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論語的書名來曆，《漢書》中記載為“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撰，故謂之《論語》”。

按班固這個說法，論語的論即為論撰之意。又将孔夫子的死輕飄飄的記為“卒”，顯然，漢武帝年間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夫子的地位仍然很是邊緣化，至少在班固眼中看來，孔子是沒有資格入“世家”行列的。

這個解釋不久就開始被質疑，東漢劉熙認為論為倫理，意思是“有條理的叙述”。

這個說法太過牽強，莫非夫子有教無類的時候，那些賢弟子們都是一臉懵圈嗎？夫子說話前言不搭後語的話，哪裡會有三千弟子？

宋人邢呙認為論是個多義詞，大概有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等意思。經綸世務則曰綸，圓轉無窮故曰輪，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賢集定，故曰撰也。

北宋年間，孔夫子的地位已經變得極為尊崇，邢呙的解釋包羅萬象，明顯太過尊經崇聖了。

宋人陳祥道則認為論為“言理”，面對衆多弟子的質疑與诘難，夫子被迫無奈據理力争。辯論的結果自然是夫子勝出，孔夫子每天閑極無聊，就是和一幫學生擡杠逗悶子玩，想想這場景也是醉了。如果老先生穿越到千年後，一定也會象亞聖一樣臉紅脖子粗的為自己辯解一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據司馬遷在《史記》中的解釋，“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

這樣看來，“論”，真的隻是編纂的意思，并沒有什麼神聖特殊的含義。

其實，按“以經解經”的方法來操作的話，《論語》的“論”到底怎麼理解，在《論語》中就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論語/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

孔夫子告訴他的學生，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隻是“述而不作”。還經常在幾個得意弟子面前唠叨“吾道一以貫之”這樣的話，幾個賢弟子聽得耳朵裡生了繭子，于是在編撰《論語》一書中努力體現夫子思想時，真的将先師定位成了編輯一枚。

而宋代腐儒朱熹，也沒有搞明白狀況，對夫子的“述而不作”做了如下闡釋，“述, 傳舊而已。作, 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 而述則賢者可及……孔子删詩、書, 定禮、樂, 贊周易, 修春秋, 皆傳先王之舊, 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 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于古之賢人。”

朱熹認為，在孔子之前，聖人已經将大道理全講得明明白白了，夫子做的就是個解釋與傳承。甚至在他眼中看來，孔夫子非但不聖，居然還“不賢”了。

大概是照顧孔聖人後人家的顔面，台灣學者南懷瑾老師在其《論語别裁》中對夫子的“述而不作”解釋還算中肯，

南懷瑾老師認為， 研究孔子思想, 首先要知道孔子自己很謙虛, 孔夫子說的述而不作，其實就是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然而他也認為，夫子做的删詩書、定禮樂、系易辭、著春秋，隻是對傳統文化的整理，并沒有加以創作。

南老師認為，夫子是編輯，而且是個資深編輯。

司馬遷《史記》雲，“夫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在現代人眼中看來，《春秋》，孔子隻能是編著者，而不是作者。

孔夫子對傳統文化做的一切努力真的隻是“述”，而不是一種再創作嗎？

個人以為，這是對孔夫子的一種誤解。

與孔夫子大約同一時代，東西方先後出現了幾位牛皮哄哄的人物——蘇格拉底、耶稣、釋迦牟尼……

無一例外，他們做的都是傳承與弘揚, 自己從不發揮。那些經典并非由他們自己創作,而是完全由門人弟子記載他們的一言一行 , 且體例都是問答式的對話體或者幹脆就是記錄日常的小段子。如佛家經典中的“如是我聞”，如記載耶稣神迹的《福音》……在現代人眼中看來,他們就是遠古文化的集大成者,沒有人懷疑他們不是文化的原創者。

還有道家經典《道德經》，明明是函谷關令尹喜筆錄記載下來的，沒有人知道裡面加了私貨沒有，為何沒有一人站出來質疑是老子“述”，而非“作”，怎麼輪到孔夫子，就要區别對待了呢？

孔夫子遭遇的這種不公，還得從曆史上尋找原因。

孔夫子所處的時代，按夫子自己話來講就是“禮崩樂壞”。禮崩樂壞不說，各種從前藏于王室，由巫、祝、史、蔔等專人保管、秘不示人的詩書也散落民間。孔子感歎“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說的就是這種情形。

“官失而師儒傳之”，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孔子決定開設私立學校，因材施教。

孔子的教學内容主要是“仁”與“禮”二字, 仁是關鍵，禮為形式。然而在孔夫子所處的時代太過悲催，按規定，“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孔夫子做的事情，嚴格講來是“越主代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的話，孔夫子曾經親自曰過，如果自己堅持反其道而行之，豈不是自打耳光？這讓每天将“禮”挂在嘴邊的夫子如何面對三千弟子？讓先生情何以堪？

可以立言者都是天子，而非聖人。天子未必是聖人, 但有立言權, 聖人不是天子, 自然也就沒有立言權。

“作”不得，退而求其次“述”，看來孔夫子還擅長打擦邊球，絕不是什麼不知變通，迂不可及的冬烘先生。

在什麼山唱什麼山歌，隻可惜七十二賢弟子沒有換位思考。

衆所周知，《史記》作者是司馬遷，然而司馬遷也公開宣稱，《史記》一書，他與夫子一樣，屬于“述”而不“作”。

“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史記》）。

敢說“作”，司馬遷就是在“作死”，在沒了小頭後，大頭也将不保。

其實，孔夫子從來沒有将自己視為聖人，他也曾公開表态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

是後人一廂情願将孔子捧上聖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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