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在伯羅奔尼撒戰争爆發之後，雅典的執政官伯利克裡在陣亡将士的葬禮上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 其中有一句話被世人廣為傳頌、經久不絕；他說：“一個對政治毫無興趣的男人，我們不說他是那種隻掃自家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而幹脆把他當作廢人。”

在伯利克裡的時代，雅典的奴隸制民主已經發展到了頂峰，統治的藝術變得極具吸引力。這種觀念扭轉了蘇格拉底“把自己限制在私人生活中，遠離政治”的倫理主張。希臘人逐漸意識到政治學與統治者的利益息息相關，所以在談論哲學的同時，他們也開始注意到了政治學。柏拉圖的《理想國》前半部分主要圍繞“正義”的話題進行辯論，本質上還屬于倫理學的領域，而到了後半部則轉到政治學之中，描繪了理想城邦的形态，并且提出讓“哲學王”來統治國家的觀點。

在柏拉圖的衆多弟子中，亞裡士多德似乎是專門為反對他而生的。當柏拉圖還在世的時候，後者就主動退出了學園，對此，柏拉圖說：“亞裡士多德踢開了我，猶如小雄駒踢開生養它的母親。”這名“小雄駒”在哲學領域用“形式論”來批駁老師的“理念論”，在另一個領域又寫出了《政治學》，直接與《理想國》唱反調。柏拉圖認為政治學是“哲學王”的治國之術，把它交給肉食者們來謀劃就行了。而亞裡士多德則說：“人是一種天生的政治動物”，小到家庭，大到城邦，無不充斥着各種政治生活，政治學絕非政客、君王、家主的專利，它屬于每一個“公民”——當然，奴隸、婦女、工匠和異邦人要被排除在外。

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以家庭為邏輯起點，他認為家庭是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是為了滿足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而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當數個家庭聚集群居時，就形成了村落。每個村落都會推舉幾個德高望重的長老來主持集體事務；而多個村落為了更優質的生活而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城邦。正因每個人都出生在家庭中，而城邦又包含着村落和家庭，所以每個人一出生就獲得了“某某邦人”的政治屬性，也就是取得了“籍”。這說明人具有着政治動物的本性，大部分人都不是山野怪人，也不是方外之士，而是生活在城邦之中的一員。

人不像野獸那樣經常互相殺戮、弱肉強食，而是秉持公正的原則，通過制定法律、遵守風俗，集體過上有秩序的社會生活。所以說人是一種政治動物，他們發明了城邦，同時又在城邦的統治下生活。

那麼究竟什麼是“城邦”呢？它是指人們所群居于其中的那座城池、那片土地或者那堵圍牆嗎？

正如家庭與房子存在區别一樣，城邦與城市也不是一個概念。家庭乃是指各種生活在一起的男男女女，而不是他們所居住的房子；城邦也是指由各種“公民”共同組合成的政治聯合體，而不是他們所生活的城市——“公民”隻是生活在城市之中的一部分人，并非全部。

“公民”乃是這樣的人，他們擁有政治權利，能夠擔任公職，可以參政議政，并定期出席公民大會，進行輪番而治——用亞裡士多德的話說就是：“有權參與政治事務的人就是公民。”顯然，無權參與政治事務的人便等同于奴隸了——在古希臘，婦女跟奴隸并沒有什麼區别。此外，公民存在着任期，當他任期屆滿時就會下野，成為自由民，接受其他新上任公民的統治。

因此，亞裡士多德認為公民就是統治者，他們共同組成了城邦并且通過後者來對其他自由民、奴隸、婦女、兒童、異邦人進行統治。城邦的本質乃是一個統治機關，在另一些地方它也被稱為“國家”。國家隻屬于統治者，自由民是他統治和管理的對象，而奴隸和婦女則是主要壓迫的對象——政治學在本質上就是研究如何通過國家、城邦來治理被統治者的學問，是統治奴隸的一種藝術。

在古希臘城邦中，自由民分别擔任着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角色，在輪番而治的模式下頻繁切換身份；而廣大奴隸和婦女則是固定被統治的對象。至于後者為什麼會落到這種悲慘的命運，亞裡士多德詭辯說是自然的安排，因為奴隸與婦女在血統、智力和體力上處于劣勢，所以“有的人天生就是自由人，有的人則天生為奴；對于後者，奴隸屬性更為有益，也合乎自然。”

公民要加強對奴隸的統治和領導，就需要采用一定的統治方式，其中一種叫“威權統治”，另一種則叫“法律統治”。在家庭中，“威權統治”成為主要手段，家長乃是奴隸和婦女的君王，對他們操有生殺予奪之權；而在城邦中，“法律統治”成為基本方法，因為統治的對象包括其他自由民，所以不能像家庭那樣單純依靠強權。

為了弄清統治問題，亞裡士多德廣泛考察了古希臘各個城邦的統治方式。在米利都，統治者希波達莫斯把民衆分為工匠、農夫和武士三大類，接着又把土地劃分為祭祀用的公産、軍需用的田産和農民自己的私産；他宣稱三類人都是統治者，大家都可以通過選舉來擔任公職。但實際上，農民因隻有土地而沒有武器，工匠因既無土地又無武器，都很快就淪為了武士的奴隸。

在克裡特和斯巴達，人們實現共餐制，軍政大權由十人組成的“科斯莫”掌管，公民雖然有權出席大會，但僅限于舉手提案，并無決策權。這種把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手裡的統治模式被亞裡士多德稱為“寡頭制”。

而在雅典，自從梭倫改革之後，寡頭制逐漸被終結了，農奴得到了解放，長老院的寡頭傾向、公民選舉的貴族傾向與公審法庭的民衆傾向實現平衡，出現了新型的統治模式。

在對各種城邦的統治模式進行考察之後，亞裡士多德提出了“政體”概念。他說：“政體是對城邦行政人員所責公共事務之安排”——實際上政體就是統治者的組成方式和統治模式。

亞裡士多德認為所有城邦與國家的政體都可以歸入這三種之中：

第一種是君主制，由單個人實施統治并顧及了全民利益的城邦屬于這種政體；

第二種是貴族制，由少部分德才兼備的人進行統治的城邦屬于這種政體；

第三種是共和制，由大量公民為着公衆的利益聯合執政的城邦屬于這種政體。

這三種政體的原則都是為着全部統治者的利益而實行的統治，所以是良好的政體。

城邦猶如演員，政體則是他所表演的角色。有時候演員并未改變，但角色已經更換，例如羅馬在西塞羅的時代是“共和國”，在屋大維時代則是“帝國”，雖然它還是叫“羅馬”，但政體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對于共和主義者來說，愛羅馬帝國并不是真正的愛國，它保留了“羅馬”的名字，卻變更了政體的本質。所以真正的愛國乃是愛政體、愛城邦、愛公民，而不是愛那個虛假的名稱。

三種政體經常會出現角色變化。當君主不是為了公衆利益而是為了一己私利進行統治時，君主制就會腐化成了僭主制。例如拿破侖在早期是法國資産階級的代言人，是推翻舊制度的英明君主；而到了後期他卻退化成了一個四處侵略，把法國人民拖入戰争深淵的專制皇帝，這種變化是不易察覺的。

當精英貴族不再心系國家、公正清廉，而是中飽私囊、壟斷官爵時，貴族制也就堕落成了寡頭制。例如羅馬人為了征服外敵、鎮壓奴隸，先後承認了“前三巨頭”與“後三巨頭”的合法地位。結果反而導緻羅馬共和國墜入了寡頭制的深淵，在寡頭之間的内戰中瀕滅亡。

當大量公民不再為公衆利益而聯合執政，政權落到底層窮人手中，并專門用來為他們服務時，共和制就轉化成暴民制。亞裡士多德說：“暴民制是一群貧民掌權的統治”，在這種制度下，殺富濟貧、平均主義、踐踏法制成為普遍現象。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時期，羅伯斯庇爾、丹東率領“無褲黨公民”奪取政權後，便打着“祖國在危急中”的旗号下大開殺戒，屠戮同胞，留下血腥的一筆。

在亞裡士多德看來，好的統治模式必然要以公衆利益為導向。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雖然存在差别，但它們所追求的都是維護公衆利益，以至善、公正和美德為統治原則，所以并不存在哪種政體更好、哪種更壞。君主制會導緻專制、貴族制會造成寡頭、共和制也會産生暴民，因此不存在盡善盡美的政體，城邦的統治者各取所需就行了。

然而，其實這三種政體在本質上都是統治者用來壓迫被統治者的手段。在《政治學》中，亞裡士多德就說兒童隻是“假設意義上的公民”，奴隸和婦女不是公民，工匠與勞工也不能被視為公民，外邦人隻有當他的母親是本邦人的時候被當做公民。所以在一個城邦中，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底層勞動者、奴隸、婦女、兒童都被排斥在統治者之外，那些蓄養奴隸、擁有财産、圈養娈童的成年男人才獲得公民的資格，能夠通過輪番擔任公職來成為統治者。政體是他們所發明出來并為其服務的東西。所謂“公衆的利益”隻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已。

對于奴隸們來說，君主制、貴族制與共和制的區别就像鐵鞭、皮鞭和柳條的差異一樣，唯一不同的地方僅僅是打在身上的疼痛程度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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