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樹威信。做了皇帝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一旦身為國主，樹立威信又是絕對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位至至尊以後曾經多次到全國各地巡遊，這樣一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自我标榜，其目的無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确立自己不同于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這一舉動，在其駕馭臣下方面确實起到了預期的作用。

　　2、獵人與獵狗。皇帝禦前臣将多多，區别對待、分級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調動各方積極性的有效辦法。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經是家鄉沛縣的一個亭長，後來做了丞相的蕭何則原是沛縣主吏掾，這關系就顯得比别人親近。劉邦起事後，蕭何率整個家族一起投到劉邦麾下，而且還盡力為劉邦出謀劃策、招攬人才。戰事不利，劉邦曾多次逃亡山東，蕭何卻一直坐守關中支持劉邦。毫無疑問，蕭何為劉邦赢得天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3、偷梁換柱。古代君臣之間多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關系，君為臣做主，臣為君服務。帝王對臣下的褒貶升降，甚至生殺予奪，一般都是經過認真思忖考慮的，而考慮的标準無非兩條：一是感情，一是利益。但細想起來，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無邊無際。所以帝王有利益給甲大臣，就難免要虧乙大臣。這其中的道理真有點像兒童做遊戲時說的，好事輪到誰，誰高興，而壞事則是輪到誰，誰倒黴。但有時情況特殊，屬于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黴的臣下卻眼見要倒黴，那麼在可能的情況下，帝王仍要扭轉乾坤，方法之一就是偷梁換柱，嫁禍他人。

　　4、下诏罪己。帝王在對待大臣、處理政事時，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殺人能獲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麼這時他也會選擇前者，因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終要考慮的。帝王的所謂“下诏罪己”無非是把政治行為過失歸罪于己，這裡表現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懷，也有帝王的個人人格問題。後代帝王一遇政治困難便做自我批評的做法不免顯得太過做作，太缺乏真誠，而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在中國早期政治家那裡倒顯得更真實自然、更感人，也更産生政治效益。

　　5．情感誘惑。帝王君主在馭臣行為中常常有意識地進行情感投資，從而深深感動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動之餘更不惜一切地為其出力和賣命。劉秀早年有個老同學叫嚴光。此人一生清高。劉秀做了皇帝後，這嚴光幹脆隐姓埋名，不與官家發生任何聯系了。但劉秀還是設法使人找到了嚴光，并親自下駕到嚴光的住處來拜訪嚴光。劉秀之所以強請嚴光出山，并不僅僅顯示自己雖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過去同窗之誼，他實際上是要用他對嚴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資為臣下和世人作出個榜樣，以便争取臣心和民心。

　　6、收買人心。穩定臣心，收買人心，是皇帝分内的工作，“條條大路通羅馬”，封賞最不喜歡的人也是有效的辦法之一。像漢高祖劉邦，當年打天下時，前有韓信等橫掃千軍、攻城略地的武将，後有蕭何供應糧草、補充兵員堅強得力的後盾，同時還有張良為之運籌帷幄、決勝千裡，陳平出奇制勝，全力輔佐等等。

　　7、丢卒保車。中國封建皇權社會是一盤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盤上的卒馬炮車。帝王本人連棋盤上最重要的老帥也不想做，而甯做可以任意調兵遣将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麼為大利益犧牲個把小利益是常見的事。

　　8、互相監督。人是永不滿足的動物，曆史上有才能的臣子雖居萬人之上、一人之下之位，卻也不免常觊觎王位，因此帝王對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嚴，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雍正皇帝刺探監督臣僚，不僅限于公務，就連私生活他也不曾放過。皇帝對手下大臣監視掌握到如此精細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麼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數能逃得過皇上的耳目。

　　9，以他排他。皇上操縱大臣彼此互相刺探、互相監督，說到底是為防患于未然，不利事件一旦發現苗頭，對皇帝來說，就是要當機立斷，幹淨徹底全部消滅之。消滅的辦法也有種種，以他排他、相抵相消即其一。也就是說，用甲去削弱乙，再用丙去消滅甲。

　　10、分職弱權。皇帝對臣下的分職弱權，成功者莫過于在政府機構設置上做文章。像丞相一職，位極人臣，他既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又可能對皇室構成重大威脅。唐代以後雖然有三省六郡制，還有宋代設同平章事、參知政事以及樞密院等花樣翻新，但翻來覆去，目的卻隻有一個，那就是皇帝集權力于一身，皇帝以下的各種機構設置僅為備員而已，皇帝在處理對臣關系時，最注重的莫過于這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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