所代表的三陰三陽之卦隻有二十個，無論如何也無法覆蓋除了乾坤所生之卦的所有卦。據此，《觀物外篇》論否泰之語，與反對卦變應無關聯。

以上分析表明，《觀物外篇》關于複姤、否泰的文字皆非讨論李之才卦變，傳統的看法可能出于誤解。不過，這并不是說邵雍完全沒有受李之才卦變說的影響。《觀物外篇》雲：

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邵雍全集》第3冊，第1177頁)

卦之正、變共三十六，而爻又有二百一十六，則用數之策也……四者乾坤離坎也，八者并頤中孚大小過也，十二者并兌震泰既濟也。(《邵雍全集》第3冊，第1179頁)

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二對也。去四正則(29)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邵雍全集》第3冊，第1186頁)

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坎。是以乾坤、離坎、中孚頤、大過小過皆不可易者也。(《邵雍全集》第3冊，第1198頁)

上引文字中，前兩段所謂不易之卦或正卦，即不反對卦；反易之卦或變卦、用卦，即反對卦。第三段所謂六陽六陰、八陽四陰、十陽二陰，即李之才卦變之下生三陰三陽、二陰二陽、一陰一陽。第四段，不易之乾坤、離坎、中孚頤、大過小過，即李之才卦變說中不反對之八卦。兩相對比，可知邵雍所論正是李之才關注的反對問題，且在李之才的基礎上有所推展。在反對問題上，李之才顯然對邵雍深有影響。不過，上引諸段隻涉及反對，卻與卦變無關。即使是看似與李之才反對卦變極為接近的“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之說，與卦變說仍有着根本不同：在邵雍說中，三十六卦的存在與變化不需要另外的基礎與起點；而在卦變說中，乾坤為本卻是各家理論的共同預設。李之才雖然改變了虞翻卦變說的宗旨、方法與原則，但乾坤為本之說仍保留了下來。邵雍不取此說，可知其于反對卦變絕非全盤接受，而是隻取其反對的内核，抛棄了卦變的形式。

邵雍對卦變的忽視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卦變說與其哲學與易學觀念有所抵牾。其中關鍵，正在于卦變說的前提——乾坤為本。從根源上講，卦變說的意義在于回答來源問題，或解釋文辭的來源，或解釋卦象的來源。卦變說将諸卦的來源建立在乾坤二卦之上，通過歸本乾坤及其變形來解釋諸卦的象與辭，實質是認為諸卦在根本上都由乾坤生成，乾坤與諸卦之間是造與被造的關系。這預設一個前提，即乾坤與諸卦有本質性的區别：乾坤不是一般的卦，而是本根。這種觀念，決定了卦變必然要采取乾坤為本的形式。

作為本根的乾坤是根源性的、不可分解的，因此，不僅諸卦是乾坤相交的結果，就連構成諸卦的陰陽也由乾坤相交而得。不論何種卦變，總要靠乾坤相交成就陰陽爻，而不是由陰陽爻直接構成諸卦。在卦變說體系中，隻有乾坤具有自本自根的地位，陰陽爻不過是乾坤結合的産物。這種觀念，決定了卦變必然遵循生成而非構成的原則。

上述兩種觀念相互配合，共同構成了漢代以來卦變學說的哲學基礎，同時也構成了整個早期易學的哲學基礎。然而，從邏輯上講，本根既然是萬物的根源，就不能是具體的存在物，這樣才能避免“溫也則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30)的普遍性困難。在卦變說中，乾坤兩卦一方面被認為是其他諸卦的來源，是萬物之祖宗；另一方面卻仍然是具體的卦，有其特定的卦名、卦象，因而也是有象之物。乾坤名為萬物之祖宗，實則不過是另一種具體的存在物，這就決定了作為物的乾坤實際上無法扮演普遍生成其他萬物的本根的角色。因此，以乾坤為本的卦變說雖然在技術上可以實現諸卦歸宗的效果，但就其哲學内涵來看，此種方法實有其難以消解的普遍性困難。

乾坤作為本根既然不是天經地義，乾坤為陰陽之根本的觀念也就需要重新審視。事實上，所謂乾坤為陰陽之根本，本身就有同義反複的意味：如果陰陽意味着根源性的相反相成，則此種相反相成不可能從另一種更為根源的相反相成得來；如果陰陽不具有根源性，隻是派生的結果，則根源性的相反相成者不過是陰陽的代稱。卦變說中的乾坤之于陰陽，正是後一種情況。在這種意義上，陰陽作為乾坤之别名，本身就具有本根性地位，不必依賴于他者而存在。因此，乾坤為陰陽之根本的卦變說雖然在技術上将陰陽置于次要位置，但就其實在意義來說，陰陽仍然具有根源性意義。

以上分析旨在說明，卦變說的觀念基礎存在兩個疑難：第一，乾坤是物，不能充當萬物之祖宗；第二，陰陽不是物，而是萬物之根源。可見，乾坤與陰陽的關系在卦變說中其實是倒置的。然而，此種倒置在卦變體系中卻無從消解。卦變說既以卦變為名，就隻能是卦之變化，這決定了卦變說必然要将變化限定在卦的範圍内，必然要将某一卦或某幾卦作為卦變的基礎。這就無法避免将具體的卦作為生卦之本根，仍然不免将陰陽置于從屬性地位。此種疑難的真正解除，隻有在根本改變了卦變說體系與早期易學的觀念基礎之後才能實現。而這正是邵雍成卦學說的貢獻。《觀物外篇》雲：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于陰，陰上交于陽，四象生矣。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叠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邵雍全集》第3冊，第1196頁)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三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邵雍全集》第3冊，第1218頁)

所謂成卦，在邵雍易學中，指卦象之最初畫成。邵雍認為，《周易》成卦遵循一分為二原則，從初爻的一陰一陽開始，每次在前一爻上各畫一陰一陽，畫至六爻滿處，自然得出六十四卦。這是邵雍易學對卦象來源的解釋。在邵雍一分為二的成卦方案中，乾坤與陰陽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改變。乾坤不再是諸卦之祖宗，隻是按一分為二原則畫出的兩卦；陰陽不再是乾坤的産物，而是六十四卦由以産生的根源。陰陽取代乾坤成了生卦的基礎，構成取代生成成了變化的原則，爻取代卦成為了變化的主體。這樣，卦變說中無從解決的疑難，在成卦說中得以自然消解。而邵雍罕言卦變的原因，也可得到合理解釋：成卦說主陰陽為本構成六十四卦，卦變說主乾坤為本生成諸卦，兩者的觀念基礎截然相反。邵雍既主張成卦，則其于卦變說的理論前提并不認同，便是十分自然的了(31)。

成卦與卦變在易學上是兩個不同的問題。邵雍提出一分為二之說，從其自身理路來講，直接對治的是《系辭》《說卦》以來易學傳統對于卦象來源所作的取象說和重卦說的解釋，是在成卦問題範圍内的探讨。但一分為二的方案本身預設了與卦變說截然相反的觀念基礎，從而不可避免地對卦變理論構成了沖擊。在這個意義上，邵雍一分為二方案的提出不僅是對傳統成卦學說的革新，同時也是對卦變理論的改造。更進一步，由于乾坤為本同時也是《京氏易傳》與《乾鑿度》等漢代易學的基本預設，且淵源于《彖傳》以來乾坤并立的思想傳統，因此，邵雍成卦學說的提出就不隻是一種解釋方法的調整或論說視角的轉換，而是包含了對整個早期易學根本觀念的調适與變革。結合整個邵雍哲學、易學的體系，這種變革或許可以作如下理解：從卦變到成卦的轉換，意味着陰陽二體的觀念取代了乾坤二本的觀念；同時，乾坤二本觀念中原本尚不明确的一元性，也由于作為陰陽來源的太極之提出而得到了顯明的揭示。換句話說，從卦變到成卦的轉換，意味着一元二體觀在易學領域的确立。

邵雍的成卦說對卦變說雖然有所沖擊，但并非否定或終結。相反，這種沖擊應當理解為一種重新的奠基與定位：卦變說的理論困難在于乾坤為本的預設無法滿足普遍性的要求，但當成卦說解答了卦象來源的問題從而為卦變說提供了可靠的理論基礎後，卦變說實際上已經擺脫了原有的邏輯困難。在卦已成的前提下，卦變說完全可以保留自身的地位，而獲得全新的意義：如果說成卦讨論的是卦之生成，卦變關心的則是卦之變化，前者立本，後者緻用，兩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對卦爻結構與關系的完整刻畫。這才是卦變說應有的定位。事實上，邵雍易學也确實為卦變說保留了位置：邵雍每以乾坤生六子解說文王之易，而乾坤生六子本質上仍是卦變，這其實是以卦之變化來理解文王之易，而将卦之成立看作伏羲之易的内容。這樣，生成與變化，或者說成與用，就構成了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的分野。在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的框架下，邵雍不但可以保留、重述或改造前人的卦變說，而且這種重述本質上構成了對文王之易内涵的挖掘。如此，邵雍就将成卦與卦變收攝在了一個更大的易學體系之中，從而拓展了卦爻的面向，深化了易學的内涵。就學脈傳承來講，李、邵易學從卦變向成卦的論述重點轉變，不能被視為某種根本性的南轅北轍或改弦更張，而是同一理論脈絡下的自我發展與補全。

①李之才卒年見于《宋史》本傳，生年未有明載。李裕民先生據尹洙緻葉清臣書推定李氏當生于鹹平四年(1001)，所考甚确。見李裕民《宋人生卒行年考》，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92頁。

②李之才生平及李邵授受事迹，見晁說之《李挺之傳》、《宋史》李之才及邵雍本傳；此外，張崏《康節先生行狀略》、範祖禹《康節先生傳》、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等亦有記載。

③[漢]京房《京氏易傳》卷下，《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第1頁下。

④[清]趙在翰輯《七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35頁。

⑤[五代]彭曉注《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上，載《道藏》第20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33頁。

⑥[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二十七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98頁。

⑦[漢]班固《漢書》卷七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164頁。

⑧[清]黃宗羲《易學象數論》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69頁。

⑨[清]黃宗羲《易學象數論》卷二，第69頁。

⑩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1卷，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第200頁。

(11)參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1卷，第201-202頁。

(12)參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1卷，第190-204頁。

(13)今見李之才存世文字僅有墓志銘一篇，與其學術無關。見[宋]李之才《大宋左千牛衛将軍衛君夫人高平縣君墓志銘》，載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6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85-186頁。

(14)[宋]朱震《周易卦圖》，載《通志堂經解》第1冊，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第275-276頁。下引該書，僅随文标注書名與頁碼。

(15)[宋]楊甲《六經圖》卷一，[宋]毛邦翰補，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62-164頁；[宋]佚名《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中，載《道藏》第3冊，第177-179頁；[宋]佚名《周易圖》卷上，載《道藏》第3冊，第136-137頁。按，《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兩書輯者素有争議。舊說或以為輯者乃元人張理，王鐵先生認為是南宋鄭東卿所編，陳睿宏先生則認為兩書為宋人所撰，但具體編者難以确論。本文從陳睿宏先生之說。參見王鐵《宋代易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84-186頁；陳睿宏《宋代圖書易學之重要輯著：〈大易象數鈎深圖〉與〈周易圖〉一系圖說析論》，台北：政大出版社，2016年，第46-55頁。

(16)[宋]林至《易裨傳，外篇》，載《通志堂經解》第1冊，第623頁。

(17)郭彧《卦變說探微》，載《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

(18)參見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2卷，第150-151頁；郭彧《卦變說探微》，載《周易研究》1998年第1期。

(19)參見[宋]朱震《周易卦圖》，第274-275頁。

(20)[宋]楊甲撰，[宋]毛邦翰補《六經圖》卷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第162-164頁；[宋]佚名《大易象數鈎深圖》卷中，載《道藏》第3冊，第177-179頁。

(21)[宋]林至《易裨傳?外篇》，載《通志堂經解》第1冊，第622頁。

(22)[宋]項安世《項氏家說》卷二，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6冊，第502頁。

(23)[宋]邵雍《邵雍全集》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98、1220頁。下引該書，僅随文标注書名、冊數與頁碼。

(24)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2卷，第53-54頁。

(25)[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615頁。

(26)[宋]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九，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第186頁。

(27)張行成解此段，雲：“李挺之傳康節六十卦圖，剛柔相易，周流變化，以乾坤二卦為易之門、萬物之祖，功成無為。”此數語全本自朱震《周易卦圖》中李之才《變卦反對圖》一段，可知張行成認為此段是論反對卦變。“六十四卦不反對者八，反對者五十六，而反對之中否泰、既未濟四者重見，則亦六十卦也。”這也是将該段當作反對卦變看待。([宋]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卷九，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第186頁)

(28)[明]黃畿《皇極經世書傳》卷七，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5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年，第427頁。

(29)“則”字諸本多作“者”，今據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改。

(30)[魏]王弼《老子指略》，載樓宇烈《王弼集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95頁。

(31)邵雍對乾坤與陰陽的上述定位有着系統自覺的思考。《觀物内篇》雲：“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又雲：“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邵雍全集》第3冊，第1146、1150頁)可見，邵雍明确反對将天地視為本根，而将其置于物的序列之中，并以陰陽作為根源性的構成原則來解釋包括天地在内的萬物。

來源： 《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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