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古代絲綢之路開始了嗎?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仍由東段、中段、西段組成從長安起始,經過隴右、河西、玉門關、陽關的路段為東段,從玉門關陽關至蔥嶺為中段,越過蔥嶺向西各條路線為西段,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魏晉時期古代絲綢之路開始了嗎?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仍由東段、中段、西段組成。從長安起始,經過隴右、河西、玉門關、陽關的路段為東段,從玉門關陽關至蔥嶺為中段,越過蔥嶺向西各條路線為西段。
絲綢之路的變化
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東段有洛陽、長安、平城、邺城等多個起點,從每個起點出發行至涼州,形成了不同的路線。其中,隴右道是主幹線。隴右道最大的變化是南道與北道間尚有中道,此道從長安至隴縣,而後西行經隴關或大震關越隴山,西北經略陽(今甘肅秦安東北)、平襄(甘肅至渭西)到金城(蘭州),過黃河至河西走廊。絲路東段南道和北道仍利用最多。
魏晉南北朝時期,處于絲綢之路要道的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形勢動蕩,但諸政權對河西通道的經營和治理沒有中斷,河西走廊幹線則變化不大,仍是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除河西走廊的主幹線之外,還有吐谷渾路、居延路和草原路。
絲綢之路中段即所謂西域道。魏晉南北朝時期,随着中西交通和交流的發展,西域道繼續被利用,但西域道從兩漢時期的兩道增加為三道或四道,多出了“北新道”和“新道”,即從敦煌至車師(今吐魯番市西交河城)的一條支線和從車師後王庭(新疆吉木薩爾縣南山中)西行,經天山北麓諸王國的草原路,西入烏孫、康居等的路線。公元3世紀,一條新的東西交通線“北新道”開通。“北新道”從敦煌、玉門關沿天山北麓西行,經巴裡坤、古城、吉木薩爾、瑪納斯到達伊犁。由于有了“北新道”,“北新道”西域至康居段路線比之前的北道更靠北,漢代“北道”便改稱為“中道”。“中道”自敦煌、玉門關西行,經樓蘭道與漢代北道彙合。“中道”的變化在于更多地利用了“新道”。“新道”是指從玉門關西北行至高昌、轉西與“中道”在龜茲彙合,從而連接中道的支線。伊吾路自敦煌或晉昌(今瓜州縣)經伊吾(哈密)至車師(吐魯番西北),西行與西域北道或草原路連接。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亞地區是中國與南亞、西亞和東羅馬交通的中轉地。越蔥嶺西行的道路從漢代以來就分為兩條。南道從于阗出發,越蔥嶺西行有三條路線進入中亞、南亞;北道經疏勒越蔥嶺出入西域,根據不同走向分别至南亞、西亞或西北行至拜占庭。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西間陸路交通幾經盛衰起伏,但絲路交通仍繼續發展。魏晉時,中原政權陸路交通的西部地區沒有越過中亞。經過五胡十六國的長期戰亂,北魏時期,中西交通出現了新局面。北魏通過與西域各國建交,才逐漸與南亞印度、西亞波斯和地處西亞東歐的拜占庭建立起陸上聯系。可以說,魏晉南北朝中國通過陸上絲路交通的西部世界,首先是蔥嶺以西的中亞地區,又由近而遠,擴大到南亞、西亞和東歐。
絲綢之路與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政治上動蕩紛纭,北方長期混亂,民族遷徙頻繁,但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文化交流依舊。
三國時期,來自中亞西域的商賈始終活躍于絲路沿線。河西走廊的敦煌、涼州、酒泉等地成為西域胡商的集散地。當時西域商賈一部分赴洛陽,直接與王室宮廷貿易;另一部分商賈在敦煌銷售貨物後便西返。早在4世紀初以前,來自撒馬爾罕的粟特商隊已經通過西域道進入河西走廊,許多粟特人定居在河西走廊,從事商貿活動。尤其是五涼時期,河西走廊的粟特商人通過絲綢之路把西方的羅馬、波斯、中亞、西域與中國的商業貿易串聯起來。粟特商人以涼州姑臧(今甘肅武威)為大本營,從事中轉貿易,商隊攜帶金銀、麻制品、毛氈等紡織品,前往洛陽、金城、敦煌各地從事貿易活動,購入絲綢、麝香、樟腦等商品。
西晉、十六國時期西域胡商不僅活躍于北方絲綢之路沿線一帶,承擔河西至長安、洛陽甚至南方的互市業務,而且逐漸向南方擴展。南朝時期的蕭齊政權、蕭梁政權與西域諸國政治交往密切,貢使往來頻繁,也使得西域胡商往來于吳蜀之間。
北魏、西魏和北周時期,河西走廊的敦煌作為絲路要道和進入中原地區的門戶,是西域商賈進入河西走廊重要的集散地。涼州亦是河西走廊另一個重要的賈胡及商貿中轉地。粟特商人不僅活躍在河西走廊的敦煌、涼州、酒泉、金城等地,而且足迹還遠至南陽、邺城等地。粟特人主要向中國内地銷售麻紡織品、毛氈、胡粉、胡椒等,在中國購買麝香、絲綢等物。
北魏與西域的貿易主要采取貢使和互市兩種形式。北魏與西域諸國的貢使貿易十分頻繁,從北魏立國始至遷都洛陽止,河西諸政權和西域諸國先後100多次遣使到平城朝貢。遷都平城之後,西域諸國及波斯、大秦等又先後遣使至洛陽,西域使者進貢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和奇物,如大馬、名駝、珍寶,還有汗血馬、馴象、牦牛、寶劍等。北魏回賜“缯帛錦罽”。
北魏與西域諸族的貿易沿襲魏晉以來的傳統,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和隴西的絲路沿線商業都市,如敦煌、酒泉、張掖、武威、隴西等。涼州州治姑臧是北魏與西域諸國互通有無的互市鎮。西域商賈把西方的珠寶、織物、服飾、樂器等帶來交換,同時把中國的絲綢、茶葉販運至西域。突厥控制了漠北與西域後,大批西域胡商通過“朝貢”形式與北周、北齊貿易。
除了商業貿易活動,粟特人因政治原因東來,通過隴右東去關中,西通河西、青海,南下蜀中,北達甯夏,他們在天水、隴西、蘭州、河州、成州、西平、廓州等地形成聚落。粟特人及其後裔或定居或經行,或貿易或任官,甚至形成軍事武裝聚落,也形成了隴西米氏、西平曹氏等郡望,逐漸交融于當地族群之中。涼州一帶粟特人比較集中,不少粟特胡人參與前涼、後涼的政治活動。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内地得到進一步發展。大量中亞僧人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進入内地在洛陽、長安、涼州、敦煌翻譯佛經,他們的譯經活動推動了大小乘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及中國化。此外,祆教随着粟特人的東來傳入西域、河西走廊、内地,受中國文化的影響逐漸本土化。粟特的音樂、舞蹈如胡旋舞、胡騰舞以及柘枝舞随着粟特人的東來傳入内地。
總之,3—6世紀,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文化交流并未因分裂格局而停滞。絲綢之路東段、中段均有路線開拓就是這一時期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繁榮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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